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京生
十九世纪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人哈尔福德·麦金德博士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著名理论：“谁统治亚洲的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亚洲；谁统治亚洲，谁就统治世界”。神秘的山国不丹就位于这“亚洲心脏地带”的最南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山坡上。
十七世纪下半叶，当清帝国和英帝国这两个大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大弧形山墙相撞时，坐落在这山墙中部的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就成为这两个帝国之间的缓冲和彼此纵横捭阖的天然舞台。当英国人的势力最初到达喜马拉雅山脚下时，不丹像锡金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附和效忠于清朝的。1788年，廓尔喀人入侵了锡金和春丕河谷。当他们试图经这里进一步入侵西藏本部时，遭到清朝军队强有力的反击。1792年，由福康安指挥的军队进行反攻，深入到加德满都附近，打败了尼泊尔，并强迫它签订条约，成为大清的藩属国。与此同时，清廷通过西藏地方当局对锡金行使宗主权，并且把不丹也列为西藏——即清朝——的附庸。
“不丹”这个名称出自梵语，意思是西藏（Bhota）的边陲（anta）。不丹的各个地区也有着不同的名称，比如中不丹的西部和东部分别叫“布姆唐”（十万平原）和古尔；西不丹的西部和东部分别叫做帕罗和普那卡。西藏人对不丹也有许多其他称呼，比如洛域（Lho Yul，南国）、洛蒙（Lho Mon，南方黑暗之地）、洛蒙卡希（Lho Mon Kha Shi，南方四条通路之地）、洛门琼（南方出产草药之地）、洛增丹琼（南方出产丝柏之地）等等。不丹当地通用的藏语宗喀方言称这片土地为“竺域”（Brug Yul）。这个词的意思是“龙的国度”。“竺”即“龙”，是西藏中部一个小寺院的名称，不丹的国教竺巴噶举派（属于藏传佛教噶举派，即白教）就是从那里产生的。不丹人自称为竺巴，意即“龙（竺巴噶举派）的人民”，称国王为竺加布（Hbruk Rgyal Po，读音为Druk Gyalpo），意即“龙（竺巴噶举派）的国王”。
像锡金的藏族人一样，不丹藏族人也被印度人和尼泊尔人称作菩提亚人。属于藏族血统的东不丹人是在公元九世纪初来到不丹的。他们来自西藏东部的康区，体型与康巴人十分相似，身材健壮，下颌突出，骨骼粗壮，眼睛细长。住在不丹西部的人则与西藏春丕谷和锡金北部的人更为相似。不丹境内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部落，比如东不丹的卓克巴人、谢尔乔克巴人和西不丹的多亚人，他们的起源和历史是不清楚的，但也操藏族语言，过着放牧牦牛的游牧生活。至于生活在不丹南部的尼泊尔人和雷布查人则来得最晚，是十九世纪来到不丹的。
位于不丹西部的哈宗（Haa Dzong），位于山谷环抱之中。这也是不丹的主要人口分布区——中不丹山麓区——的常见景色
今天的不丹王国面积为46000平方公里，和丹麦（本土地区）或爱沙尼亚差不多，若按欧洲的标准来看虽然属于小国，但不算是袖珍国家，但如果按照亚洲的标准来看，就可以算是蕞尔小国了。历史上的不丹面积要大得多。也许是由于继承了骁勇善战的康巴人血统的缘故，不丹在历史上长期与北方的西藏发生冲突，后来因为内战才勉强承认西藏是宗教意义上的宗主（不丹在政治上视清朝为宗主国）。在南边，不丹攫取了孟加拉山口，从而控制了印藏贸易，并从中获得巨大利润。在东南边，不丹事实上控制了印度的库奇比哈尔土邦国，与阿萨姆王国和尼泊尔王国都有共同边界。不丹的货币在比哈尔地区自由流通——时至今日，印度的比哈尔邦叛军仍在受挫时逃往不丹寻求庇护。不丹对其西邻锡金也不时加以侵扰，并从锡金手中夺取了商道重镇噶伦堡（Kalimpong）。
不丹从地形上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明显的地区：南部低地、中部山岭地区和北部雪线以上的喜马拉雅山地。南不丹是一片纵横交错的陡峭小山网，其中包括覆盖着大片茂密原始森林的山麓地带，海拔最多只有200米。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无人居住。中不丹海拔从1500米到2700米不等，有几个美丽的谷地，其中布姆唐谷地是海拔最高、土地最肥沃的一个，不丹的历史和经济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地区发展起来的。不丹的第一位竺加布（国王）乌颜·旺楚克把这个繁荣的谷地定为“扎撒”（王都）所在地。北不丹是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群峰，高达7326米的珠穆拉里峰（Jomolhari）是不丹的佛教圣山，也是苯教的神圣山峰。
不丹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人们大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南不丹人主要务农，种植水稻、小麦、水果和蔬菜，北不丹人则既是农民也是牧民，以饲养牦牛为主，也种植大麦、荞麦和玉米。另外，不丹人也可以算是天生的商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像尼泊尔商人垄断了印度与西藏之间的西线贸易一样，不丹商人垄断了藏印之间的东线贸易，并负责货物的搬运。他们从印度的孟加拉、阿萨姆和库奇比哈尔等地收购染料、柞蚕丝、布匹、槟榔和烟草，用来换取西藏的羊毛、茶叶、食盐和麝香。不丹人还用干辣椒、干鱼、虫胶、茜草等农产品，特别是产自不丹和孟加拉的大米，再加上从印度输入的铁条、铜条、象牙和小豆蔻，来换取西藏的牛、矮马、皮革、蜜蜡和棉毛织品。直到1959年中不边界关闭时为止，西藏地方政府都在临近不丹的地区派驻被称为“德勒杜巴”（大米收购官）的官员，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从不丹尽可能多地收购大米。其他的西藏人是不允许从不丹进口大米的。
不丹妇女善于纺织，她们用家里的土制织布机编织出美丽的地毯，在印度和西藏的市场上供不应求。尽管不丹有大量的山羊和绵羊，但不丹仍要从孟加拉和西藏进口羊毛原料。不丹出产高质量的细纸，也擅长木工工艺，这可以从房屋和寺院里那些装饰华美的门窗看出来。不丹人还像西藏人一样精于建筑，其城堡、寺院和宫殿都是些结构和设计都很高超的坚固建筑物，许多寺院坐落在峭壁或悬岩上，并筑有护墙。
位于廷布的不丹国家图书馆，是一座典型的藏式楼房建筑
由于地势高低不平，不丹的房屋大多不是布局井然的，而是沿着山势紧紧地挤成一簇，每一簇就是一个村庄。不丹境内为数众多、构造坚固的铁索桥将这些村庄联为一体。中不丹及北不丹的房屋样式是藏式的，有两层或三层的楼房，底层用来饲养家畜，二层和三层是经堂和起居室；南不丹则受印度和尼泊尔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平房为主。大多数不丹农民拥有两处农场和牧场，一处在较高的地方，供夏季居住和放牧，另一处在较低的地方，是过冬用地。这种来往于山上与山下牧场之间的季节性牲畜迁徙表明古代的不丹是个游牧型的社会。
不丹的早期历史无从考察，它的历史年表最多也不过是一种猜测而已。根据不丹的传说，第一个不丹人是从天而降的；根据梵文的传说，不丹的土著是印度的库奇人。公元650年，印度东北阿萨姆地区的迦摩缕波王国（Kamarupa）发生政治动荡，此时来自北方吐蕃王国的藏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了不丹地区，驱逐了当地的土著库奇人。作为迦摩缕波王国一部分的不丹从此与印度分离了。驻扎在不丹的吐蕃军队在冬季时经常出征布拉马普特拉平原地区，对那里的村庄和城市进行劫掠。在这些军事远征中被抓来的印度人和阿萨姆人被当作奴隶，为国家或者宗（【注】不丹的宗是仿照西藏设立的地方政权，有些类似于中国内陆的县，但不同的是宗还负有军事上的责任。西藏和不丹地区的各个宗原本是佛教传入以前土酋或小邦主的堡垒）服强制劳役。这种奴隶制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期才被英国人强制废除。
传说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一只老虎驮着莲花生尊者（像西藏人和锡金人一样，不丹人习惯称他为古鲁仁波切，意为宝师尊者）从西藏飞越群山而来，将佛教传入了不丹，从此藏传佛教就成为了不丹的国教。位于西不丹的达藏寺是不丹所有寺院中最古老、最神圣的一个，这座寺院的历代活佛据信是莲花生尊者的化身。“达藏”意为“虎穴”，就是指莲花生的那头坐骑。事实上不丹有史可考的最早寺院是藏王松赞干布下令修建的，一座位于布姆唐，另一座在帕罗河谷。
吐蕃王国在不丹的统治随着藏王朗达玛时期（836-842年）吐蕃中央政权的崩溃而告终，但由于当时吐蕃驻军的士兵和他们的后代广泛地定居在不丹，以致十三世纪的穆斯林历史学家把孟加拉王公穆罕默德·本·巴克蒂亚尔·卡尔吉对迦摩缕波以北山区的入侵也说成是对吐蕃的出征。公元1205年的这次远征仅仅到达不丹南部的一个小山谷，不丹的弓箭手与入侵者在那里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战斗。根据穆斯林史料的记载，不丹山民配有盔甲、竹矛、头盔和盾牌，他们把收成和饲料全部烧毁，因而迫使敌人在遭到重大伤亡之后不得不退却。根据这些史料的估计，当时不丹的人口为三十五万，军事力量为骑兵三万、步兵一万。
