“遗老”的隐衷

□　王学斌

　　民国学术乃循清代而来，无老辈焉有新人?
　　民国学界，颇兴盛一股唯新是求之风。于新式学人眼中，前清宿儒几乎成了腐朽的同义词。如1922年8月28日，执彼时学坛牛耳的胡适，在日记中慨叹“现今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胡适这般评价民国学术，恐怕并非实事求是，其中一半是自我标榜，宣示掌控学界话语权；另一半则是挤压对手，令其尽快撤退至学界边缘。故在新派口中，所谓老师宿儒，大都被打入顽固保守之列，甚至等同于前清遗老。与之关系稍近的学界后进，亦受株连，被视为遗少。其实即使不幸言中，所谓“遗老”，亦有其不足道之隐衷。
　　晚清民初著名翻译家与文学家林纾，本纯然为学界中人，对政治毫无兴趣。辛亥年武昌首义，全国影从。京城内谣言四起，官民恐慌。为保阖家平安，1911年11月9日，林纾携全家老小前往天津的英租界避难。一日，林纾在街上遛弯，发现天津“一带报馆各张白帜，大书‘革命成功万岁’，见者欢呼，此亦足见人心之向背矣。”现实让他明白革命大势所趋，即使再痛苦，自己也必须做出抉择:究竟是做前朝之遗老，还是做新朝之国民?恰巧此时有一件事让他彻底打消了疑虑。他的大儿子林珪原在河北大城县任知县。直隶光复后，新政府非但没有反攻倒算，反而令其留任。儿子能够继续做“国家公务员”，且前景不错，这使得林纾颇为欣慰。
　　他决定赞同革命。按照他的话讲，即“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万无更翻之理……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州遗民。将来仍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林纾的理由倒也充分，一来革命已成，无可逆转；二来回顾几个月的情形，新旧鼎革虽然看似激烈，但流血极少，民国不是“杀出来的”，更像是“谈出来的”。况且新政府中的要职都由旧派人物出任，也让林有种“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难怪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宣称“新正当易洋装，于衣服较便”。
　　不过，这位“老民”还没做几天，就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1912年正月十二晚上，林纾在北京小有天三楼宴请南方临时政府专使团成员刘冠雄。酒意正浓之际，忽听窗外喊声震天，火光四射，“楼下炮声过爆竹”，不知有多少兵马在混战。更为要命的是，空中流弹穿梭，“火光已射阑干角”。这子弹可飞了不是一会儿，而是一夜，林、刘二人也就被困在楼上，整宿心惊胆战，未敢合眼。堂堂青天白日之下的中华民国，哪来的这么多嚣张猖狂的乱军流匪?林纾深深不解。之后先是新旧党争愈演愈烈，接着宋教仁遭人暗杀，不久“二次革命”硝烟再起，时局动荡不安。
　　民初乱象让林纾如遭当头棒喝。此情此景，怎让人不心生绝望?恰如林纾所言“时局日坏，乱党日滋。天下屹屹，忧心如捣。无暇作谑，但有深悲。”他又一次站到了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只是这一回的处境更加逼仄:民国让人无奈，清朝又回不去，何处才能安放林纾这颗孤魂野鬼般的心灵?思来想去，也只得去做遗老了，把自己锁进“同光中兴”的回忆里。
　　林纾被时局逼回了“前清”，而狂士王闿运则相对洒脱，虽对民主共和尚存疑虑，但拒绝复辟之逆流。镇压国民党之后，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欲复辟称帝。他想借重王闿运之名望，故聘其担任总统顾问。王早已识破袁之把戏，于是撰联一首加以讽刺:“顾我则笑，问道于盲。”后袁一再催逼，不得已，王闿运出任国史馆长。有则段子曾流传一时。王初抵京城，袁世凯即施以高规格的恩宠，不仅陪王闿运游览三海(中南海、团城和北海的合称)，而且大集百官，设宴为这位文坛耆宿洗尘。吃饱了，喝足了，聊嗨了，侃晕了，袁世凯还一个劲猛拍王闿运的马屁，礼性周至，状极谦卑，王则以“慰亭老世侄”称之。返回客栈的路上，王对随行的弟子说:“袁四真是个招人喜欢的角色啊!”马车经过新华门，他抬头喟叹道:“为何要题此不祯不祥之名?”同行的人大吃一惊，赶紧问他何故有此一叹。王说:“我人老了，眼睛也昏花了，那门额上题的不是‘新莽门’吗?”王真够机智戏谑，“莽”字与繁体的“华”字的确有点形似。西汉末年，“一代影帝”王莽发动宫廷政变，改国号为“新”，总算过了一把皇帝瘾。可他惨淡经营的王朝十五年即短命瓦解，本人也被绿林、赤眉掀翻在地，死于非命。王翁话中藏话，暗示袁世凯若蓄意称帝，其下场很难好过演技超群的王莽。随后他对袁之反感与日俱增，甚至于国史馆门上手书对联一副:“民尤是也，国尤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旁观者清”。嬉笑怒骂，皆寓于联中，实乃近代对联经典之作。后意犹未尽，又撰联一首:“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联内藏话，弦外有音，警告袁世凯勿逆潮流而动之意溢于言表。
　　曾先后执教北大、厦大的老辈学者陈衍曾点评他人将“遗老”一词写入诗词文章中一事，道:“惟余甚不主张遗老二字，谓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则老耳，何遗之有。”可谓平情之论。新文化人硬给前辈扣上“遗老”名号，与之分道扬镳，有其特殊时代缘由。若后人继续沿袭其论断，则一误再误，难窥历史实相。此处想起北宋苏东坡送给好友刘景文的一句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无论如何，民国学术乃循清代而来，无老辈焉有新人?知此理，则愿今后世间对这批易代之际的学人，能多持一分同情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