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王朝，是个很短命的王朝。从开国到灭亡，只有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大家都说秦朝短命，其实是一种不太确切的说法。这主要是指它在完成大一统伟业之后，垮台的速度太快了一些。如果把它同其前身秦国的存世时间，合并起来计算的话，前后延续长达五百余年。这样算来，它倒可以算得上是高寿，甚至是超高寿王朝了。
而隋朝则不然，从坐天下的角度看，它不像秦朝那样传承久远，没有任何世袭的遗产可以继承。杨坚、杨广两父子，完全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出了一个全新的强大王朝。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隋朝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大一统王朝，似乎并不为过。
我始终以为，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隋朝是个很奇特的现象。它虽然很短命，但却在短短的存世期间，做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好事、大事，为中华民族，甚至是全世界留下了一大笔丰厚的政治、经济、文化遗产。大约是由于寿命过短的原因，我感觉史学界在隋朝相关问题的研究方面，重视程度还不够高,投入力度还不够大，评价也不够准确到位。这一点，同它巨大历史的贡献还不太相称。真是委屈你们了，两位杨大皇帝。
“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组织严密、规范高效的中央政府管理体制。它不仅长久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的政治馈赠。这项制度的雏形，最早虽然源于汉代，但真正将其以制度化、规范化形式确立下来，并有效地应用于国家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却是隋文帝杨坚。
这个隋文帝真是太有才了，打下江山没有多长时间，面对那么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有多少更急、更紧的事情要处理啊，比如恢复发展经济，比如基本完成统一大业，比如抵御外族入侵，等等。但是隋文帝却能忙里偷闲，不失时机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让人不能不佩服他掌控大局的能力，以及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远见。
一个高效稳定的文官政府，对于国家社会，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这一点，也正是隋文帝推行“三省六部制”的初衷。从实际效果看，“三省六部制”的管理体制，体现了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推诿扯皮、人浮于事等问题，基本实现了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改革目标。
正因为“三省六部制”好处多多，这一体制为后世各朝各代纷纷效仿采用。尤其是“六部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寿命长达一千三百多年。如今我们仍在倡导推行的“大部制”改革，包括西方国家文官政府的体制模式，其中也都依稀可以看到“六部制”的影子。长寿且影响深广的“六部制”，同短命的大隋王朝之间的巨大反差，很是让人感叹。
在历史上，隋炀帝杨广的形象，一直比较负面一些。史家关于他骄奢淫逸、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等等方面的恶评，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因而，“昏君”也就成了隋炀帝头上的醒目标贴，怎么也撕不掉了。不错，隋炀帝是做过不少惹人非议的事情，但是他也干出过一些堪称惊天动地的大事、好事。简单地给他贴上一张“昏君”的标签，对他而言并不是很公平。我以为，即使不能将他称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式的人物，“功过两分”，也是他应当得到的最起码历史评价。
修建南北大运河，堪称隋炀帝的惊世之作。这样利国利民的大手笔，怎么可能会出自一个“昏君”之手？当然了，南北大运河的最终建成，并非隋朝一代、隋炀帝一人之功。另外，在这项伟大工程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隋炀帝也确实存在着操之过急、不恤民力之类比较严重的问题。然而，瑕不掩瑜，这些问题与南北大运河功在千秋、无可比拟的历史地位相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而隋炀帝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无人可以比肩的。
隋炀帝决定修建南北大运河的第一考量，应该出于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物畅其流嘛。在当时的条件下，大运河开通之后，对于南北方物资流通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以古代的交通运输条件而言，没有大运河，南北之间要想实现低成本的大规模物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说明，隋炀帝有着十分超前的经济头脑和长远眼光。
大运河的开通，大大带动了一些沿河口岸的繁荣发展。比如我们山东的济宁、临清、德州等等，当初就曾是繁盛一时的大码头。直到铁路、公路等现代化交通手段被广泛应用，大运河的地位才逐渐式微。岁月悠悠，天地悠悠。伴随着桨声帆影流淌千百年的大运河，本身就像一部动感的、如歌如诗的历史。浪花在上，沉渣在下。历史，当然也不应该将开凿修建大运河的决策者、有功者忘却。
一项重大决策付诸实施之后，除了它原定的初始目标，往往还会伴生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有的可能是好的，有的可能是坏的。而大运河的情况，则无疑属于前者。伴随着物资的大规模、大范围流通，大运河在南北文化习俗的相互传导渗透、南北民众族群的交流融合方面，所起到的促进催化作用，也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