公元十三世纪以后，从西藏地方来到不丹传教的喇嘛们曾在一定程度上对不丹进行过名义上的世俗统治，并把西藏的“宗”制度应用于不丹。。当时的不丹仅仅指的是西不丹，那里的部落倾向于采用共同的语言，即藏语宗喀方言，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而在东不丹存在着极大的语言差别，直到现在也还没能融合成一种统一的语言。
当时在不丹流传的教派除了竺巴噶举派之外，还有拉巴噶举派（与竺巴派互为敌人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和宁玛派。西藏各教派对于不丹最高权力的竞争，是那一时期不丹历史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竺巴噶举派上师帕卓·杜果姆·希格布的个人魅力，使得这一派成为在不丹居统治地位的教派。十三世纪末叶，帕卓上师在不丹旺楚河的右岸修建了一座小城堡，命名为东贡城堡，不丹人把它视为本国竺巴噶举派的发祥地。
阿旺·纳姆加尔（1594-1651），不丹的开国者和第一代沙布隆喇嘛
公元1616年，阿旺·纳姆加尔喇嘛（Ngawang Namgyal，也可译为阿旺朗杰）来到不丹。他属于吉亚家族的继承人，这个家族是竺巴噶举派创始人竺衮藏巴嘉热的直系后裔和该派世袭领袖，也是西藏的竺寺和热凌地区的世袭领主。由于与噶玛噶举派的一位重要活佛发生了激烈的争端，阿旺·纳姆加尔面临被逮捕的危险，于是决心移居国外。阿旺·纳姆加尔的父亲腾派·尼玛早已在不丹居住，恰在此时向他发出了移居不丹的邀请，于是阿旺·纳姆加尔带着追随者离开西藏，进入不丹。在不丹盟友的帮助下，阿旺·纳姆加尔逐渐迫使他的主要敌手——拉巴噶举派、南宁巴派和其他一些教派——归顺或流放出境，从而把整个国家控制在了自己手里。至于不丹的另一个主要教派——宁玛派，阿旺·纳姆加尔并没有将其驱逐出境，而是让其在不丹的中部和东部自由发展。
1627年，两位来自印度果阿的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成为首次进入不丹的西方人，并在那里住了八个月之久。他们向阿旺·纳姆加尔献上了西方式火枪、黑火药和望远镜，并提出帮助不丹与西藏打仗，条件是允许他们在不丹传教。阿旺·纳姆加尔拒绝了这些传教士的请求。
在1634年的“五喇嘛之战”后，阿旺·纳姆加尔统一了整个西不丹，并以“沙布隆”（全称是Druk Shabdrung Rimpochhe Lama，竺克沙布隆仁波齐喇嘛。“沙布隆”是“足下”的意思）的头衔自立为不丹最高的宗教和世俗领袖。他创建了不丹的“宗”（县），并且创立了一整套等级职位制度，其最高职位为基堪布（Rje Mkhan Po，大方丈，不丹所有寺院机构的总管，由选举产生，任期三年）。他委派高级喇嘛管理每个寺院，这些喇嘛被称为“翁泽”（Dbu Mzad）。
在争夺不丹最高权力的斗争中，阿旺·纳姆加尔遭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私生表兄弟巴桑·旺布和第悉藏巴蓬楚克·纳姆加尔的对抗。第悉藏巴信奉噶玛噶举派，他在1639年派军队入侵不丹，根据传说，正当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阿旺·纳姆加尔的守护神忽然化为形状很像鹰的渡鸦来保卫他，后面跟着一大群同样的鸟。这些鸟不停地袭击后藏军队，使其死的死、降的降，其余的仓皇跑回后藏。从那天起，这只渡鸦就成为不丹的圣鸟，它的形象成为沙布隆冠冕上的装饰物，1907年不丹改为世俗王国后成为王冠的一部分。
当萨迦派（花教）领袖索南·旺楚克替第悉藏巴为战俘求情时，阿旺·纳姆加尔毫不犹豫地释放了这些人，让他们返回后藏。阿旺·纳姆加尔的成就对不丹的邻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廓尔喀、尼泊尔和库奇比哈尔等王国都向他派出了友好使团。
1641年阿旺·纳姆加尔巡游廷布时，打败了拉巴噶举派的残余势力，并从他们手中夺回了东贡古堡。他在古堡的旧址上修建了一座更大的城堡，名为扎西曲宗（Tashichoedzong，吉祥法宗）。尽管后来的不丹统治者对这座城堡时时加以修葺，但它还是被地震震坏了。1960年不丹国王吉格梅·多尔吉·旺楚克又在扎西曲宗的废墟上修建了一座新城堡，并在其旁边建设了一个城镇，这座新城堡如今是不丹王国的行政首都和扎撒（王都）所在地。
位于不丹首都廷布北郊旺楚河西岸的扎西曲宗城堡。初建于1216年，1641年被阿旺·纳姆加尔夺取并加以扩建，后成为不丹历代德布驻地。1771年毁于火灾，随后重建。1897年在阿萨姆大地震（里氏8.1级）当中坍塌，1902年再度重建。1907年不丹成为王国后，其首都一度迁往普纳卡，扎西曲宗成为不丹国王夏季行宫。1952年不丹迁都廷布后，扎西曲宗再度成为不丹王座及政府所在地，王室秘书处、内政部和财政部也设在城堡内。不丹王室住在北边4公里外的德钦曲林宫。
不久之后，不丹和西藏之间因为达旺地区门巴人的寺院问题而发生了纠纷。当和硕特蒙古统治者固始汗统帅着蒙藏军队在1644年进入后藏地区时，阿旺·纳姆加尔喇嘛便决定与达赖喇嘛和解。两人在1646年签订了协议，恢复了达旺地区的原有局面。然而和平并未能持久，蒙藏军队在1647年侵入不丹，直抵西不丹的帕罗谷。根据不丹的传说，藏军士兵受到树林里蜜蜂的袭击。当被蜜蜂刺伤的西藏士兵因疼痛而惊慌奔跑时，他们的长发被灌木丛中的荆棘缠在一起，无法解脱，被反击的不丹人轻易捕杀。从藏军手里缴获的武器和盔甲至今还陈列在帕罗宗的旧城堡里，而那片具有历史意义的树林则在1968年被铲平，修建了不丹的第一座机场。
不丹的帕罗机场，也是该国唯一一座国际机场，1968年由印度陆军工兵部队修建，原仅供印度和不丹陆军直升机使用，1981年改为民用。帕罗机场海拔2200米，周围山峰高达5500米，目前全世界只有8名民航驾驶员具备在该机场起降的资格，而且起降飞行严格限制在白天进行
帕罗机场停机坪上的一架不丹王家航空公司（Drukair, Royal Bhutan Airlines）的空客A-319客机。该公司成立于1981年，是不丹的国家航空公司。1983年该公司使用一架多尼尔228飞机进行了首次运营，降落时间、乘客人数和停机方向都由帕罗宗的喇嘛进行掐算，以求吉祥。1987年不丹政府以2500万美元价格购买了一架BAe-146支线客机（也用作王室专机），1992年又购买了一架同型飞机。后由于不丹政府规定除印度公民外的所有外国游客都必须经帕罗机场入境，因此不丹政府在2003年拨款35.34亿努扎姆，购买了两架空客A-319，以扩大营运规模。目前不丹航空公司开辟了飞往新德里、加尔各答、加德满都、达卡、曼谷和仰光的航线。由于不丹推行“高端旅游”的概念，因此不丹航空的机票价格比较昂贵，比如2011年底曼谷至帕罗的单人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约为880美元
1650年，阿旺·纳姆加尔建立了“伦吉措克”（Lhan Rgyas Tshogs，宣政院），又仿照西藏的第巴（摄政）制度设置了德布（Deb）这个官职，管理国政。他把不丹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每个地区委派一名僧官，称作“本洛”（Dpon Slob，大师或省长），每个宗（县）派一名宗本（Rdzong Dpon）管理行政。本洛兼任大宗的宗本，比如中不丹的本洛就兼任通萨宗的宗本，这类似于省长兼任省会市长。不丹官员的官阶是用其披肩颜色来标志的。黄色的披肩只有沙布隆喇嘛、德布和基堪布才能穿戴。大臣和副大臣、以及本洛这样的头等权贵穿橙色披肩，宗本和其他二等权贵穿红色披肩。三等以下的官员穿红白条纹披肩。
1651年，阿旺·纳姆加尔颁布了不丹的第一部宪法《查伊克》（Rtsa Yig，意为“法令”），规定不丹的统治者是世袭的，也应是信仰宗教的，而且是宗教事务上的最高权威。这部法典严格地规范了僧侣和官员的行为，禁止喇嘛违背独身誓言，禁止在葬礼上宰杀超过一头的牲畜（供喇嘛食用）。《查伊克》禁止向农民征收除自愿贡献之外的任何赋税，规定不丹的税收由各个宗的会计官负责。土地税的数量几乎是固定的，用大米、小麦、大麦、豌豆、肉、酥油、布匹、皮革等实物交税。收上来的物品存放在各宗的储藏室里，用来供养喇嘛和军队。除了宗本及其下属官员本人外，其妻子、子女和其他家属都不得住在宗城堡里，而只能住在城堡附近。
不丹的哈宗城堡。宗是不丹的地方行政单位，每个宗的政府都设于城堡之内，这些城堡也叫做宗。除了作为政府所在地外，还兼有兵营、法院、监狱等用途，通常还设有寺院。根据不丹法律，宗本或宗达的家属不准住在宗内
位于不丹西部帕罗的仁蓬宗城堡，建于1646年，此后几个世纪里一直是帕罗宗和帕罗本洛的驻地
阿旺·纳姆加尔在《查伊克》里面说道：“假如当统治者的本来有机会为臣民造福而玩忽职守，那么他们跟魔王又有何区别呢？”他规定乌拉（差役）系统只有公干官员才可以享用，国家官员为了自己的健康到温泉或矿泉疗养时，无权使用公家的力夫或食物配给，而应自带食物和挑夫。国家官员如因私事外出，不得到宗政府去；如果去了，宗政府不得以因公出差才有的食物供应他们。一名官员可以养一匹矮种马自用，此外还可以委托宗政府饲养一匹矮马，除此之外他不得以国家的费用喂养超出三匹的矮马，如有违犯，将由宗政府将其矮马没收。
《查伊克》规定对杀人犯的处罚是将杀人的手和两条腿的筋砍断，或者将罪犯绑在他所杀的人的尸体上。犯有抢劫或偷盗罪行的人被卖为奴隶，并没收其财产。《查伊克》还规定任何人不得在王宫或寺院周围一定的范围里骑马，禁止以任何方式吸食烟草，禁止钓鱼和从森林的蜂窝中取蜂蜜等等。对于不尊重法律的人，可以随意鞭打使之就范。阿旺·纳姆加尔还注意镇压国内的盗匪行为，对游牧部落加以控制，修建铁索桥和灌溉系统，并孜孜不倦地提倡商业和手工业。他所作的这一切改革都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权力。
阿旺·纳姆加尔死于1651年，享年57岁。他去世后，不丹的“沙布隆”被分为三个转世轮回的化身，即“身的化身”（Ku tulku）、“语的化身”（Sung tulku）和“意的化身”（Thu tulku）。寻找这些化身的转世灵童的方法，及其坐床仪式，与西藏地区寻找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其他活佛的方法和仪式相同。目前“语的化身”和“意的化身”仍在不丹转世，而“身的化身”几百年前就在一位锡金王公的身上断绝了。
