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本人阎连科在解释“神实主义”时，引用王蒙的一个说法：“今天是作家创作的最好时期。”
这句几乎等同于废话的“正论”，也可以看成无时无刻不警醒当代作家的一句话——你们尚没干出优秀乃至配得上这个时代的活儿。
没有一个时期或者时代不是作家创作的最好时节。你能说普鲁斯特写就《追忆似水年华》的时期对作家创作来说不好吗？还是说马尔克斯所处的哥伦比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好？或者说布考斯基身处的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尚且无法成为作家创作的最好时期？
当然都不是，任何时期都无法成为妨碍作家创作的绊脚石。
但我们作家和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为什么要如此过分地强调时代或者时期呢？与其说是对文学现状的抱怨，不如说是对眼下这个社会每日呈现出来的扭曲和不安，拥有太多枯燥而又现实的不满了。
文坛前辈所指的“最好时期”，无疑是指当下社会现实能为作家提供出来的故事过于丰满，已经到了不用加工就可以令人张大嘴啧啧称奇的地步。余华的《第七天》几乎没有动用太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只是将微博热议的新闻适当植入小说文本，就已经令其产生无比荒诞的效果。那究竟是真实本身太有想象力了，还是作家创造出来的虚构故事更有想象力？它们在震撼的程度上较量的结果又是怎样？这，可以看成中国小说家在创作途中的一道选择题。
《炸裂志》是阎连科继《丁庄梦》《风雅颂》《四书》之后又一部长篇小说，仍是以夸张的非现实叙事为基础，以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为框架，并充满夸张和超现实的色彩。全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炸裂”的地方，从村到镇、到乡、到县、到市，最终变成超级大都市的故事。而主人公“孔明亮”像所有具有政治野心的领袖一样，神奇般地冲破世俗、传统、伦理，以及所有官场和人际规矩，最终传奇般地直达超级梦想。
而死当然是所有主人公的终极命运。“孔明亮”虽然最终死在更为疯狂的弟弟手里，但其一生的传奇才是作家所要着力塑造的，他从扒火车带领村民创业，到陷入疯狂发展创业致富的迷雾中，不惜用极端的反自然、反道德、反人类的手段实现所谓的致富梦想和政治野心。这是巨大荒诞笼罩的气氛下最无聊也是最正常的故事逻辑，作家借此来烘托出一个现世世界的冰山一角——我们身处这个异常荒诞的世界，没有办法将它们的荒诞性一一了解，仅展现出来的就已经到了绝伦之境了。
村长、镇长、县长、市长，这是权力的升级，也是欲望无止境的现实印证。阎连科用一个地方几十年来发生的滔天巨变，来生动反映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关于时代巨变究竟巨到什么程度，如何来形容和巧妙讲述，又有如何之病灶，这些当然是当代作家们最应该孜孜以求的，所谓“创作的最好时期”也不过指的是这些。
但阎连科发明的“神实主义”在他多部小说面前，不仅仍显得有点孤掌难鸣，在艺术感官上也显得不那么有效。所谓“神实主义”在阎连科看来是——“神实主义故事中内因果的确立与确准，正是它在写作中与荒诞派、后现代派、超现实主义以及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写作在实践中的半因果和零因果最大的区别，是神实主义在整个世界文学中赖于个性独立的根本所在。”这不但有自封、自立山头般的荒谬，也显得过于急于求成和忘本。
以《炸裂志》来说，最神乎其神的叙事方式，仍然没离开魔幻现实主义的技巧和模式，在现实的基础上升华自己的想象力，用夸张和荒诞的形式烘托现实的非现实性，而所谓的震撼正是源于处于现实处境中的读者，会与作者形成一种“你懂的”默契，那种荒诞感并没有脱离现实的困境，而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然后孔东德就把提着的东西放在空着的苇席上，到灶房转一转，看见案板上生了一棵树芽儿。朝锅里一看，见半锅菜汤水中游着几条小鱼儿。出来到上房儿和小翠睡的屋里看一看，见贴在墙上的大红‘囍’字，光阴半月也就褪色发白了，像那新婚的‘囍’字贴在墙上已有几年、十几年……课本的页间生了一棵草。粉笔盒里省油一窝小鸟儿，还有几段粉笔头上开出各色各样的小花儿。”
以上算是《炸裂志》中所谓“神实主义”的描写中写得神采飞扬的一段了，但这种能说已经独立于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阿尔瓦罗·穆蒂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了吗？
这是想象力的产物，但无法被赞美为“有想象力”。所谓“神实主义”既非美轮美奂的人类想象力极致，也不是与现实形成互衬的一种有效夸张形式。说这些技能和写法是平庸和生拉硬扯，多少有点对不起作家的工作和努力，但这些小说的技术含量和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在声音艺术里就好比是动静大一点的喇叭，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高保真音箱。
“神实主义”倘若是一个可以延续的名词，那么显然它还需要更具质量的作品和更有说服力的气质。如果在未形成自身独特气质之时，就急吼吼地端出这么一个名词，不但无法击中现实中荒诞景象的那个靶子，也容易令作家自己陷入那场巨大的荒诞之中。
附，《炸裂志》相关信息
作者：阎连科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13-10
ISBN：9787532150526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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