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潘天寿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最后一位坚守者，也是国画现代化的启迪者。他的一生，都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艰难维护着中国传统绘画与民族精神。
潘天寿
1897年，潘天寿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父亲是一名秀才，在当地颇有名望，家境殷实的潘天寿从小便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潘天寿旧照
潘天寿的成长过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这种巨变在当时的对外开埠城市宁波显得尤为明显。
1903年，西方教会与中国民众的冲突加剧，宁海教案爆发。潘天寿的父亲因为款待反洋教起义军受到牵连，母亲也因在月子中受到惊吓猝然离世。不到7岁的潘天寿就这样被拖拽进了时代语境之中，早早经历了列强欺凌带来的家国劫难，在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民族自尊的种子。
此后一生，潘天寿都始终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艰难前行。
潘天寿《水墨山水图轴》 纸本设色 60.5cm×68cm 1947年
他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雷婆头峰寿者”，常常在画作中以此落款署名。雷婆头峰是他家乡的一座小山，他幼年时常与小伙伴一同在雷婆头峰上玩耍，长大后也常常登山观望家乡风光。
潘天寿常用印“雷婆头峰寿者”
他曾多次说过，自己是雷婆头峰上的一块岩石，要日夜守护雷婆头峰。他早已做好了奉献一切的准备，只待祖国和家乡召唤。
1915年，18岁的潘天寿中学毕业，步行600里赴杭州赶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文简称“浙江一师”）。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钟楼及庭院
当时的浙江一师，是南方新文化、新思潮的中心，校长经亨颐更是有“一师的蔡元培”之称，学校里的李叔同、夏丏尊、陈望道、马一浮等老师，也都是在思想、文化、艺术、教育领域里开一代风气的学者。
在这里，潘天寿以及同学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等，接受了最为开放和先进的理念，树立了“艺术报国”的信念。
潘天寿在1917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时势造英雄论》。他在文章中谈到，“欲成大事，建大业，虽视于其人之才力，亦视其时之如何耳”，一个有才能的人，如果能够把握时代机遇，则能更好地成大事、建大业。而他本人，显然是抓住了时代的机遇。
1917年，潘天寿《时势造英雄论》手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杭州学生联合会奋起响应，掀起了震撼全国的“浙一师学潮”。12月，浙江一师的学生在沿湖运动场集会支持福建学生的“闽案”斗争，潘天寿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即使被前来镇压的军警用刺刀划破脸颊，也依然肆无忌惮地挥洒着自己的报国激情。
1920年夏天，从浙江一师毕业的潘天寿，在宁海和孝丰（今湖州市安吉县）担任小学老师。工作之余，他自习绘画、书法、诗词和篆刻，并日渐感慨“艺术应该走出去”。
潘天寿《秃头僧徒》 纸本设色 94.8cm×172cm 1922年
1923年，潘天寿任教于上海民国女子工艺学校，同年夏天，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师，负责教授中画实习课和中画理论课。
也是这一年，26岁的潘天寿在老乡褚闻韵的引荐下，认识了80岁的艺术大师吴昌硕，并得到吴昌硕的指导。
潘天寿、吴昌硕
吴昌硕非常欣赏潘天寿，亲切地称呼他为“阿寿”，不仅将他的花鸟画评价为“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还曾作了一首长古《读潘阿寿山水障子》相赠。
诗中写到，“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年少气盛的潘天寿，早期画作很“野”，让吴昌硕心怀忧虑，不时提醒他要收敛，不可行速过快。
潘天寿部分作品
1924年，潘天寿辞去上海民国女子工艺学校教职，受聘为上海美专教授，此后还与褚闻韵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中国画系。
1927年春，潘天寿与褚闻韵一同转入上海新华艺术学院（次年改名为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亲任艺术教育系主任，并教授国画花鸟、山水和绘画史。