普纳卡宗城堡中的不丹沙布隆喇嘛阿旺·纳姆加尔（穿黄袍者）
1676年，由于不丹驱逐西藏派驻的购米官，藏军再次侵入不丹。为了报复，不丹人入侵锡金的春丕地区，但是在西藏人和锡金人的抵抗下撤退了。这时势态复杂化了：拉达克国王德尔丹·纳姆加尔站在不丹一边进行干预，因为他和他的人民与不丹人属于同一教派——竺巴噶举派。德勒克的前任国王僧格·纳姆加尔曾赐予竺巴噶举派一大片地产，位于西藏西部和拉达克地区，用来支付这一派的香火费用。拉达克王国后来被克什米尔土邦吞并，克什米尔又在1947年之后被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控制，但直到1959年为止，不丹都在拉达克地区派有名为“不丹雪山喇嘛”的僧官。他们夏天住在塔尔钦的总管署，冬天搬到科恰尔的冬季总署，负责管理那些村庄的税收事务。
1700年，不丹利用锡金国内形势发生动乱的机会入侵锡金，直抵当时的锡金首都拉当孜，并占领这个国家达六年之久，锡金幼王查克多·纳姆加尔逃往西藏。1706年，不丹撤离了提斯塔河以西的锡金领土，但是保留了河东的整个锡金。1714年，西藏军队第五次侵入不丹。有关这次战争的起因以及议和的条款，藏文和不丹文的史料都未提供确实的线索。也许这场战争的起因是西藏的和硕特蒙古族统治者拉藏汗为了巩固他在西藏不稳定的地位。
从1728年到1733年间，不丹贵族之间为了沙布隆的继承问题而爆发了一次内战。当时担任德布的阿旺·嘉措任命他自己的首席顾问乔勒·纳姆加尔喇嘛，即“语的化身”，为沙布隆。不丹的大喇嘛们用武力加以反对。阿旺·嘉措逃到中不丹的伦孜城堡避难，并请求西藏出兵干涉，但西藏方面只是口头答应了他。1729年，阿旺·嘉措被罗曲仁钦大喇嘛捕杀，“意的化身”吉格梅·诺尔布被任命为沙布隆，罗曲仁钦担任德布。
但是不久之后，胜利的这个集团又发生了内部争吵，这一次西藏进行了干涉，其边防部队越境进入不丹，占领了竺加尔城堡和帕罗地区，并强迫不丹确认吉格梅·诺尔布为沙布隆。在这次冲突中，西藏萨迦派和宁玛派的宗教领袖都劝说七世达赖喇嘛以及索南多杰·颇罗鼐（当时协助清朝驻藏大臣总理政务，被清廷封为郡王）进行斡旋，最后不丹的冲突双方在萨迦派代表的调停下停战。为了表示感谢，此后每年不丹代表都要携带赠送给达赖喇嘛或者西藏摄政者的礼物前往拉萨进贡，这种做法直到1951年才停止。这样，不丹像锡金一样被西藏（即清朝中央政权）纳入了朝贡体系。西藏人称不丹的贡使为“竺洛恰”（Druk Lhochak），以区别于拉达克派来的贡使（拉达克洛恰）和尼泊尔贡使（廓尔洛恰）。
此后的不丹实行类似于西藏的神权-摄政二元政体。沙布隆是不丹宗教和政治的最高领袖，历任“意的化身”有担任沙布隆的优先权。在“意的化身”圆寂、直至其转世灵童成年的这段时间里，则由“语的化身”摄行沙布隆职位。从1651年阿旺·纳姆加尔喇嘛去世，到1907年不丹取消沙布隆制、成为世俗王国的这段时期里，不丹一共出现过九位沙布隆喇嘛，其中头四位是通过一系列的内战或政治交易而上台的，后五位沙布隆是通过转世认定的（阿旺·吉格梅·达克巴，1724-1761；阿旺乔吉·加尔增，1762-1788；阿旺·吉格梅·达克巴，1791-1830；阿旺·吉格梅·诺布，1831-1861；阿旺·吉格梅·乔加尔，1862-1903）。在1907年之后，沙布隆就只保留了作为不丹宗教领袖的象征性地位。
不丹的世俗统治者“德布”掌握着行政权，类似于摄政王。不丹政府的一切公文都是以德布的名义签发的。这个职位理论上应当由宣政院选举产生，然而实际上却是由各贵族家族中最有势力者担任。阿旺·纳姆加尔死后，他的儿子藏巴·多尔吉被立为“加舍”（王储），登上了不丹德布的黄金宝座。他死于1680年，无子，竺巴噶举派的热凌家族支系至此断绝。德布之位又转到了阿旺·纳姆加尔的弟弟腾津·拉布吉身上，转归竺克家族支系。
由于贵族之间的斗争，腾津·拉布吉在1694年被迫退位，德布职位转到了卡尔比家族的手中——与西藏的神权统治不同，不丹国内的政治生活往往受着有权势贵族的支配。从理论上讲，不丹的省长（本洛）和县长（宗本）应当是由德布任命的。但是帕罗（Paro，相当于西不丹）和通萨（Tongsa，相当于中不丹和东不丹）这两个地方的本洛更有权势，最终使本洛成为世袭的官职。他们甚至僭越德布的权力，在各自的区域内任命宗本，并随意把职位分配给属下。
这样，在1907年以前，不丹虽然是一个明确的政治实体，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是按照封建家族的世系分成若干小单位，每一种权位都在试图掌权的敌对家族首领之间引起不断的竞争。为了沙布隆喇嘛的继承或德布的选举，不丹内战频繁，直到1907年建立世袭君主政体以前，国内几乎没有安宁可言。到1907年，诸本洛中最有势力的通萨本洛乌颜·旺楚克（Ugyen Wangchuk）终于废除了传统的沙布隆神权体制，成为不丹的世袭国王。
位于不丹中部的通萨宗城堡，是不丹境内最大的城堡建筑，也是统治不丹的旺楚克王族发祥地。最初建于1647年，后经多次扩建，1897年在阿萨姆大地震中受损，之后被迅速修复，并在1927年和1999年再度扩建。宗中的佛寺有200多名僧人
由于不丹的东方和北方是强大的西藏，其领土不能向这两个方向发展，因此它只能朝着南方和西方扩张。在十七和十八世纪里，不丹经常侵袭莫卧尔帝国的孟加拉省，并取得了沿着孟加拉边境山麓的一大片隘口地带。至于孟加拉与不丹之间的缓冲国——库奇比哈尔土邦国，也逐渐沦为不丹的附庸国。
像不丹一样，库奇比哈尔在古代是迦摩缕波王国的一部分，十六世纪时被出身于库奇族的诸王占领，其领土最大时扩展到整个下阿萨姆地区。在它最后一任强有力的统治者纳尔纳拉扬土王去世后，不丹在库奇比哈尔的宗派斗争中不时支持对自己有利的一方，从而攫取了很多权益。到十八世纪初鲁普纳拉扬土王统治时期，库奇比哈尔分裂为以总司令和他的同盟者——莫卧儿帝国孟加拉总督为一方，以首相和不丹人为另一方的对峙局面。但是由于莫卧儿政权的衰落，不丹逐渐巩固了它在库奇比哈尔的地位。
不丹在库奇比哈尔的首都派有一个称为“加契拉”（Rgya Spyi Bla）的喇嘛官员，以及一支不丹卫队。没有加契拉喇嘛的批准，任何重要的措施都不能实行。不丹还把库奇比哈尔的造币厂迁移到不丹，铸造了它自己的银币“乌塔姆加提卡”（Ngutam Ghatika，乌塔姆是藏语“银钱”的意思，如今也是不丹货币的名称），在库奇比哈尔境内流通，其价值相当于半卢比。每年不丹巴克萨山区的宗本和其他一些不丹官员都要南下走到齐恰卡塔，库奇比哈尔的土王以及总司令和首相都要去迎接，并设宴款待，然后交换礼物（实际上是向不丹进贡）。
1765年，库奇比哈尔总司令鲁德纳拉扬杀害了当时在不丹保护下的年幼国王德文德拉纳拉扬，试图让他自己的侄儿卡金德拉纳拉扬继位。但是不丹不仅提出要已故国王的堂兄弟戴尔因德拉纳拉扬（首相拉姆纳拉扬的弟弟）来继承王位，而且要求总司令离开库奇比哈尔。于是鲁德纳拉扬便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寻求援助，以对抗不丹。
1786年，被后人称为“希达”的索南·伦杜普成为不丹德布。在他的领导下，不丹继续对库奇比哈尔施加压力。1770年，希达入侵锡金和印度的维贾亚普尔小王国。为了履行不丹-库奇比哈尔联盟的约章，希达邀请库奇比哈尔土王参加这次战争。拉姆纳拉扬首相率军队在维贾亚普尔王国与不丹军队会合，但是被廓尔喀国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打败。不丹军队遭到惨败后不得不向东撤退。
接着希达又把矛头指向了库奇比哈尔，在1771年侵入了这个前盟国。引起这次远征的原因是库奇比哈尔的戴尔因德拉纳拉扬国王以及嫉妒首相权势的一伙贵族杀害了拉姆纳拉扬首相，并任命国王的弟弟苏伦德拉纳拉扬为首相。这对于不丹来说是一个公然的侮辱。在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里，开进库奇比哈尔首都的不丹军队不仅逮捕了国王和他的首相弟弟，而且还逮捕了所有与谋杀拉姆纳拉扬首相有关的贵族，得以逃脱的只有总司令卡金德拉纳拉扬一人。
1772年，卡金德拉纳拉扬总司令把废王的儿子达伦德拉纳拉扬立为新国王，希达不赞成，但卡金德拉纳拉扬拒绝改变他的选择，于是希达派他的侄子廷布津本率领一支八千人的军队再次南下。库奇比哈尔总司令把年轻的国王、王太后以及全体王室成员带到了巴尔兰普尔王国避难。不丹大军占领了库奇比哈尔全境，并把拉姆纳拉扬首相的儿子比金德拉纳拉扬立为国王。
卡金德拉纳拉扬被赶出库奇比哈尔后，便以被废的国王名义同英国人交涉，要求与其共同对付不丹。
1773年4月5日，库奇比哈尔王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缔结了一个包括九项条款的条约，卡金德拉纳拉扬承认东印度公司对库奇比哈尔的最高权力，并答应立即付给兰格普尔的英国税务官五万卢比，以偿付英国派遣远征军的费用。卡金德拉纳拉扬还同意将国家岁入的一半交给东印度公司。库奇比哈尔就这样开始了它对英国的臣属关系。
由于库奇比哈尔位于孟加拉的天然界线内，因此管理东印度公司印度领地的总督沃伦·黑斯廷斯早就认为必须对其加以占领。他认为如果这次出兵讨伐不丹得胜，则还将能从这个山地王国那里赢取更多的利益。1773年春天，东印度公司出兵，把不丹人赶出了库奇比哈尔。
当不丹面临英军的进一步威胁时，英国人的仇敌、廓尔喀国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成为了不丹的新盟友。他预见到，加入不丹战败并蒙受屈辱，则廓尔喀的前途将是黯淡的。一个强有力的不丹可以把英国人牵制在喜马拉雅山东段，从而使其无暇在廓尔喀边境制造事端。于是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写信给三世班禅喇嘛，提醒他注意不丹所面临的困境，并力图说服班禅替希达去向英国人求情。为了赢得希达的友谊，廓尔喀国王还赠送给他几处地产，其中一处位于加德满都谷地附近的下木斯塘。
在此期间，不丹国内的敌对派贵族趁希达去巴克萨山口巡视时发动了政变，并取得成功。导致希达下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在国内的一些行为深深地触怒了不丹人民，例如扎西曲宗城堡在他统治期间被焚毁后，希达企图在一年之内用强制劳役将其修复，甚至用自己的名字为这座城堡重新命名。此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力量在不丹-库奇比哈尔战争中站在不丹的对方，也是希达在政治上遭到失败和毁灭的一个重要因素。
