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１８２８—１９１２年）于１８５４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受过系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１８５５年，他满怀振兴中华的报国壮志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先后考察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参与了曾国藩的洋务事业、投入了戊戌变法活动，最终则转向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故其一生的主要岁月，基本上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相始终的。
容闳因久居外国，不谙汉文。其主要著作《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and America）［①］即系用英文写的自传。从１８６３年起，容闳即参加了同（治）光（绪）年间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前后达三十余年之久。他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皆有交往，而以与曾氏有相知之雅，故其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主要建树，也系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进行的。
一、学成归国 访问南京
容闳早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时，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进步，就昕夕筹思将来如何能对贫穷落后的祖国的重新振兴贡献一己之力。他说：“当予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②］为了改变“中国之腐败”状况，容闳的设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③］。易言之，就是要通过兴办教育的途径，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介绍到中国来，从而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改革各种弊政，汰除陈旧观念，使古老的中国能够跻入世界近代化先进国家之列。
容闳的这种思想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教育救国论之先声，迹其一生，他始终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了坚持不渝的奋斗。后来影响不断扩大，不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先进人士陆续提出了各种类似的主张，于是就形成了具有相当号召力的教育救国论的思潮。可是，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中国，容闳的这一主张还是曲高和寡难获知音的。
１８５５年后，容闳回到祖国，所见所闻的种种黑暗现实，使他感到无限苦闷、彷徨和焦虑不安。他一度想通过经商致富的途径，“藉雄厚之财力”，以实现救国理想。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而自己既然“志在维新，自宜大处落墨，若仅仅贸迁有无，事业终等于捞月”［④］，遂又决计弃商从政。
这时，震动中外席卷中国大地的太平天国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容闳对此深表同情，他认为由于清朝政府的残暴黑暗统治，“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不免于革命”［⑤］。为此，容闳于１８６０年１１月从上海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决定自己今后的政治去向问题。此时执掌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与容闳在香港时即已相识，因而对故人的远道来访深表欢迎。容闳遂向干王提出了改革天国朝政的七项建议［⑥］：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五、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上述七项建议有如下特点，需要加以说明：
首先，建议的内容涉及军事、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虽是针对天国的现实状况而发，但其政治理想基本上均包罗于内。诚然，其中第六项所云要在各级学校中，将“《圣经》列为主课”带有强化宗教的色彩，但其动机可能是为了迎合洪秀全的以教主自居的政教合一思想，以有利于改革方案的实行。
其次，在七项建议中，有四项涉及教育，至于其他三项没有涉及教育的建议，若“良好军队”的军官、“善良政府”的官员、“各级行政顾问”的来源，亦无一不依靠学校来培养、造就。由此可见，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乃是七项建议的主旋律和基本宗旨。
再次，容闳的七项提纲挈领式的改革建议，如果与洪仁玕于１８５９年所提出的《资政新篇》相比较的话，显然要简略得多。限于篇幅不能多赘，可参见拙文《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看农民战争的变化》［⑦］。可是就两者的基本精神而言，都堪称是为了使中国迅速进入近代化的殿堂所设计的最佳蓝图。遗憾的是，这两个蓝图在太平天国都是不了了之。相反，在清朝方面的洋务运动兴起后，其中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一些内容，却被陆续付诸实践。
洪仁玕对容闳的七项建议，因为彼此的改革思想深相契合而表示赞赏。当即希望容闳能够留在天京（南京）任职，作为自己的臂助，并立即送上一颗镌有“义”字爵位的官印和写在一幅黄缎之上的委任状。根据天朝官制：“义”为四等爵位，地位算是比较高的。这对于毫无寸功又与天国素无渊源的容闳来说，自然是莫大的殊荣了。可是他再三考虑之后，却婉言谢绝了干王的厚爱。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其一、容闳认为洪仁玕虽然久居香港，了解近世欧美各国情况，且有一定识见，“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⑧］，但其为人却是“善善而不能用”，即口头赞成而不能实行。
