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回顾作家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深刻解析作家的心路历程，进一步挖掘作家思想根源，不难洞察其文学创作、思想发展的轨迹:由笃信东正教到不接受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制度，长达10年的监狱、劳改营和流放生活而导致政治观、哲学观的彻底改变；为不公平的命运喊冤，再到痛视、痛恨、诅咒社会，直到它灭亡，他一步步地走进忏悔的深渊。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这个强有力的武器被他运用得可谓淋漓尽致，否则美国怎么会把“荣誉公民”的称号送给他呢？由于其作品独特的内容，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下被人为地夸大化，在最高领导人那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筹码；后因政治突变文学进而变成自己与悲惨的命运、社会的不公正待遇进行抗争和报复的手段和工具，他疯狂写作，疯狂揭露当时的黑暗面，其目标不只是批判斯大林，而且矛头直指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反对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被迫采取的镇压措施，宣扬反对一切革命的思想。作品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被国外敌对势力用来作为反苏反共的宣传品，产生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为西方制定反俄计划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为制造大厦的倒塌提供了间接帮助，他的文学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讲充当了捣毁苏联大厦的“帮凶”。创作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及整个民族的悲剧。根据俄罗斯批评家达维多夫分析，这是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里养成的一种为求得生存和进行报复而不顾一切、蛮不讲理的心理，已故批评家拉克申曾称他的行为是“劳改营里的狼的行为”；诗人叶夫图申科把《古拉格群岛》称为“反共宣言书”。如果从作品所产生的国际影响角度来说，这些说法都是不无道理的。因此，作品便丧失了艺术作品的品格，这种看法为俄罗斯文学界相当多的人所认同。如诗人叶夫图申科在考察了索尔仁尼琴的创作道路后指出，这位作家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主要是政治事件，而不是文学事件，他的“艺术潜力”曾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闪现”过，如《玛特廖娜的家》等作品叙事比较生动，塑造了比较丰满的人物形象，艺术性较强，但是后来“在走出文学的圈子后就没有能再回到文学中来”。
特定的时期、复杂矛盾的命运使作家完全把写作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作家用文学创作铺就了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2005年10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张建华采访《旗》杂志第一副主编娜塔丽亚-鲍利索夫娜-伊凡诺娃，她说:“……索尔仁尼琴自己就是一个神话。他给所有的人出点子——作家、农民、政府、杜马，还有俄罗斯大地。于是他便失去了他们。他其实应该在奥林匹斯山上呆着，别什么都干预；这是他应有的角色。可他却干预，于是毁了自己的一切，连同他的名誉。”她的这番话道出了索尔仁尼琴的性格和他最后的悲剧命运。流亡文人不可避免地属于那个时代的反对者；他们很难将过去的文化遗产与他们憎恶的社会现实截然分开；在冷战时代的那个特定时期，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作品从头至尾实际上都是在被利用。其实，文学本不应该承载那么多的责任、职责和功能。而强烈的民族心又使他一步步地走向忏悔的深渊。这是虔诚教徒宗教思想的回归，也是他心灵的最后归宿。
苏联解体这一根本事件，正是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的思想的核心。他在持不同政见者当中反共最为坚决，曾被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过去他连篇累牍地写书和发表文章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为搞垮苏联制造舆论方面出的力气最大，所以，他忏悔的心也最强烈。1989年苏联这座大厦倒塌了，历史就这样让强大的苏联与另一个超级大国擦肩而过，当“预言家”的“预言”、“先知”实现了的时候，久在异国他乡的作家面对四分五裂的祖国，他的心或许也无法平静，尽管曾因极权统治遭受迫害一度非常地痛视它，诅咒它，但当看到受苦受难的无辜老百姓，他的“俄罗斯民族良心”发现了！回国前就开始着手写“政论三部曲”。纵览这“三部曲”，不难揣摩出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民族意识的思考和对俄罗斯民族性格深刻的剖析，同时，作者认为西方蓄谋已久的反俄计划及其成功实施，也是俄罗斯步入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索尔仁尼琴想借助文学作品来提出一些有效措施而拯救整个俄罗斯的命运，追回因反动的政治宣传所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是他替自己寻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虽然他没有公开对自己的行为道歉，实际上他内心的忏悔比他公开道歉还深刻、还残酷。他的“三部曲”完全能够解读他那颗忏悔的心。
对于俄罗斯这个富有贵族情结的民族，作家的宝贵之处就在于首先他是当今唯一活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几乎一个世纪的腥风血雨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所受，他是这个民族最可宝贵的财富。回顾作家的心路历程他恨也应该，诅咒也应该，但忏悔更应该。著名作家邦达列夫说他应该到一个旧时的修道院里去，在石板上跪下来进行忏悔，乞求上帝宽恕他的罪过。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拖着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在远东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他要落叶归根，是的，他该回来了！看到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人民极度贫困的祖国悲剧般现状，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损大半，他逐渐沉于隐居状态，孤居在远离尘嚣的莫斯科郊外圣三一雷科沃村自己盖的住所里。他依旧孤独，除了陪伴他的妻子，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辗转反侧，他在更深刻地忏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他开始对目前的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些都说明他的内心在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充满着无尽的惋惜。这是一位历史人物，是东西方“冷战”的时代背景造就的特殊时期的产物，文学赋予他的使命、旧俄时代打下的深深烙印都决定他必然生活在无尽的忏悔之中。
他之所以忏悔，就是因为他还有对民族文化难以割舍的依恋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虽然西方社会对他个人有“恩”，但他始终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化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坚定反对者。2005年6月媒体采访时，他公开指责俄罗斯政治现状，同时，强烈批评了美国社会虚伪的民主，打着民主旗号，推行强权的做法。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索尔仁尼琴阐释了民族精神和文化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意义:“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于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他认为，如今能给俄罗斯人以力量、保证俄罗斯民族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许只有俄罗斯的文化。正因为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所折射的这些品质，他才被人们视为“民族的良心”和“文化的主教”。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面对媒体，他再次选择了与当局对立的生活方式，他无所顾忌，不以为然，还继续保持着政治批评本色，出面设计国家的“人民自治管理”体制，逐渐与新的当权者拉开距离，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叶利钦在他生日时授予他的俄罗斯国家最高奖圣安德列奖。他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对人民力量的信赖，就能让人们觉出他的满腔赤诚，一颗真诚忏悔的心，并因此而感动。索尔仁尼琴所体现出来的生活态度同世界观，远远超出了本书的价值和影响。近90岁高龄的他已不能再写那些批判社会现实的长篇巨著了，而是通过媒体直接抨击当政者。或许他认为直接提建议要比他写文学作品影射一些社会政治现象更直接，所以，2006年媒体再次采访他时，他一再提出强国富民的方略。
三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在现代苏俄文学史中占有着特殊的地位，其古典传统的创作风格与众不同。在打得头破血流、四分五裂的俄罗斯知识界、文化界，甚至没有他的一席之地，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所遭受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政治立场及思想价值观念的不同，因此，索尔仁尼琴很难被纳入任何一派，他的存在本身就已使俄罗斯文学力量的分野模糊化、复杂化了，同时他的存在也赋予了俄罗斯文学历史一定的特殊性。索尔仁尼琴将俄国的圣愚和新时代愤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塑造了自己独特的形象，中心思想仍然是苦难情结，这也是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文化永恒的主题。他在忏悔，在为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复兴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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