廓尔喀国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没有承认不丹的新政府，派出了一支两百人的军队去援助希达，但为时已晚。希达逃到不丹北方住了一段时间。这时三世班禅喇嘛已经答应替他向东印度公司总督沃伦·黑斯廷斯求情。班禅给黑斯廷斯的信于1774年3月29日送至加尔各答，当时黑斯廷斯已经收到不丹新统治者的求和信函，表示愿意放弃孟加拉平原北部的整个开阔地带，只要求承认他们对南不丹山麓森林和低地的所有权。
黑斯廷斯收到这封信后，本来已经决定停止对不丹的军事行动，但在收到班禅的来信后决定继续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于是便宣称说他尊重班禅喇嘛的意见，同意与不丹媾和。当时班禅喇嘛也在与印度中部瓦拉纳西土邦（即贝拿勒斯，位于恒河畔，是印度教圣地，城北10公里即为释迦牟尼初次讲法的鹿野苑）的大君进行书信交往。黑斯廷斯认为如果对班禅保持友好态度，则可以终止西藏当局与印度各土邦王公的私下往来。
1774年4月25日，东印度公司与不丹新政府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签订合约，不丹同意释放库奇比哈尔的戴尔因德拉纳拉扬国王和苏伦德拉纳拉扬首相。黑斯廷斯把不丹-库奇比哈尔边界上一些有争议的山口归还给不丹，其中包括1773年春天被英国军队占领的契恰、大吉岭和帕萨克等堡垒。
东印度公司这时有了接近不丹和西藏的机会，便向两地分别派去两名使节，即乔治·博格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去搜寻英国在两地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以及获取政治情报。在黑斯廷斯总督的命令下，东印度公司还在加尔各答附近的古萨里修建了一座藏传佛教寺院。
在吉格梅·辛格担任不丹德布期间（1776-1786年），廓尔喀国王巴哈杜尔·沙阿通过不丹驻加德满都的代表腾津·竺加尔喇嘛通知不丹，他要入侵锡金，不丹不得给予援助。1778年，廓尔喀军队入侵锡金，锡金国王丹增逃往西藏，廓尔喀随后将锡金的卡拉里和通芒两块地方赠给了不丹。巴哈杜尔紧接着对西藏发动了入侵，廓尔喀和西藏的关系决裂，位于尼泊尔南部、原本归西藏保护的大梵天庙转归不丹沙布隆保护。
1789年，廓尔喀和西藏签署了停战协定，但在两年后再度入侵西藏。翌年清朝对廓尔喀发动军事远征，廓尔喀被迫求和，对清朝称臣纳贡。但这段时期正是廓尔喀（尼泊尔）作为一个强国向外扩张的时期，它在1799年对东方的阿萨姆王国发动了远征，并要求不丹允许其军队过境。此时尼泊尔在东方已经兼并了锡金的一部分，在南方占领了特莱平原的一大片狭长地带，在西方吞并了库茂恩和贾尔瓦土邦。但是它的扩张政策与勃兴的东印度公司发生冲突，最终导致1814年英尼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以尼泊尔战败求和而告终。
182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兼并阿萨姆，从而与不丹发生了领土冲突。过去不丹每年向阿萨姆统治者缴纳一定数量的牦牛尾、矮马、毛毯、麝香和砂金，从而取得了这些山口的使用权。东印度公司在1837年向不丹派出一个使团，试图解决阿萨姆山口的争端，但这次努力归于失败。1841年东印度公司决定永久占领所有的阿萨姆山口，而从这些山口的岁入中每年拨给不丹一万卢比作为补偿，此外还为占领提斯塔河以西的安巴里地带而付给不丹两千卢比。
不丹政府对于18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持同情态度，使得英国人对此感到烦恼。由于这种紧张关系，在阿萨姆和孟加拉的山口经常发生骚乱，不丹军队还在1862年劫掠了锡金和库奇比哈尔地区，抢走许多奴隶及金钱。1863年，英印政府委派孟加拉省副总督阿什利·伊登作为特使，去说服不丹“建立一种更能为英国人所接受的关系”。
当时不丹国内处于政治分裂状态，普那卡宗的宗本在一次刚刚结束的内战中获胜，立自己的傀儡竺尔登·容登为德布。宣政院选出的合法德布蓬楚克·纳姆加尔在内战中失败，向帕罗地区的本洛寻求保护，不久被废，通萨地区的本洛操纵宣政院选出了噶举·旺楚克为新德布。伊登与帕罗和通萨的本洛分别进行谈判，这激怒了通萨本洛。他授意噶举·旺楚克提出了一份强硬的条约，要求英国人归还全部阿萨姆山口，并交还所有逃到印度的奴隶和罪犯。英印政府以此为借口，在1864年11月28日向不丹宣战。
尽管“金加普”（战斗部队）这个词在不丹的文献中是常见的，但是直到1950年代为止，不丹都从未有过一支统一的强大军队，而只有“保加普”（地方长官的私人军队）来执行军事任务。在和邻国开战前夕，德布任命一位高级文官为“代本”（mdah dpon，意为“箭官”）来带领各宗的军队作战。不丹的士兵装备的是藤牌，配备弓箭、矛、弯刀、匕首和火绳枪。这些士兵英勇善战，而且在一些山区里打了几次小胜仗，但最终不敌配备现代武器、训练有素的英印军队士兵。这次被称作“山口战争”（Duar War）的冲突持续了五个月，不丹战败求和。
在1865年11月11日签订的辛楚拉和约中，不丹被迫同意英国人占有不丹丘陵以下的贾尔派古里狭长地带（Jalpaiguri），承认英属印度政府有权仲裁不丹与锡金和库奇比哈尔之间的一切争端，承认大吉岭-噶伦堡地区为英属印度领地，并同意与英国进行自由贸易。英印政府答应在不丹履行条约之后，即付给不丹2.5万卢比的补助金，之后两年分别付给3.5万和4.5万卢比，此后每年1月10日付给不丹5万卢比。这笔钱是对不丹人的一种安抚，使其不再侵扰英属印度的领土。
随后的不丹历史继续陷入内战与不和的老路，派系更迭更为频繁，通萨的本洛和帕罗的本洛是纷争的主要人物。吉格梅·纳姆加尔在1853年成为通萨本洛，接着又于1870年成为德布。通萨宗是一座大城堡，坐落在一处巨大的岩石绝壁上，居高临下，难以攻取，这也使得通萨本洛成为不但所有地方首领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吉格梅·纳姆加尔在四年后退休时，指派其兄弟基泽尔巴·多尔吉·纳姆加尔接替他的职务。1876年，帕罗本洛策旺·诺尔布和普那卡宗本沙沃·欧杜布试图推翻基泽尔巴，失败后逃到大吉岭，向英印当局要求避难。英印政府不仅同意了两人的避难请求，而且还接受基泽尔巴的大臣德布津本来印度避难，并且付给他们丰厚的津贴。
从1881年到1907年任通萨本洛的乌颜·旺楚克是吉格梅·纳姆加尔的儿子。1884年，为了扣留其英国津贴的事，他和担任帕罗本洛的姻亲达瓦·帕乔尔一道反叛当时任德布的卡瓦藏布。卡瓦藏布得到廷布宗本阿鲁多尔吉和普那卡宗本蓬楚克多尔吉的支持。这场战斗和同时期不丹的其他内战一样，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不丹人民对战争持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战斗就在农民附近进行的时候，他们仍然继续在地里干活。
为了解决这场争端，不丹各大贵族在廷布召开了一次和解会议，但没能调停成功。1885年，乌颜·旺楚克与支持德布的贵族军队在廷布附近旺楚河右岸的章林加纳唐展开战斗，蓬楚克多尔吉阵亡，阿鲁多尔吉经加萨拉山口逃往西藏。清朝驻藏大臣叫不丹的主要贵族首领把阿鲁多尔吉领回不丹，但他们拒不听从。1888年到1889年，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在锡金发生冲突，第一次英藏战争爆发。阿鲁多尔吉曾帮助藏军进攻锡金的那通，但是西藏最终在战斗中失败，阿鲁多尔吉在亚东自杀。
通萨本洛翁津·旺楚克和他的私人卫队，摄于1905年。两年后翁津成为不丹第一位世俗国王。图中可见当时不丹军队的装备十分简陋，与西方军队相比基本上落后了三四个世纪
在十九世纪里，英国满足于让它的印度帝国的边界悠然处于喜马拉雅山墙之下，而在山墙的中部，则由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形成一串“保护国的链条”。只要英国深信它在这些“保护国的链条”中的势力足以把敌对的大国排除在外，那么，保持一条位于印度平原上的边界也就足够了。让那些顺从的喜马拉雅山王国去防守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通道，同英国人自己防守相比，会是同样安全，而且要省钱得多。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后，帝国的逻辑再次指引英国向前扩展势力。当时的印度副王寇松勋爵认为俄国“建立泛亚细亚统治权的欲望”的焦点正集中在西藏，因此，为了遏制俄国，英国就要使西藏地区成为一个“缓冲地带”；同时，对于清政府在西藏恢复帝国中央政府势力所作的种种努力，英国人也感到担心。
1903年到1904年，英印政府派遣了一支由扬哈斯本德上校（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中方文献通常译为荣赫鹏）率领的军事远征队入侵西藏。这支入侵部队得到了不丹相当大的支持。通萨本洛乌颜·旺楚克向英国人保证进行全面合作，并同意印度工兵部队在西不丹的一部分地区进行勘测，以便沿着阿莫河上溯修筑一条军事公路。乌颜·旺楚克甚至带着一些喇嘛跟着英国军队来到了拉萨，企图充当英藏之间的调解人。
这些不丹高级僧侣在拉萨受到了西藏地方政权官员的尊敬，协助荣赫鹏在1904年9月7日与西藏摄政官员（十三世达赖当时出逃到外蒙古的库伦）签署了一项协定，西藏承认英国对锡金的宗主权，并同意开放与印度的商贸关系。协助荣赫鹏远征成为英不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为了表彰不丹对英印帝国的恭顺，印度帝国在1906年4月1日把对不丹的政治控制权从孟加拉省政府转移到印度帝国政府手里，这相当于提高了不丹的地位。