其二、容闳此时已了解洪仁玕并无多大实权，名义上虽然位列朝班之首总摄百揆，然而在实际上凡事皆须通过拥有军权的“诸王”讨论，“经多数赞成”，再经天王批准“乃可实行也”。在此之前一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业经天王同意刊行，尚且无法在天国统治区内予以实行，而容闳如果再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岂非缘木求鱼更加“无能为役”了吗？［⑨］
其三、天国后期的军事形势日趋严峻，上游军事重镇安庆自１８６０年之后即被湘军紧紧围困，情况至为危急。如果安庆一旦失守，天京即失去屏障，此时安庆保卫战的不利战讯正不断传来，容闳到了天京，对这些情况又岂能毫无所知？他对天国的前途缺乏信心，自然不愿将个人的政治理想乃至身家性命孤注一掷，轻易冒险。
其四、容闳虽对太平天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可是实际考察之后，不断获知的许多新情况：使之更不愿将自己报效祖国的宏愿寄托在这样的政权之上。“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他得出了“太平军之行为，殆无造福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⑩］的结论。
就是这样，容闳遂带着怅惘的心情离开了南京，去重新寻找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道路。
二、洋务运动兴起后参加曾国藩的幕府
１８６１年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兴起了一场以学习西方的军事、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等为内容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前期侧重于军事方面的“求强”，后期则转向经济方面的“求富”。曾国藩于１８６１年８月攻下安庆不久，即创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仿制洋枪洋炮，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然而，他在开始时把“师夷长技”看得过于简单，认为只要先购买西洋的坚船利炮，然后再“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①①］，即不难立获成功。于是在他的幕府就征聘了一批中国当时第一流的“覃思之士”，如华蔚芳、徐寿、李善兰等人在其左右潜心仿制。可是试制出来的枪炮却很不理想，因而曾国藩在《日记》中先后写道：“阅新制之劈山炮，不甚合式”［①②］；在安庆东城外“演炸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①③］。显然，炮弹没有落地即“开花”（爆炸），就谈不上有什么杀伤力。之后，曾国藩又命人仿造了一艘命名为“黄鹄”号的小轮船，但“行驶迟钝，不甚得法”［①④］。由是，他逐渐懂得完全依靠自学成材的、土生土长的科学家采用手工操作，单纯地徒事模仿是不能造出大量精良武器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引进西方最新机器和先进技术，方克成事。
正值曾国藩筹思无计之时，其手下几位幕宾推荐了容闳，盛赞他留学美国，“抱负非凡，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国致富强”［①⑤］。曾国藩十分重视，命人三次驰函敦请，这种殷切待士的态度，有点类似三国时代的“三顾茅庐”，使容闳深怀知遇之感。１８６３年８月，他来到安庆向曾建议先设立一“机器厂”作为“母厂”，然后设若干“子厂”，“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①⑥］。再将这些不同的机械所生产出来的各种部件加以组装，即可成为枪、炮以及军舰之类的新式武器。曾国藩听后不禁顿开茅塞，遂于《日记》中记道：“李壬叔（即李善兰）、容纯甫（即容闳）坐颇久。容名光照，一名宏（同“闳”）。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在花旗国（即美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①⑦］。
１８６３年１１月下旬，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正式授予容闳前往西洋购买机器的全权，并委以五品军功的官职。像这样的信任无间、不次拔擢，充分说明了曾国藩的知人善任和向西方学习的迫切心情。于是，容闳也就正式踏入仕途，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在洋务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作出积极的贡献。
三、容闳在洋务运动时期的主要建树
（一）购买新式机器，充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１８６５年春，容闳将全部机器从美国运回上海，共计耗资６．８万两白银。这批新式机器被并入设在上海高昌庙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或“上海机器局”等）。总局原来的基础薄弱，其机器亦多陈旧。而容闳从美国“所购之器”１００余台，乃是设备最全、功能最佳的机器，至是悉数“归并一局”［①⑧］，遂大大充实了江南制造总局，不仅能制造各式枪炮，还能修造大小轮船。于是它就成为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开端。当时有的外国人评论道：“制造局系在两江总督管辖之下，局中有很多现代的机器以及各种材料。局厂建得很好，制造工作整齐完善”［①⑨］。后来不断扩充、发展，造船部分独立出来就成为著名的江南造船厂；制造军火部分则改称上海兵工厂（１９３７年抗战后，为日军拆毁）。江南制造总局所造枪炮军火，于１８８４年的中法战争、１８９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都发挥了作用。
鉴于容闳对这一军工企业的贡献，曾国藩乃专折上奏清廷，说容闳“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实与古人出使绝域相等，应予奖励，以资激励”［②⑩］。于是，清廷遂任命容闳为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的资格分配到江南制造总局工作，月薪２５０两白银，这在一百多年前是很高的待遇了。“虽四品衔候补道，无此厚俸也”［②①］。１８６６年，在江南制造局的实际负责人丁日昌的保荐下，容闳又被清廷赏戴花翎，这在清代是具有一定功勋或恩赐的标志。
