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礼让为国”后，因“耻食周粟”而“采薇首阳”，最后竟绝食饿死在首阳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被世人称为“清圣”。其实，根据最新考古和研究资料表明：夷齐未必饿死在首阳山。还历史本来面目，澄清该冤假错案的影响，是我们作为夷齐故里每个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孤竹君子之二子，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去”。他们出走后，“国人立其中子，”由伯夷之妹辅佐执政。夷齐听说西伯（周文王）施行仁政，善待老人，故远去西周国，倍受敬重，周武王愿意“让以天下”；周公要对两位贤人“加富二等，就官一列”。但夷齐均不受：因为他们是孤竹国人，“耻食周粟”。恰逢原殷商太师箕子“义不事周”而远去朝鲜，夷齐也随之而去。据朝鲜学者考订，箕子建都平壤，夷齐居于海州，子孙繁衍。
面对周公“加富二等，就官一列”的优赏，夷齐不受。“耻食周粟”要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就是说，这里的“粟”，不是指粟米、粮食，而是官员的俸禄。古代文字学专著《乐雅》释义：“粟，俸禄。”唐代李德裕做《夷齐论》，明确解说：“所谓周粟者，周王所赋人之俸也。”这个解说很有见地，是非常正确的。这里的“食”，不是“食物”也不是“吃”，而是享用。所以“耻食周粟”，意为耻于享用周王给的俸禄。因为夷齐本是孤竹国君之子，如果享用了周俸，就愧对故国，所以坚拒不受。他们的品节从“礼让为国”到“耻食周粟”，确实是纯正崇高的。汉字具有一字多义的特点，义项与义项之间有的相差甚远。而后人错解了“耻食周粟”，把“食”说成“吃”，把“粟”说成“粟米”，既然耻于吃周朝的粮食，夷齐那就只能“采薇”来吃了；而野菜也是长于周土属于周王，那就只好什么也不能吃。于是乎，“饿死首阳”是夷齐的必然“归宿”。
夷齐饿死在故乡老家的首阳山，这是太不合乎情理的：
其一，夷齐礼让为国，义薄云天，在周地深受敬重；回到故乡，掌政的弟弟和妹妹及孤竹国的百姓们只能更加敬重，怎么会让伯夷，叔齐眼睁睁地饿死呢？其二：最有力的物证———夷齐庙本身。该庙建于汉熹平五年（176），元、明、清三代均有大规模重修。在占地数百亩的建筑中，其核心建筑从建庙之初一直到乾隆中期始终是揖逊堂（“揖逊”的含义是“让位贤德之人”，专门表彰夷齐弟兄礼让为国、高风亮节的纪念堂），从来没有“叩马而谏”、“采薇首阳”。只是到了清朝乾隆皇帝两次驻跸夷齐庙，留下诗文八篇，并亲自督办在揖逊堂东西墙上添画了“叩马而谏图”和“首阳采薇图”，这是皇权政治的结果。尤其是乾隆在考证古代“五处首阳山”的时候，浅尝辄止，竟以政治口号来掩盖考证的无能，说“夷齐清风在”，“天下无处非首阳”。这样一来夷齐庙所在地就被官方改称首阳山了。其三：“迁安首阳山”原名洞山，但当地民众拒不认同“夷齐饿死首阳山”一说，改称“首阳山”是一件犯众怒的大事。1900年义和团大师张鸿在夷齐庙西墙外扯旗起事，旗上大书“直隶关西津东洞山寺义和神团”，而不写首阳山便是明证。而取名“首阳山铁矿”只是近二十年来才流行开来。
其四：夷齐“耻食周粟”，恰有箕子北去，他们都坚持“义不事周”，可谓志同道合，因此随之北上，回到孤竹故国，并做出随箕子入朝，并带走数以万计的孤竹移民。而这件事的组织者，殷商太师箕子（外地人）是办不到的，只有深受人们尊崇的孤竹“清圣”伯夷、叔齐（当地人），才有这样的号召力。
1992年10月，迁安市夏官营镇马哨村出土了制作精美的商代簋和鼎。青铜簋的底部有金文“箕”字，据此推断它是殷商太师、商纣王的叔父箕子之物。青铜鼎内壁铭文有金文“卜”字，也是箕子之物。箕子之国在今山西太谷东北，象征主权的铜簋和铜鼎是媵器（陪嫁财产）。由此可知箕子家族曾嫁女与孤竹家族联姻，孤竹君侯攀附箕子这样的商朝重臣联姻，一方面说明他在商朝的地位之高，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商朝的地位。故伯夷叔齐“礼让为国”后，投奔姻亲是符合现实逻辑的，后来又陪箕子“义不事周”，回到故地探亲，并在孤竹国做出随箕子入朝的重大决策，带走数以万计的孤竹移民，而铜簋、铜鼎正是途经孤竹之地时留下的遗物。据《史记·伯夷列传》所引诸家注文，天下首阳山有五六处，这正是夷齐随箕子入朝，从中原到朝鲜半岛的“行军路线”：迁安境内的孤竹城是必经之地，葫芦岛孤竹村、辽阳首阳山、最后到朝鲜海州首阳山，这些夷齐东去朝鲜的蛛丝马迹，串联起来与史称天下多处首阳山是相符的。
伯夷叔齐淡于权势，礼让为国是一种美德，与那些争名与朝，夺利与市，乃至不惜流血断躯，父子兄弟相残争夺王位的野心家相比，是何等的高尚。因此在我国历史上长期传为佳话。但由于种种原因，两千多年来伯夷叔齐被错传为“耻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实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持续时间最久的一大错案。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让“夷齐清风”，在中华大地永远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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