不丹的德布和沙布隆喇嘛在1903年和1904年相继死去，当时担任基堪布的乔勒·土尔库·叶希·欧杜布随后短期兼任这两个职务。在1651年以后的不丹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由一个人兼任政教两方面的最高职务。但是欧杜布是一位大隐士，作为阿旺·纳姆加尔的“语的化身”，他完全致力于国家的宗教事务，而委托乌颜·旺楚克管理一切世俗事务。自从1865年缔结英不条约以来，英印政府就认为必须在不丹建立、维护和支持一个中央政权，而一支对于不得不越过不丹中央政府、去直接和地方上有权势的首领们打交道这一点感到厌恶。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人都在谋求一个强有力的不丹中央政权，但问题是在不丹无法找到合适的人选来组建这样的政权。
欧杜布大师在1907年辞去了德布的职位。此时乌颜·旺楚克成为最有希望在不丹建立一个中央政权的人选：通过1882年至1885年的一系列内战，他在国内已取得了超越其他所有贵族和地方首领的势力；通过对荣赫鹏远征队的合作，旺楚克证明了他是忠于英国的利益的。英印政府甚至在1904年封他为印度帝国骑士团骑士。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安排、交易、封赏和许诺，不丹的所有高级喇嘛、贵族、首领和头人在1907年12月17日聚集于宣政院，一致宣告德布职位竞争当中最有势力的乌颜·旺楚克为不丹的第一任竺加布（Hbruk Rgyal Po，意为“龙王”），并宣布竺加布为世袭称号。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一些效忠于帕罗本洛达瓦·帕乔尔的地方首领实际上保持着独立状态。对于帕乔尔来说，乌颜·旺楚克只是不丹几个本洛当中的一个，因而和他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不能容许旺楚克作为国家元首享有最高地位。但是帕乔尔在1918年死后，旺楚克便赢得了所有首领对他的忠心，这样，在不丹的政治生活中，崇高的沙布隆体制便为世袭君主政体所取代了。
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里，即在清朝末年，清政府在西藏的政策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在义和团战争结束后，清朝开始了名为“慈禧新政”的最后一次内部改革运动。改革的内容包罗万象，反应了清季末年统治集团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急切心态，包括整编新军、购买军舰、增办工厂学堂、整顿财政、改革税制、发展铁路、兴办西式学校、派学生出洋留学、试办地方自治、以及筹备立宪等等。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内容是加强对东三省、新疆、外蒙古和西藏等边疆省份地区的控制，包括设置行省以及移民实边。
对于清朝来说，1903-1904年的英藏战争证实西藏地区的局势已经非常糟糕了，以十三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当局不再遵从驻藏大臣和大清皇帝的章法。英国入侵的结果可能导致一种真正的危险，即西藏地区有可能脱离大清，像不但和锡金那样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因此，从《拉萨条约》签订完毕、英军撤出春丕地区开始，清朝就开始采取行动反击这种危害国家主权的逆流。1908年四川总督赵尔丰率军入藏，十三世达赖召集藏军以武力沿途阻拒，失败后逃入印度。赵尔丰和驻藏大臣联豫携手，准备以较为现代化的世俗政府部门来代替西藏古老的政教合一体制，削弱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寺院的权力，制订修筑进藏公路和电报线路的计划，在拉萨开办汉文学校和军校，并开始制订资源开发计划。清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边界抵挡英国势力的北侵，最终把它顶回去。
十三世达赖出逃后，赵尔丰在拉萨重新宣布中国对尼泊尔、不丹和锡金有宗主权。英印政府为了防止清朝把不丹置于其势力范围之内，于是便设法劝诱不丹修改1865年的英不条约。原来的条约只规定不丹把对锡金和库奇比哈尔的外交关系交给英印政府仲裁，但不丹仍保留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权力。而修改之后的条约规定不丹“在对外关系上接受英国政府的指导”。英国承诺不干涉不丹内政，还把每年付给不丹的补助金从5万卢比增加到10万卢比。新条约于1910年1月8日在普那卡签字，旺楚克国王和不丹宣政院成员出席了签字仪式。
这项条约是现代不丹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尽管条约中没有提到“保护国”一类的字眼，但它实际上把不丹的对外关系置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置于和锡金同等的地位。不丹这时几乎就像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一样接受英国的“保护”，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了。
乌颜·旺楚克国王接受这样的一个条约也有他自己的理由。首先，他参加了1904年英国对西藏的荣赫鹏远征，目睹了英国人在西藏的心脏地带所取得的胜利。他曾目睹英国人猛攻江孜城堡，一座用坚固的岩石修建在高地上的、防守完善、难以攻取的险要堡垒。旺楚克从未怀疑过英国人武力之优越，但他也从未料到，缺乏在西藏高原地区作战经验的英国人竟能如此轻易地打败西藏人，而取得如此决定性的胜利。再次，旺楚克也从赵尔丰总督的声明中感到了威胁，这位将军宣布不丹位于大清帝国势力范围之内，旺楚克感到只有英国人才能对“中国龙”加以遏制。最后，通过他本人在不丹内战中获得的丰富政治经验，旺楚克认识到如果不合英国人的意愿，不丹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存在，就像他自己如果不借助英国人的力量就不能登上竺加布宝座和掌握政权一样。当时的英帝国强大已极——不管怎样都远比清朝强大。中华帝国已经逐渐衰落。所以，决定把不丹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不仅仅是由于旺楚克害怕英国人的力量，也是由于他认为取悦英国人是值得的。
与主动对德国宣战的尼泊尔王国和自动随英属印度帝国一道卷入一战的锡金不同，不丹并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乌颜·旺楚克利用这两个世纪以来首次出现的和平与安定时期来对不丹进行现代化改革，包括改进不丹的交通、发展商业和开发经济，以及在不丹实行西方式的教育制度。1921年，他送45名不丹男孩去噶伦堡的英国学校读书，并请英国人协助他在布姆塘创办西式学校。作为现代不丹国家的开创者，乌颜·旺楚克具有极深的责任感，并且运用政治手腕与强大的英国保持了友好关系，同时又狡猾地使不丹与加尔各答保持距离，不至于进一步沦为英属印度的一个邦。
乌颜·旺楚克死于1926年，他的长子吉格梅·旺楚克继承王位。不丹的第二位竺加布秉承其父亲的现代化政策，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并加以巩固。他任命自己的亲戚担任重要职务，不丹的大多数宗本都是他直接任命的，而且受到国王的严格控制。出生于西藏达旺地区的第十代不丹沙布隆吉格梅·多尔吉（1905-1931）在其野心勃勃的母亲和兄弟的怂恿下试图与国王争夺权力，甚至多次前往西藏和印度，试图游说十三世达赖和圣雄甘地支持不丹恢复沙布隆政体。1931年沙布隆还向班禅喇嘛派去了秘使，随其一同前往北平。当时在西藏盛传班禅的内陆之行是为了获得中华民国的军事支持，带领军队从十三世达赖手中夺回自己权力。沙布隆对这种未经核实的政治小道消息很有兴趣，而且看来似乎也想在不丹试一试。这些事情引起了英印当局和吉格梅·旺楚克的高度警觉，不过沙布隆喇嘛忽然在这一年病逝，从而化解了这场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危机。
1905年翁津·旺楚克在普纳卡宗城堡里接受英印政府颁赠的印度帝国骑士勋章
二十年代初期，不丹和西藏达旺地区的寺院之间为了边境沿线某些牧场的使用权限问题曾经发生争吵，到三十年代初这件事发展得愈发严重了，竟然在1935年引起了一场混战。达旺地区的甘丹·纳姆加尔·拉孜寺的格隆洛桑被不丹塔希冈宗本的总管用枪击伤了膝盖。1937年，担任塔希冈宗本的色多布亲自翻越高达三千多米的宁萨拉山口前往达旺，解决了这件争端，不丹用自己的货币“乌塔姆”付给拉孜寺作为赔偿，其价值约等于1500印度卢比。
二三十年代的英印政府对不丹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政策，小心翼翼地避免伤害不丹人的感情，甚至阻止西方人去访问不丹，因为他们知道不丹人对于这样的侵扰是会厌恶的。1923年，英国印度事务部大臣特意声明不丹是英国宗主权下的一个王国，而不是印度帝国的一个邦，这样就赋予不丹一个比锡金更高的地位。英国人对于不丹的控制比对尼泊尔的控制紧，而比对锡金的控制为松。
英国人避免在不丹派驻政治官员，派驻锡金、负责处理与西藏地方和不丹关系的英国政治专员只是咨询性质的。当时印度政府每年向不丹提供20万卢比津贴，其中7.9万卢比为寺院开支，宫廷官员开支2.4万卢比，王室花销4万卢比，而用于政府日常开支的费用只有5.7万卢比。除了这笔现金外，不丹政府再无其他任何金钱收入，而只有从农民那里征收上来的实物税，而且这些税是直接交给宗本和寺院的。