（二）向清廷提出“条陈四则”
１８６８年，容闳在升任江苏巡抚的洋务派大员丁日昌的支持下，将自己的改革时政的四项条陈，请丁转奏清廷。［②②］
第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所谓“合资公司”，即在当时西方世界业已普遍实行而在中国尚属罕见的股份公司。根据容闳的意见：“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其目的在于确保“股权”不致落入外国侵略者之手，以免中国的利益受到侵害。他还主张“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以免经营管理之权为外人所攘夺。至于汽船公司的任务，除一般货运外，主要是运输漕米。清代将南方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往北京一带，供应军需民食，年约数百万石，称为漕运。由于“水程迢迢，舟行迂缓，沿途侵蚀，不知凡几！”尤其是在遇到阴雨连绵或持续高温的天气时，米粮因受潮受热而变质，以致“朽败而不可食”，既影响人民的身体健康，又使国家每年遭受巨大的损失。所以，容闳主张成立汽船公司以解决这一积弊而利国利民。
第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此条为容闳梦寐以求而多年未能实现的以振兴中华为宗旨的“教育计划”的核心。归国后十余年来，他蒿目时艰，益感推行近代化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许多新兴事业对于娴习近代科学技术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人才的需要，也日益殷切。因而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为国储才”已成为刻不容缓之事。至于选派的办法，容闳在“条陈”中作了详细规划：（１）总名额定为１２０名，每年３０名，分四批（四年）选派完毕；（２）学生的年龄定为１２岁至１４岁之间的聪颖少年，学习年限定为１５年，全部公费。学成回国时，一般皆为３０岁以下风华正茂的青年，可以大展鸿猷报效祖国；（３）行政组织，设正副监督各１人，负责对留学生的管理事宜，另派“汉文教习”随同前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等等。
第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中国矿产资源丰富，但千百年来俱用土法开采，成本高而产量低。洋务运动兴起之后，使用新式机器开采煤铁等矿的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容闳提出此项建议，是十分适时的。他鉴于开矿必须解决运输问题，又建议“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容闳能够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足见其思想的敏锐性与识见的深远性。
第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有自由传教之权，影响至为巨大。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往往起着侵略急先锋的作用。为此，容闳指出：“盖今日外人势力之放恣，已渐有入中国越俎代庖之象”。如不妨微杜渐严予制止，后患将难以相象。故他明确提出传教士的任务，仅仅限于传教，“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
毫无疑问，容闳的建议是正确的及时的，丁日昌等洋务派此时也已看到事态的严重性，因为就在这一年（１８６８年）发生了扬州教案，所以才会同意将这一内容列入“条陈”转奏朝廷。只是由于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畏葸苟安，未能及早制止外国传教士的侵权行为，以致祸患越演越烈，各地教案不断发生。
在上述的四则“条陈”中，容闳说自己之重点为第二项，即希望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能够获得清廷批准，自己的教育救国的夙愿即可得偿。
不料“条陈四则”送达清廷后，因无人支持而被束之高阁，这对满怀报国之心的容闳自然是一大打击。不过，“条陈”的四项内容却不胫而走，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产生了巨大的回响，引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的高度重视。在以后的岁月里，有的内容陆续付诸实施。例如在李鸿章主持下于１８７２年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即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航运企业，承运漕粮兼运商货，其组织及经营方式等也多借鉴容闳的建议；又如在李鸿章倡议下，１８７８年开平矿务局的建立、１８８１年唐胥铁路的通车，以及１８８２年在左宗棠倡议下徐州利国矿务局的成立，等等。这些都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洋务企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左、李等人也均对派遣青年出国留学一事深为关注，由于他们的支持终于开创了出洋留学的风气。
（三）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实施
１８７０年，容闳在曾国藩、丁日昌的支持下，再次提出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为了引起清廷的重视，曾国藩决定由他领衔会奏，由于曾氏的地位和影响，清廷迅即批准了这一奏折。本来留学生正监督应由精通英语擅长西学的容闳来担任，但是为了缓和顽固派的激烈反对，曾国藩、李鸿章又联衔会奏清廷，决定在为留学生设立的两名监督中，由翰林出身、思想保守的刑部主事陈兰彬任正监督，而以容闳为副监督；随行出国的汉文教席的任务是：学生在“肄习西学”的同时，“仍兼讲中学”，而且要“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端”［②③］。其主要目的，则要使学生牢固树立“中体西用”的思想。