只有交流，才能促进了解。只有了解，才能催化融合。在大运河这条大动脉中，流动的不只是人群物资，还有科技文化。可以这么说，大运河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一点，倒有可能是为隋炀帝所始料不及的。虽然他为了推进南北族群交流，有意做过学习江南方言、娶江南女子当老婆、亲近江南知识分子这样的事情。无意而为之也是功，在这笔历史功劳账上，当然不能少了隋炀帝的那一份。
在中国古代，由于思想认知方面的局限，文人史家对于大运河的评价，以负面居多。这一现象，倒是可以反证隋炀帝认识水平与眼光的超前。但唐代有个名叫皮日休的诗人，却是个例外。他有一首题为《汴河怀古》的七绝，是这样写的：“都道隋亡因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是，虽然存在追求奢华讲排场等问题，隋炀帝在开凿修建大运河方面的历史功绩，几乎可以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
让人有些匪夷所思的是，长期东征西战，习惯于打打杀杀的隋炀帝，却十分难得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度重视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接班上任伊始，隋炀帝就发布过包含这样内容的最高指示：“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策划主导之下，堪称人类千古文明奇观的科举制度，闪亮登场。试想，一个“昏君”，会对教育文化事业有如此清醒到位的认识，并为之身体力行吗？
跟“三省六部制”一样，集教育考试、人事管理、官员选拔功能于一身，根本属性是政治制度的科举制度，也是一项长寿的制度。跟“三省六部制”一样，科举制度也存活了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清末才被废除。科举制度的创立，不仅对中华文明史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对于世界文明史的贡献也不容小觑。比如有西方学者称，科举制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这项制度，对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影响巨大。一人拥有一项寿命这样长、影响这样大的软科学发明专利权，这样的父子皇帝，可说是中外难觅、绝无仅有。杨杨坚、杨广爷儿俩，可真是有一套。
关于科举制度，历来褒贬不一。改革开放之前，对于科举制度的评价，基本是一边倒的负面。改革开放之后，陆续有些正面的评价开始出现，但是认识不够深刻、声音不够响亮、阵势不够壮大，跟科举制度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符。我以为，相对于封建社会那样的体制环境，科举制度基本已经达到了极致，不可能再有比其更好的制度了。换而言之，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最好的一项制度，没有之一。
也许有人会说，隋炀帝创立科举制度，目的为了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维护其家天下的地位。这个可以理解，你不能指望一个封建皇帝，会创造一种能够推动封建社会瓦解、有利于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制度出来。喜欢拿一些现代的价值观去衡量古人、要求古人，是一些所谓史学家们的思维定式。事实上，如果没有科举制度，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包括下层知识分子们，境况只会更糟。
无可否认，以“拼分”为特征的科举制度，给了草根阶层一个参与竞争的机会，从而以相对公平的方式，选拔出了一大批治国理政的杰出干才，比如颜真卿、白居易、柳宗元、韩愈、寇准、王安石、范仲淹、包拯、欧阳修、于谦、张居正、曾国藩、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如果把这份名单拉下去，会很长很长。相比于以“拼爹”为取向的世袭制、举荐制、九品中正制等等，科举制度的问世，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
同时，科举制度倡导了一种崇尚竞争、重视教育的良好风气，在劝人向学、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等方面，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我一向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或者阶层的形成，是以科举制度的创立为发端的。是科举制度的实施，推动教育事业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规制和体系，聚拢了一大批从业人员。在这之前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一帮单打独斗的散兵游勇。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又何谈社会的文明进步？
跟封建社会的其它制度规定一样，科举制度自然也有其短板存在。比如相对封闭，比如僵化呆板，比如形式主义，比如助长了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官本位意识，等等。但是科举制度的这些问题和弊端，板子不能都打在其发明者隋炀帝身上。因为后代尤其是清代继承者们的墨守成规、不思革新等问题，不能由隋炀帝来替他们承担责任。如果非要把科举制度的负面影响之账，全都算到隋炀帝头上的话，也请不要忘记加上“瑕不掩瑜”四个字的后缀。
短命但多彩的大隋王朝，值得我们对其致以足够的敬意。杨坚、杨广两父子的历史功绩，也并不逊色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作者简介：王离京，笔名谷荻，男，山东寿光人，1958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过知青、工人、教师，曾任省直机关处长、大学领导干部，二级警监。散文作家，系中国作协会员，发表出版作品累计三百余万字，多次获奖并入选多种选本。相关作品成为国内外多家著名高校图书馆馆藏书目，两度入选山东省中小学生寒暑假读一本好书活动前十位重点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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