1939年9月4日，即英国对德国宣战的第二天，尼泊尔王国也向纳粹德国宣战。像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一样，尼泊尔为英国和英属印度帝国军队提供了大量士兵，特别是骁勇善战的廓尔喀士兵。而不丹由于已经在1910年条约中将处理对外关系的权力交予英国，因此失去了宣战权。但是吉格梅·旺楚克国王在1939年9月向英印政府和驻锡金的英国政治专员写信，表示不丹愿意以自己能够提供的一切力量来支援大英帝国的战争努力。但是由于不丹地处偏僻，社会封闭，因此实在没有什么能够提供给英国的战争资源。不过，在二战爆发之前，印度陆军阿萨姆步枪团曾试图从定居在不丹的约6万名尼泊尔族移民当中征募士兵。1935年，英印当局的征兵官曾成功地劝说14名年轻的不丹尼泊尔人志愿报名参军。他们入伍后被转到英军第2和第10廓尔喀团接受为时两年的军训，所需费用由印度政府承担，训练结束后返回不丹，负责保护廷布和普那卡至噶伦堡的电报线路。
当英国人在1947年离开印度时，不丹是一个独立的、自治的国家，只有外交关系由英属印度帝国政府“代管”。作为英印帝国继承者的印度共和国试图接管这种“代管权”，从而在印度独立之后一开始就在不丹人当中产生了猜疑和不信任的情绪。不丹当局感觉到新印度对于他们的国家是一种帝国主义威胁，认为新印度可能会蔑视不丹人民的愿望，因此试图与尼泊尔和锡金结合成一个“喜马拉雅山王国联盟”来与印度相抗衡，并试图把中国西藏也拉入这个“联盟”中去。但是不丹的尝试毫无结果。
吉格梅·旺楚克国王曾经留心观察了印度摆脱英国统治的整个过程。1948年他派一个代表团前往新德里，讨论不丹和独立后的印度政府的关系。印度同意尊重不丹的自治权，条件是不丹与独立后的印度维持过去它和英印帝国的那种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1949年8月8日，吉格梅国王在大吉岭与印度签署了一项条约，不丹同意在对外事务上“接受印度的指导”，印度则承认不丹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保证不干涉不丹内政。此外印度还同意每年付给不丹50万卢比的补助金，还将不丹东南部一处面积约82平方公里、名为迪万吉里的地区归还给不丹政府。这显然是为了减少不丹对于印度的“帝国主义阴谋”和领土野心的恐惧，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不丹向北方或别的地方寻求朋友和同盟者。
这项条约用“永久和平与友好”一类的优美字句把不丹和印度联系起来，但是在条约中既未规定不丹的对外政策受印度控制，也未规定印度对不丹的外交政策有约束力。同时，条约也未提及印度“保护”不丹的国防和领土完整，也就是说印度在不丹并没有取得像在锡金那样的驻军权。
不丹第三任国王吉格梅·多尔吉·旺楚克（1928-1972）
吉格梅国王于1952年3月30日去世，王储吉格梅·多尔吉·旺楚克在10月27日加冕成为不丹的第三任竺加布。这位国王在位二十年，把不丹领向了二十世纪，领向了喜马拉雅山和印度次大陆之外的世界。1953年，他创立了名为“赞都”（Tshogs Hdu）的国民议会，把不丹古老的各部族民主协商的习惯和传统改为现代的议会制度。赞都议员包括八个寺院代表、二十名政府指定的代表、所有的宗本、以及由村民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每几个村组成一个赞都选区，该选区的赞都议员由村头人协商或选举产生，而村头人又是由村民按照每户一票的规定选举产生的。
多尔吉国王在1956年正式废除了不丹的农奴制和奴隶制，释放了所有农奴，实行了土地改革，并且把自己的相当大一部分私有土地交给政府，以分配给农民。可是，土地改革所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在中不丹和东不丹仍有许多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他们大多是国王自己的亲戚。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8年访问了不丹。他在帕罗宗城堡发表讲话，称印度愿意提供不丹所需要的技术和其他方面援助，还宣称印度不会对不丹施加任何压力以损害其独立和主权。不丹在传统上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唯恐被外国的文化影响所淹没。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不丹的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如果没有国际交往，不丹就不能取得任何进步。1959年9月，不丹政府派代表团访问新德里，与印度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印度答应支付在不丹修筑一条全天候公路的全部费用，并答应满足不丹国防上的需要，包括为其训练一支正规部队。
五十年代中期组成的第一支不丹现代军队不是志愿军，而是由被征召入伍的农民组成的。不丹村民们并不热心于服兵役，而且反对征兵，因为这会使农事无人照管。1959年西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后，印度方面向不丹大力灌输“中国威胁论”的说辞，并帮助不丹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化的军队。根据1959年协议的内容，一支印度陆军工兵部队在1961年开入不丹，在其境内修筑了约1770公里的公路和桥梁，以及不丹国内最大的军民两用机场——帕罗机场。1961年印度陆军还向不丹派出了一个军事训练团，专门负责训练国王卫队（库松玛米）。
现代不丹的军事力量由不丹王家陆军、王家卫队、民兵和王家警察四支力量组成，王家卫队负责保卫国王及王室的安全，只听从国王本人的命令。其成员都是从应征者中挑出的最优秀的士兵，接受良好的训练，装备最新式武器。如今不丹王家卫队的人数约为500人，除了保卫王室安全外还接受反恐训练。不丹王家陆军的兵力约为9000人左右，国王兼任军队总司令，由一位少将（1964年以前为准将）担任国王的代表来指挥军队。
如今的不丹陆军装备有勃朗宁手枪、AK-101和印度制造的 INSAS自动步枪、德制HK-G3自动步枪，以及81毫米迫击炮。由于是山地内陆国，因此不丹没有海军，其空防也由印度空军东部司令部代管，但不丹陆军航空兵拥有七架俄制米-8直升机和1架德国多尼尔-228运输机，主要执行运输任务。成立于1965年的不丹王家警察部队有500多人，其成员大多是退伍军人，负责维护国内的日常治安。
吉格梅·多尔吉国王所实行的改革和革新使得不丹国内的保守分子感到非常不高兴。几百年来一成不变的旧秩序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在迅速地变化。1961年不丹和印度签署协议，开凿一条长两公里的涵洞，利用不丹境内的贾尔达卡河在印度境内发电。不丹每天获得发电量的3%，并且每年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获得每千瓦8卢比的电费。不丹政府利用它所得的一份电力在临近地区开办水果罐头加工和木材加工等工业。1963年不丹成为科伦坡计划组织成员国，1968年加入万国邮联，最后在1971年9月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不丹的不满分子决定采取行动，从暗杀与新秩序关系最密切的首相吉格梅·多尔吉（他属于在不丹颇有权势的多尔吉家族，这个家族是多尔吉·旺楚克国王的母系一支。王太后的父亲曾在1907年协助乌颜·旺楚克登上不丹王位）开始。这次暗杀是由国王在不丹军队中的代表巴哈杜尔·纳姆加尔准将策划的。当时吉格梅·多尔吉·旺楚克国王正在瑞士治疗从年轻时起就不断袭扰他的心脏病，吉格梅·多尔吉首相代理国内政务。他因为使用军队车辆的问题与陆军发生冲突，于是强迫50名陆军军官退役。
不丹西部楚卡宗的彭措林。1961年在这里发生了刺杀首相的事件
1961年4月5日，吉格梅·多尔吉首相在靠近印度边界的楚卡宗首府彭措林（Phuentsholing）遭到一伙君主主义者的刺杀。不丹保守派的首领——国王的西藏情妇扬吉玛和她的父亲担心首相的儿子伦杜普将要发动反报复措施，于是试图逃往印度，但是在不丹边境上被拘留。政变者当时还将首相所属的多尔吉家族成员置于集体软禁之下，想进一步夺取中央政权。但是多尔吉国王中断了治疗，从瑞士及时赶回国内，挫败了政变者的计划。所有的密谋者，包括身为国王远房叔父的巴哈杜尔·纳姆加尔准将，都遭到审判和处决。
政变平息后，多尔吉国王想任命已故首相的弟弟伦杜普·多尔吉为新首相，但是遭到多尔吉家族首领、前首相遗孀的反对。这位夫人认为此举将恶化不丹各贵族集团之间的矛盾。但是国王还是在1964年底认命伦杜普为新首相。伦杜普上台后对扬吉玛进行报复，甚至威胁要杀死她。这位国王的情妇不得不带着两岁的儿子再次流亡印度。
1964年12月，伦杜普开始排挤王后与国王的兄弟，试图成为不丹国内唯一的摄政者，国王只好再次从瑞士回国处理这次政治危机。在回到不丹之前，吉格梅·多尔吉国王先在加尔各答降落，与印度国防和外交部长进行秘密会晤。印度方面答应支持国王，包括必要时派出伞兵部队。国王随后返回普那卡，收回摄政权力。包括一名陆军旅长在内的三十多名密谋者逃到尼泊尔，尼泊尔欣然给予庇护。从当时印度和尼泊尔交恶这点来看，这个做法也许只是为了与印度为难，但是却伤害了不丹人对尼泊尔传统的友好感情。伦杜普虽然没有出逃，但也失去了国王的信任，最终在翌年逃往英国，多尔吉家族的势力在不丹一蹶不振。
1965年7月31日晚上，在不丹发生了针对国王本人的刺杀行动。在国王访问帕罗附近的基楚寺时，一伙密谋分子向他开枪，但国王幸免于难，并且宣布赦免那些袭击者。
不丹首都廷布
乌颜·旺楚克登基成为国王时，以普那卡宗作为不丹王国的首都，但是他的孙子多尔吉国王从1952年起轮流以廷布和普那卡为夏都和冬都，王室和整个政府每年都要搬家两次，所耗不赀。为了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多尔吉在1966年宣布以廷布为不丹的固定首都，并且扩建了雄伟的扎西曲宗城堡，作为政府驻地。
