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眼中的经学，不仅是知识或者理念，也有很大的使用价值，如禹贡可治水，春秋可决狱，诗经可谏言等。理学兴起于宋代（“四书”之概念始于朱熹），元代人则比较注重经学，不过，明代又沿着宋代理学的路子往下走，特别张扬价值。随着时间推进，儒家义理研究越来越深，局面越来越广。明代是一个经学和理学分头饮水的时代，从事理学研究的儒生非常多，学派林立；经学虽无理学繁荣，不过也诞生了许多著作（如王阳明）。处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分头饮水的状况导致明朝士大夫十分虚浮（加上受佛道影响而支离破碎的儒学使得士大夫更加虚浮），这正是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重拾经学、理学并重的传统。王夫之对王阳明有很多批评，比如认为其“致良知”之类的心学理论，导致不少人放弃对国家的责任。但是，与其说王夫之朴素唯物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个经典的理学家更加恰当。他对天道人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阐发，即先回到儒学的真正传统上，再落实到行动中。中国的形上学是道德的形上学，与西方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即道德底形上学、那种纯理论的推述不同。这里的道德不是指狭义的道德，而是指天人性命，包括人的境界、眼界、胸怀等。
王夫之的学问，既有端架子的一面，又有踏实的一面。知识分子端架子是应该的，不该放弃国家与民资的尊严，于是，王夫之把“尽人事”体现在学术上。王夫之心中一直有“夷夏之辨”的考虑，而且是重点的考虑。
王夫之在重建中国文化的尝试中，不仅对儒学有很深造诣，对佛、道的钻研也很透彻。他对佛、道的批评十分尖锐。比如他认为儒为正，儒家之特点应为如周易首句所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与之相比，老庄则为负。虽负可补正，然负太多，则抑正。其实，自古以来有许多学者即是通过注释周易来阐发自己的思想，王夫之亦如此，先作有《周易外传》，晚年又作《周易内传》、《周易内传发例》。他认为占、学同道，卦爻辞一体，并结合卦象讲时政或具体议题。（解决实际问题可看《周易程氏传》，但问题在于每一卦、每一爻并不实际真的对应某些具体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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