新华艺专旧影
授课之余，潘天寿编撰了《中国绘画史》教材，梳理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历程，对中西文化交流进行了理性思考，并进一步坚定了自己从事民族艺术和教育事业的决心。
潘天寿著作《中国绘画史》（1926）
面对积贫积弱带来的内忧外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疑，这种质疑也蔓延到了艺术界。在潘天寿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学习西方艺术似乎是艺术界的主流认知。
20世纪30年代的潘天寿
1928年初，蔡元培、林风眠在杭州西子湖畔创建了中国美术学院的原初机构——国立艺术院，并邀请潘天寿担任中国画主任教授兼书法研究会指导教师。
潘天寿（前排左四）与国立杭州艺专早期教师合影
进入国立艺术院后，潘天寿发现，这里开设的课程同样是以西画和雕塑等为主，他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改变，只能高呼“中国人从事西画，如一意摹拟西人，无点滴之自己特点为民族增光彩者，是一洋奴隶”。
从这时起，潘天寿的作品开始变得笔触强劲老辣。授课的同时，潘天寿还成立了书画研究会，组织一批爱好国画的学生学习、研究中国画，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中国传统绘画的价值。
1936年潘天寿（左二立者）与国立杭州艺专书画研究会会员
1932年，潘天寿和诸闻韵、吴茀之、张书旂、张振铎成立“白社”国画研究会，着眼于学术，努力继承文人画的优秀传统，主张以“扬州画派”的革新精神从事中国画创作。
“白社”国画研究会成员（左起：张振铎、潘天寿、褚闻韵、张书旂、吴茀之）
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白社”活动结束。此后几年，潘天寿随学校师生迁往湖南沅陵，又撤至四川璧山县（今重庆），并于1944年担任国立艺专校长。
1938年夏，潘天寿与国立艺专师生在湖南沅陵
1944年，潘天寿（前排右三）与国立艺专师生在重庆磐溪
抗战胜利后，潘天寿随校迁回杭州，在他的主持下，国立艺专正式复员开学，多方延聘良师，完善教学管理，迎来中兴气象。
20世纪40年代的潘天寿
此后，潘天寿辞去校长职务，专攻学术和创作，迎来了个人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由于建国初期的需要，中国画的教学坚持以人物画、工笔、写生为主，强调中国画的写实能力，以艺术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斗争，为工农兵服务。传统山水和花鸟画备受冷落，与主流观念格格不入的潘天寿也一度失去授课权。
潘天寿《江南春雨图轴》 纸本设色、指墨 85.8cm×77.2cm 1953年
这一时期，潘天寿曾写过一篇名为《清算我的文化思想》的文章，检讨称自己的思想太封建，同时作品风格也不再那么锋利，文人气息越来越浓。
潘天寿《灵岩涧一角》 纸本设色 116.7cm×119.7cm 1955年
1956年6月，文化部发函督促学校改变对潘天寿等人的不公平对待。1957年后，潘天寿先后出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务。
1963年潘天寿给国画系花鸟班学生上课
他开始进行一系列的中国画教学改革，为中国画的独立发展争取名和实。他强调，中国画的发展要增强开放性，但同时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纯粹性。中西“两大高峰”应该进行交流，但绝不能融合，“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绘画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
潘天寿《鹫鹰磐石图》 纸本设色 161.7×123.9cm 60年代
潘天寿《雨霁图卷》 纸本设色 141cm×363.3cm 1962年
前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的儿子潘公凯认为，这一切，都源于潘天寿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切理解与热爱。
他自幼读私塾，国学文化对他来说不仅是知识，也是道德准则，是毕生实践的人生理想。他的一生都在研究中国绘画、中国诗词、中国书法和中国书画史论，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是深切的，是融化在血液中的。
潘天寿《青绿山水图轴》 纸本设色 69cm×54cm 1962年
有长期的研究，才有深切的理解，才有由衷的热爱，才真懂其中的文化价值，才能对民族文化有真正的自信。因此，也有人评价潘天寿为传统派的最后一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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