１８７２年８月，第一批３０名幼童（年龄定为１０至１６岁）抵达美国，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出洋留学的新篇章，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后三年内，中国幼童均按计划分三批到达美国。他们刻苦耐劳、勤奋好学，有许多人的成绩超过美国学生。据当时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幼童均来自良好高尚的家庭，经历考试始获甄选。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成的”［②④］。
容闳见到幼童们来美后的积极奋进精神以及美国人士的好评，内心极为欣慰。可是支持自己实现此项“教育计划”的曾国藩却于１８７１年冬因病逝世，容闳为此感到无限惋惜与悲痛。他说：如果上苍“赐以永年”，使之“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手创事业之收效”［②⑤］，其乐当如何耶！然而容闳所没有料到的则是曾国藩的去世使自己失去有力的后援，以致留学生正监督陈兰彬及其继任者吴子登等人看到这些幼童逐渐习染西风，有的跳舞滑冰，有的喜食西餐，有的信奉耶教，有的西装革履，其尤甚者则不习汉文，不读《四书五经》及《圣谕广训》之类在国内必须诵读的典籍时，不禁大为恼火，视为大逆不道数典忘祖。因此，他们与朝廷内部的顽固派沆瀣一气，群起攻击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为错误，认为这些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为了防患于未然，应当立即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云云［②⑥］。
这次坚持与反对派遣留学生的斗争，实际上是西学与中学、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之争，坚定地站在留学生一边的只有容闳一人，李鸿章虽然同情留学生，却有力不从心之感。在朝野一片反对声浪中，李鸿章采取了一种妥协方针，一面责令正副监督对留学生严加管教，一面向美国政府交涉让中国留学生能进入美国陆海军专门军事院校学习，以便培养国家所急需的高级军事人才，庶几乎亦可减少来自顽固派方面的压力。不料这一要求竟为美国政府所拒绝，容闳虽然一再交涉均归无效。于是清廷遂于１８８１年夏作出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全部留学生的决定。
容闳鉴于自己辛苦经营的教育事业面临着半途夭折的危险，而１８７２年以来先后来美的幼童最小者此时也已２０岁，其中有不少人不仅高中毕业，且已考入耶鲁、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深造，如中道辍学岂不可惜！于是乃向美国友人呼吁伸以援手，请他们函请清朝政府收回撤回留学生之成命，虽然不能就读军事院校，但是仍可攻读理、工及其他高等院校，将来学成回国，同样可以为中国的近代化建设效力。其中以美国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orter）联合美国教育界的许多名流共同署名写给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信最为诚挚殷切，信中说：留学生们“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故品学兼优，“成绩极佳”，“咸受美人之欢迎”；他们的表现，“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因此，希望清廷收回成命，以免功亏一篑，并恳切地指出：“令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且开花结果矣，顾欲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②⑦］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清政府坚持己见，仍然严令全部留学生必须克期回国。除了坚决不归及业已夭亡者２６人外，其余９４人均于１８９１年１１月回到上海。至此，容闳所追求的教育救国计划中最为雄伟壮丽的一章也就结束了。
论者或谓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半途而废，不仅是容闳个人的失败，也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任何新事物的出现与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须知在风气闭塞、“严夷夏之别”的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中国，封建主义仍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曾国藩等洋务派能够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师夷长技”，这在当时就是一个有魄力有远见的行动，的确具有非凡的胆识。
其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此次出洋留学之举尽管遭受了挫折，但留学欧美的风气却从此大开，在这之后的几年，李鸿章就选派了许多官弁、学生前往英、法、德等国学习军事、造船、矿学、法律等不同学科。李鸿章说：留学的“风气渐开，虽未必人人能成，亦可拔十得五”，对国家的建设“不无裨益”［②⑧］。后来的事实证明，归国留学生中有不少人是作了很大贡献的。到了２０世纪初年，留学之风更盛，仅仅东渡日本者即达万人。所以，从这一角度看，容闳首倡的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之举并没有失败。
其三，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一事本身虽然未能善始善终以竟全功，但也未完全失败，因为这百余名归国留学生仍然在各条战线为祖国的近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均在洋务运动时期所兴办的各项事业中得到安排，各展其长，主要有：在海军任军官者１８人；在铁路任工程师及局长等职者１７人；在电报业任职者１６人；在外交界任外交官（领事、公使等职）及翻译者１５人；在矿业系统任职者８人；在行政部门任职者６人；从事医务者５人；教育工作者４人等。可见这批留学生所学的专业是多种多样的，而以工科为主，他们的回国使“洋务新政”的人才恐慌得以部分纾解。后来成为出类拔萃的知名人物者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其次则有外交界要人唐绍仪、梁敦彦以及协办清华学堂（即后来的清华大学）的唐国安、海关监督蔡绍基等人，其他崭露头角者难以一一列举。