在1968年4月至5月的第一次“赞都”会议上，多尔吉国王下令不丹从那时起成为立宪君主国。他宣布经自由选举产生的赞都拥有最高权力，并授予其全权：赞都不仅有权任命大臣，而且一旦国王违背人民的福利和国家的利益时，有权罢免国王。在同年秋天的第二次赞都会议上，吉格梅·多尔吉国王还宣布，只要有四分之三的赞都议员通过对他的不信任投票，他就让位。赞都会议在翌年一致通过决议，不丹国君的继续统治应取决于人民的同意。如果赞都以三分之二的大多数比例通过对国王的不信任投票，则国王必须让位给当时王朝继承世系中的下一位继承人。
这样，通过这一不啻于革命的行动，君主专制政体在不丹宣告结束。多尔吉国王为创立一个新的政治结构而尽了自己的努力，主要是革新旧的组织，以适应新不丹的需要。他在1972年7月因心脏病发作而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医院里去世，17岁的王储吉格梅·辛吉·旺楚克成为第四代不丹龙王。当他在1974年正式加冕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君主。
即位时的吉格梅·辛吉·旺楚克国王（1972-2006在位）。不丹在他统治时期实现了飞速发展。辛格有四位妻子和四儿五女，现国王基萨尔是第三位妻子所生的长子
在加冕典礼之前，不丹王室卫队破获了一起由前国王的情妇扬吉玛（她和国王有两个儿子）策划的弑君密谋，阴谋家们策划在新国王前往扎西曲宗城堡视政时在城堡中放火，将辛吉·旺楚克国王烧死或趁乱杀死。逮捕了三十多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和高级警官。不丹官方经过审讯发现，被捕的密谋分子当中有许多1959年逃往不丹的康巴人，他们在印度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当时正试图经不丹渗入中国西藏地区。
1973年，不丹邻国锡金的尼泊尔裔居民发动骚乱，要求实行对尼泊尔族有利的“按人计票”选举方式，锡金国王随后被印度军队软禁。一系列事态发展导致锡金于1975年被印度吞并，在不丹引起了一片恐慌。为了寻求独立的保障，不丹加紧寻求与更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获得外交承认（当时不丹只与印度和孟加拉有外交关系，后来陆续与尼泊尔、日本、荷兰、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泰国等国建交），同时开始对国内尼泊尔族不丹人加紧控制。
从十七世纪起就有尼泊尔人零星迁入不丹居住，到十九世纪末时开始有大量的尼泊尔人前往不丹，他们主要属于尼泊尔东部的林布族和洛昌族。这些尼泊尔移民定居在不丹南部地区，把这里变成了不丹最大的稻米产区。英国官员在1930年时估计不丹尼泊尔人大约有6万左右，而当时不丹全国的人口大约为30万。当时不丹政府在印度噶伦堡设有一处名为“不丹大厦”的机构（设在多尔吉家族的一栋私有房产内），负责招募尼泊尔人前往不丹定居，在三十年代招募了五千多户尼泊尔移民。
当时的不丹政府认为勤劳能干的尼泊尔移民可以为政府增加人头税和稻米税等税收来源，但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在四十年代警告不丹政府说，如此多的尼泊尔人会改变不丹的种族构成和权力分配，不丹政府这才逐渐停止吸收尼泊尔移民，并将一些在不丹居住不满十年的尼泊尔人驱逐出境。这些尼泊尔人在印度的西孟加拉和阿萨姆等地定居，在1952年组建了“不丹国大党”。1954年，该党曾经发起过向不丹境内的“和平进军”，但不丹紧急动员了民兵，封锁边境，而且“不丹国大党”也没有得到不丹境内尼泊尔族的支持，这次进军半途夭折。
1958年不丹颁布公民权法令，对境内所有尼泊尔非法移民实行大赦，并赋予其不丹公民权，其境内的尼泊尔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平息。但是到八十年代从尼泊尔传出了“大尼泊尔运动”，要求将尼泊尔族占多数的锡金、大吉岭、噶伦堡和南不丹等地区并入尼泊尔王国。与此同时流入不丹境内的尼泊尔非法移民人数也日渐增多。
当时在靠近不丹边境的印度西孟加拉和阿萨姆地区居住着500多万尼泊尔族人，其中许多人偷偷越境，前往生活水平较高的不丹南部地区，成为非法移民。像在锡金的情况一样，这些尼泊尔族的出生率也高于不丹的菩提亚人。不丹的尼泊尔族，甚至包括那些十九世纪末迁来、已经在不丹居住了好几代的早期尼泊尔移民后代，都坚持保留自己的民族习惯，包括语言、服饰和印度教信仰，这与佛教立国的不丹格格不入。
1988年不丹进行了第一次详尽的全国人口普查，规定凡是不能出示1958年时颁发的合法身份证件的尼泊尔族都被视为非法移民，并被驱逐出境。那些留下来的尼泊尔人则要改穿不丹民族服饰、学习不丹语言。不丹政府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避免出现1975年发生在锡金王国的那种情况：客居的尼泊尔人在数量上逐渐占据多数地位，最终反客为主，并导致锡金亡国。但是可以想象，这些歧视措施在不丹境内的尼泊尔人中掀起了抗议浪潮，甚至在1990年出现了多达两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和骚乱。一些不丹尼泊尔人甚至呼吁印度政府将不丹南部的尼泊尔族聚居区并入西孟加拉邦，这反过来又证实了不丹政府对尼泊尔族的不信任、以及对南不丹地区“苏台德化”的担心。
不丹政府至今仍没有宽恕1990年参加示威骚乱的尼泊尔族。不丹陆军和警察平定南部地区的骚乱后，规定当地尼泊尔族必须携有政府颁发的“安全证”，只有持有这种类似于“良民证”的证件，尼泊尔族才能获得教育、工作的权利。“安全证”的颁发不仅经常被拖延，而且还得长途跋涉去廷布领取。此外不丹政府还在1991年颁布了“国服法令”，为了保持风貌及特征，要求不丹公民外出时一律要穿“国服”长袍，违者要罚款并拘禁一周。
1988年人口普查之后，在南不丹地区出现了反政府的尼泊尔族游击队，他们得到了尼泊尔和印度的一些政治力量的支持。不丹国内的种族关系日趋紧张，甚至一些身居高位的尼泊尔族不丹官员也辞去了官职，举家迁居尼泊尔。1988年，前不丹大臣会议成员塔克那提·里萨尔在尼泊尔组建了“不丹人民人权论坛”，翌年里萨尔在尼泊尔东部地区被尼泊尔警察逮捕，随后引渡给不丹受审，并于1993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99年被不丹国王赦免）。
1990年2月，尼泊尔族反抗武装在彭措林引爆了一颗遥控炸弹，宣告不丹的种族冲突正式演变为内战。当年9月，大多数成员为尼泊尔族的“不丹人民党”发动妇女和儿童上街示威，不丹陆军接到命令不准开枪，但是与示威者发生了肉体冲突。 “不丹人民党”的一些党员接受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的资助，用步枪、土枪、大刀和自制手榴弹袭击不丹南部的一些村庄，拦截身穿不丹传统服饰的行人，剥下他们的衣服，并勒索钱财，甚至绑架和杀害无辜村民，导致该党被不丹政府宣布为恐怖组织。
在九十年代的冲突中，南不丹地区有300多人死于非命，500多人受伤，还有2000多人被逮捕。到1996年，已经有超过10万尼泊尔族离开了不丹，许多人宣称说他们是被不丹军队强制驱离家园的，在离家前还要签署“自愿离开”的声明。不过也有许多尼泊尔族是因为南不丹地区尼泊尔裔游击队日渐增长的绑架、勒索、爆炸和袭击活动而逃离家园的。大多数逃离不丹的尼泊尔族难民（人数高达10.7万）被安置在尼泊尔东部的七处难民营里，尼泊尔政府也拒绝给予这些难民以尼泊尔公民身份，此外还有2.5万尼泊尔难民住在印度。美国在2006年表示愿意接纳6万名不丹难民，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挪威、荷兰、英国和新西兰也各自接纳了数百至数千名不等的不丹难民。
身穿不丹国服长袍（kira）的平民。不丹政府在1991年颁布了《国服法令》（Sgrig Lam Mam Gzhag），规定为了保持不丹的传统风貌及特征，要求不丹公民外出时一律要穿“国服”，违者要罚款并拘禁一周。因此，袭击身穿长袍的平民（特别是南部地区的尼泊尔族平民）成了不丹尼泊尔族反政府武装的主要“斗争方式”之一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不丹南部的武装活动规模愈发壮大，并且出现了“不丹共产党（马列毛）”和“不丹共产党（毛派）”等成建制的反政府武装。这些组织都产生于尼泊尔境内的不丹难民营，其成员多数是不丹难民。“不丹共产党（马列毛）”成立于2001年，其领导下的两个军事组织分别是“不丹猛虎组织”和“不丹联合革命阵线”。“不丹共产党（毛派）”的成立时间不详，拥有“眼镜蛇组织”军事武装。这两个政党分别受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的支持，并且与印度的“阿萨姆联合阵线”、“卡玛塔普尔解放组织”、“廓尔喀民族解放阵线”等反政府武装组织有形形色色的联系。他们最初的政治诉求是通过国际社会的援助使所有尼泊尔族难民返回不丹，后来则提出要推翻不丹的君主制，建立新政权，并在不丹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
不过，不共（毛派）在不丹国内并没有像尼共（毛派）在尼泊尔那样取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为虽然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土地改革一开始没有触动中不丹和东不丹的大地主利益，但却在多尔吉国王和辛吉国王统治时期不断向前推进，如今不丹已经有98%以上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和住房，平均每户拥有1公顷多土地。有产农民阶级成为不丹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们满足于现有的生活，对于不共（马列毛）或不共（毛派）所主张的政治理念并不十分认可。
