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大家中，吴伯萧先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一位。
那年，我在故乡冀东一个渔村读小学，有天，浏览三姐高中语文书时，一篇名为《记一辆纺车》的文章将我深深吸引。于是，屏息凝神如饥似渴地阅读。如果不是读了此文，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自己所熟悉的、婶子大娘们经常用的简陋的纺车，同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也不会相信，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会有那么一群人，“从锭子上取下穗子，也像从果树上摘下果实”独特的感受。多年以后，在革命圣地延安纺线的那些人的形象，还时常浮现于我的眼前，让我感动，令我温暖。并由此而觉得纺线的人们，就是一只只正在舍身忘记吐丝的春蚕。
从那一天起吧，我对吴伯萧这个名字有了关注。
我上高中的那年，课本选了吴老的《菜园小记》，这篇文章和《记一辆纺车》相同，仍然是写延安军民生活的。它用记叙、描写、议论等表达手法，写了开辟菜园，种菜，浇水，田间除草等小事，从侧面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火热劳动场面，赞扬了延安军民不怕困难，以苦为荣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崇高的革命情操与情趣。记得学了这篇文章后，老师给同学们留了一份“仿写”的作业。同学们完成的还行，我还得了一个“优”呢！
1983年，到天津工作不久的我，参加了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不经意间，我在一位同学那里又结识了吴老的另外两篇力作——《难老泉》和《歌声》。由于书店里买不到这本书，我只好厚着脸皮央求那位同学借我读两天，结果他只同意借一晚。即便如此，我也万分感激了，连声道谢。晚上，好歹吃了几口饭，就争分夺秒地抄写起来。夜深了，同室的两位老师催我几次睡觉，我都充耳不闻。我一笔一画的抄啊抄啊，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只在蔚蓝天空自由翱翔的海鸥，惬意得要死。当我将两篇散文工工整整地抄完，放下笔时，手指头累得都回不过弯来了。再抬头向窗外望去，天已经亮了。上电大期间，我有两个遗憾：一是因为自己找对象和家里盖房等重大事情的拖累，我没有毕业；另一个则是吴伯萧老师来到我们汉沽给同学们讲课，我因正在老家而与良机失之交臂。
几年后，我在汉沽书店认识了一个女孩，他知道我喜欢吴伯萧的散文，就利用职务之便给我在书海（库房）里“捞”到了一本《吴伯萧散文选》（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拿到吴老这本书时的情景，至今还能回忆出一些细节：我用颤抖的手，从恋人手里接过书，又用颤抖的钢笔在书的扉页上写下“86年元月10日zhengwanyou”。是夜，我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忘我地品读。当读到《山屋》开头时，我用铅笔画了几行作为重点背诵的道道，又在“挂”字下面画了一个圈圈。那开头可真是神来之笔！洗练而质朴，尤其是那个动词“挂”，太形象了。吴老是这样写的：
屋是挂在山坡上的。门窗开出便都是山。不叫它别墅，因为不是旁宅支院颐养避暑的地方；唤作什么楼也不妥，因为一底一顶，顶上就正对着天空。无以名之，就姑且直呼为山屋吧，那是很有点老实相的。
1992年，有次，汉沽报社要出一个描写盐工生活的文学专版，我是被邀的作者之一。思来想去，我忆起了吴老的《山屋》，于是就从“屋”这个角度下了笔，很快，一篇名为《滩屋》的散文在我的笔下诞生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滩屋》居然被刊登在了报纸的显要位置。接下来，还接到了几个文友和读者的电话，夸我写得不错。我笑着对一位莫逆说：“你们感谢我，而我得感谢吴伯萧老师啊！我是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他老人家的《山屋》影响才写出《滩屋》的……”所幸，在后来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走的还行，不仅有作品偶尔在报刊上发表、获奖，而且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和诗集，加入了天津市作协。在书店工作的妻子曾在几次笑谈中说：“你成了作家，也有我的功劳呀！别忘了，我给你买了好多好书哇！”
至今，我的书橱里还静静地躺着那本封面有大山、山屋和树等图案的《吴伯萧散文选》呢。每每想念时，便毕恭毕敬地把它请下来。饱读的那一时刻，我觉得吴伯萧老人正满脸微笑着坐在我的对面，谆谆教诲，娓娓而谈。而我的心灵，则像一块被叮咚泉水浸润过的草地，芬芳而幸福。
相关链接：吴伯萧散文集（3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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