因而容闳后来说：“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而今日政府（指清廷）似亦稍稍醒悟，悔昔日解散留学事务所之计划，此则余所用以自慰者”［②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容闳来说，１８５４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不仅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凤毛麟角前所未有，即使在１４０多年前的美国也是鹤立鸡群备受重视的。他本来是可以在文明昌盛、生活丰裕的大洋彼岸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可是，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更没有忘记苦难深重的祖国，他终于在１８５５年回到了对于自己有着覆露之恩的父母之邦。在此之后的几十年内，他一直在为振兴中华、为中国的近代化而竭智尽力，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完全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必须指出：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在那个时代也具有积极意义。他从１８６３年投入曾国藩幕府参加洋务运动之后，即一直在为实现自己的通过教育手段传播“西学”，以便使祖国臻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崇高理想而坚决努力。１８６７年，当曾以两江总督的身份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时，容闳鉴于总局之内的工程技术人员全为外籍人士，遂建议应当招收中国学生，“浸以机械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俾能逐步代替目前所聘用的“外国工程师”。［③⑩］曾国藩也认为有了“制器之器”，还需要有“制器之人”，乃立即决定在总局之下附设一所技术性学校，以培养初、中级的工程技术人员。容闳深为自己的建议能够被采纳而感到由衷地高兴，他说这是自己的教育救国计划的“小试其锋”［③①］。后来实践证明，这所工艺学校的确培养了不少人才，替代了原由外国工程师所控制的岗位。从维护国家利权的长远观点来看，他的建议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也是他的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
其实，１８６０年冬，容闳向干王洪仁玕所提的七项建议，其主旨即在于实施教育救国计划，只是未能成功而已。论者或谓容闳的辞别太平天国乃是逃避火热的革命斗争，而后来的归向曾国藩则是走入反动营垒。笔者觉得这样看问题似乎过于简单化了。首先，容闳的前往天京，本系“访察”性质，“合则留，不合则去”，他没有接受天国的任何官职，所以就不存在“脱离革命”的问题。此其一。同时，太平天国自１８５３年定都南京后，其政权性质即向封建或半封建转化，迨及后期则更趋腐败。因而它与清朝政府在封建性方面并无根本的差异。我们很难用贴标签的方式，断言容闳的投向清朝政府为洋务运动效力，就是走向反动道路。此其二。还须指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为了使太平天国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一个改革方案，它与容闳的“七项建议”以及他后来向清廷所提的“条陈四则”，只有详略的差异，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所以，我们自不能由此得出容闳的投向曾国藩幕府就是走向反动的结论。洋务运动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使封建的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它的兴起的确在这一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洋务派的领导人曾、左、李等人至少要比深闭固拒、泥古不变的顽固派要进步得多，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③②］因此，容闳的认同洋务派，依靠洋务派大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无可厚非的。
容闳倡导的幼童留美之事尽管受到顽固派的攻击与破坏，可是其客观影响却超乎一般人的想像之外。它从此打开了出洋留学的禁锢，逐渐形成了无法阻遏的风气，“西学”也就随着大批留学生的归国以及新式学校的兴办等渠道而迅速传向神州各地，从而产生了“其来微而渐”、“润物细无声”的深远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西学”的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最终则萌发“对旧政治而思奋斗”的想法。［③③］这一论述相当深刻和真实，因为他阐明了戊戌变法运动产生的思想基础。
容闳于其晚年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教育的手段还不足以挽救祖国的危亡，他觉悟到“中国根本之改革”，已是“不容稍缓之事”。［③④］因而自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之后，他就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运动，１９０１年后又开始倾向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这说明他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１９１２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孙中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邀请滞留美国的容闳回来担任要职。其中略谓：“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练达过人”，故特“恳请先生归国”，大展鸿猷，“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③⑤］可是，容闳此时已身染沉疴，无法重登旅途，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１日，终于长逝于美国。但其影响与贡献，却福泽后人，值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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