2006年美国等国提出“第三国安置难民”的计划后，不丹的两个武装组织惧怕该方案会导致难民营消失，使其失去搞地下斗争的基地和群众基础，于是发起了一系列暴力活动，包括恐吓、绑架甚至暗杀，警告难民们不要支持“第三国安置”方案。2007年5月，不共（马列毛）在尼泊尔的贝当吉难民营引发骚乱，造成了人员伤亡。同年12月13日，“不丹猛虎组织”向难民开枪，打伤一名难民，不共（马列毛）主席苏里亚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在之后的两年里，“不丹革命联合阵线”和“眼镜蛇组织”也加入到袭击活动中来，在廷布、彭措林等地放置汽车炸弹，同不丹警察交火，绑架不丹平民并勒索赎金，甚至暗杀移居到美国等地的不丹难民。
暮色中的扎西曲宗城堡雪景。注意近处的铁丝网。由于扎西曲宗是不丹王座和政府所在地，再加上近年来汽车炸弹等恐怖主义活动在不丹日益增加，因此这座城堡采取了严密的防卫措施，禁止游人接近
随着反政府的暴力活动不断升级，不丹王家警察组建了专门的反恐特种部队，并且在各个村子里组建了自愿民团，在晚上保卫村庄的安全。不丹王家陆军和王室卫队曾经对南方的游击队活动地区展开过多次清剿活动，在2003年还发起了“清除行动”（Operation All Clear），袭击了不丹南部丛林中“阿萨姆联合阵线”、“博多兰人民民主阵线”等印度武装分裂组织的30多个密林营地，打死485名印度游击队员，缴获了500多支AK47步枪、10万发弹药、以及火箭发射器和迫击炮等武器。
事实证明，要在一个森林覆盖率占72%、山地多达80%的国家里彻底消灭游击队活动是不可能的。不共（马列毛）和“猛虎组织”的活动不仅限于不丹南部地区和尼泊尔的难民营，而且可以在印度的西孟加拉、大吉岭、噶伦堡和阿萨姆等地区自由穿梭，甚至可以在加德满都公开地发起政治集会，散发宣传小册子、募集资金。2008年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和联合马列派）在尼泊尔王国夺权成功后，公开承认“不丹共产党（毛派）与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密，因为首先我们有共同的思想追求，其次他们也是尼泊尔族人。”尼共（毛派）的一位官员甚至公开承认他们在帮助不共（毛派）准备游击战争的战略和工作方针。
在族裔分裂和暴力活动的背景下，吉格梅·辛吉国王并没有放弃不丹的民主化进程。为了改变世袭君主制“好国王是福，坏国王是祸”的不稳定性，他决意在不丹推行民主制，成为不丹民主进程的“总设计师”。辛吉国王在1998年宣布自己不再兼任政府首脑。他解散了不丹内阁，将政府行政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随后下令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制订了不丹的新宪法，规定在不丹实行两院制议会，并改为普选制。
2006年12月14日，辛吉国王宣布退位，将王位传给26岁的儿子吉格梅·基萨尔·纳姆加尔·旺楚克，并宣布将在2008年举行不丹历史上首次普选。许多不丹民众对这种“被民主”的做法感到不理解，认为邻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现实情况表明，所谓的民主选举往往给国家带来动荡和不安。但是在父子两位国王的推动下，不丹最终启动了民主化进程。大多数不丹人虽然半推半就，但是出于对国王的信任，抱着“既然是国王的意思，就让我们试试吧”的态度学会了适应民主。
2008年不丹大选中，身穿“国服”的不丹妇女排队参加投票
2008年3月24日，不丹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由全民参加的国民议会下院选举（【注】不丹首次上院普选在2007年12月31日举行，从48名候选人中选出20名议员，也是全民选举），一共有31.8万不丹选民参加了投票。根据不丹现行法律，在国民议会选举结束并成立新政府后，不丹将成为议会民主制国家，虽然国王仍是国家元首，但行政权已全部归首相和内阁，立法权则全部归国民议会。只要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通过，便可以弹劾国王；国王在位年龄不得超过65岁。
在不丹合法注册的两个政党中，“繁荣与进步党”在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赢得下议院47个席位中的44个，“人民民主党”获得了剩下的3个。这两个政党都是2005年奉国王旨意成立的新政党，“繁荣与进步党”领导人吉格梅·廷里曾经担任不丹首相，“人民民主党”的主席是基萨尔国王的大舅。这两个政党治国理念虽有不同，但都坚持辛吉国王的“不丹特色民主道路”，强调服务国民、效忠国王。有趣的是，由王室成员领导的“人民民主党”，其保皇主义色彩反而比“繁荣与进步党”要弱。
不过，对于三十多万不丹选民来说，民主选举还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不丹有七成人口住在山区，大多数人文化程度不高，不知该怎样投票。不丹政府为此在2007年举行了两次模拟选举，培养民众的选举意识，帮他们熟悉选举流程。基萨尔国王亲自呼吁国民参与投票，说“所有选民必须投票，每个人都必须运用其选举权”。根据不丹法律，选民必须到自己的出生地投票，不丹政府为此专门派了百余辆巴士运送选民去自己的选取，不丹陆军出动了两架直升机在山区空投选举手册，并用骡马把选票运到偏远山村的投票站。在国王的感召下，一位名叫舍旺德玛的65岁老妇人竟然和她13岁的孙子花了14天时间，步行600公里返回东不丹偏僻的老家投票。
不过，不丹政府以“不具备国民身份”为由，剥夺了居住在境外难民营里的十多万尼泊尔族难民的投票权，引起了难民和国外人权组织的不满。此外，廷布等地在投票日前夕发生了四起爆炸案，均系“不丹猛虎组织”和不共（毛派）所为。不过爆炸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只有一名过路妇女的腿部被炸伤，几家商店的玻璃被炸碎。这些组织宣布大选是基萨尔国王“欺骗人民的阴谋”，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不丹95%的人民（连占不丹人口多数的菩提亚族虔诚佛教徒也被这些尼泊尔游击分子“代表”了），并带领不丹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
2006年6月，印度陆军总司令乔金德尔·辛格上将访问不丹，与不丹陆军司令巴图·车林少将检阅仪仗队。辛格此行是与不丹陆军协商共同打击两国反政府武装组织事宜的
根据联合国2004年全球人口报告，不丹在192个国家中排名第134位，比较落后，其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向印度出售水力发电的收入，其次是旅游业，工业只有一些加工食品和日用品的小型企业，大多数国民从事农业、牧业和林业。2010年不丹的人均GDP为1978美元，按购买力换算为5429美元，高于印度、印尼、菲律宾、摩洛哥等国。
不过，不丹国王辛吉·旺楚克认为不能只用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成就，他在七十年代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概念，以“平等稳固的社会”、“文化价值的保护和发扬”、“自然环境的保护”和“高效管理制度的建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幸福指数，强调心灵富足比金钱更为重要。按照200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发表的“全球快乐排行榜”，不丹名列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第一名为丹麦，中国与美国分别排名第82位和第23位，日本排名第90位）。而如果按照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的话，不丹的指数是0.619，居于中等水平。
2011年10月13日，基萨尔国王在不丹王家陆军及警察将领的陪伴下进入普纳卡宗大门，准备参加自己的婚礼。守门的不丹王室卫队士兵身着传统军服，将军们则身穿现代军装 2011年10月13日，不丹国王基萨尔·旺楚克与未婚妻吉增·佩玛在普纳卡宗城堡里举行婚礼。吉增·佩玛是不丹王家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其父亲是不丹王太后的同父异母兄弟，母亲则出自不丹望族布姆唐家族，是基萨尔国王叔父纳姆加尔·旺楚克的义女。为了庆祝国王的婚礼，不丹政府宣布13日至15日为公众假日。不丹民众聚集在普纳卡宗前的草坪上，举行了歌舞、射箭等传统民俗表演，王室向他们提供了包括米饭、土豆和炒鸡蛋的免费午餐。国王和王后在14日离开普纳卡前往廷布，受到市民夹道欢迎。廷布全城粉刷一新，主要建筑都安装了装饰灯光，夜间灯火通明。10月23日，国王夫妇离开廷布，前往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度蜜月。
从1907年旺楚克王朝建立以来，不丹历届国王的主要施政目的都是通过包罗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努力，把人民从几百年的沉睡中唤醒过来，把不丹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是在头两代国王统治时期，不丹对于外界仍然是闭关自守的，除了英国人外没有别的外国人进入过不丹。五十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吉格梅·多尔吉·旺楚克国王放弃了这个超然的孤立主义的政策。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那时候不丹为了引进现代技术而勉强让开的一个小缺口，竟然肇始了惊心动魄的现代化改革，并最终导致不丹实现了普选和更适应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