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记载的历史伟人物来看，本人以为中华文明史上最早的父子英杰非皋陶父子莫属。
史料记载，伯益是虞夏王朝除“上古四圣”外的一个贡献巨大、才华横溢的“十俊之一”，主管林业、渔业和养殖业，又协助大禹治水，按现代的官员配备，起码是担当两个部长和一个副部长。本人认为，受其父皋陶的教育和影响，其思想和文化修养也是那个时期顶尖者，所以才有在《大禹谟》上称是伯益讲得那句至理名言：“满招损，谦受益”。伯益是皋陶的长子，所以我们后人研究皋陶，也可一并把伯益的巨大贡献研究研究。
说到伯益的巨大贡献，本人以为第一要提的是水井的挖掘利用和推广。凿井的成功，可不是一件小发明，本人以为可以与“巢与火”的发现利用一样意义巨大。这个发明创造，冲破了自然的局限，为夏代文明的发展争得一块自由的空间。由井而延伸出来的神话传说还为世人的生活增添了驰骋想象的空间，浇灌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井文化。比较一下，神农尝百草，后稷教稼。这两位的神功，在于“饮食”二字中的“食”——解决食源的课题；伯益凿井的神功，全在于“饮水”二字中的“水”——它解决了水源利用的重大课题。
汉代人写的《淮南子·本经训》中说，“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故事的意思是说，伯益凿出水井后，龙和神都视为天下发生的大变故，龙腾空乘云而去，众神跑回了天国昆仑山。这个传说，很有些意蕴是它在讲：人类与鬼神，仿佛分享着一块地盘。人类未知的领域，便是鬼神得以长袖善舞的王国。人类长一点本事，就多一块地盘，神鬼则只好有所放弃，有所失守。以此，咀嚼品味“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和“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的传说，就会让我们感到对“掘井”文明成果的自豪与陶醉。
挖井出泉，意义之重大，我们后人自我体会一下吧。其一，井的利用，可使人们在承雨雪、汲河湖之外，另辟出新的获取水源之途。其二：于本无水的地表掘出水，这与河边取水、洼里灌瓶——利用地表固有水源，在得水利用有着质的区别。其三：因为能够掘井，摆脱对江河湖汊的依赖也就成为可能，为了饮水需要，不得不依水而居的情况，便可以有了改观——依井而居。后来的部落和城郭兴起哪个能离开井的发明呢？
本人记得，文革前，像我们六安这个小县城，多数城市居民是靠水井里的水做饭、洗菜和洗衣服的，冬天井水还冒着热气，冻手就好得多。而夏天呢，井水比气温低，可以用了浸泡西瓜，这时的井水被居民称为“井把凉”，真是好处多多。记得那时井边经常是很热闹的地方，取水、洗衣的笑语不绝于耳，井口处被绳索磨得光溜溜的样子记忆犹新。可惜，现在城里几乎没有的水井的踪迹，也是个遗憾吧！
相对于燧人氏、有巢氏，如果说有“凿井氏”之说的话，这个发明奖应该记在伯益的头上。《世本·作篇》引《周易释文》：“化益作井。”《初学记》卷七引文为“伯益作井。秦代《吕氏春秋·勿躬》中列举大桡作甲子、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等二十种事项，其中讲到“伯益作井”。二十种事项，即是二十种给生活带来革命性影响的重大发明。伯益对水井的发明和利用，本人认为应居二十发明事项之首。
伯益造井的传说，大约还同他的名字有些干系。益，就是“溢”的古字。前面已讲到《书·大禹谟》所记伯益的话：“满招损，谦受益”。此语，可以说是伯益最著名的格言，它恰是取之于水井。井以自满而得意的时候，正是要招至汲取之损的时候；井因水少而谦逊的时候，它将得到益——溢，增加水量，增高水位。挖井，总希望井水泉涌，取之不竭，汲之不尽，伯益之(溢)，不正是关于井的吉祥语、对于井的祝福话吗？可以设想，如果古人需要杜撰一个井的发明者的话，“益”无疑是这一人物理想的称谓，这就像“燧人氏”之于火、“有巢氏”之于屋一样。
让我们记住皋陶，也一并记住伯益吧！
注：后面的部分来自网络，无兴趣的朋友不要看了。
伯益（又称伯翳、大费等）的功劳和事迹可以大体归纳为五个方面：
（二）忘我的治水助手。尚书·尧典》写唐尧时，“汤汤洪水分割，荡荡怀山襄陵。”四方诸侯推荐鲧治水。《史记·夏本纪》载：“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鲧被舜“殛于羽山以死”。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依据新的《夏商周年表》和《史记·夏本纪》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大禹治水的时间约在公元前２１０４年－前２０９１年间。在这离家“居外”的十三年中，伯翳是大禹的得力助手。“禹乃遂与益、后稷奉(舜)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则谓：禹“遂行四渎，与益、夔共谋。”总之，大禹左臂右膀中总少不了伯益。他们同甘苦，薄衣食，“决江疏河，通四渎，致之於诲。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由此，大禹名垂千古。而伯益作为大禹治水的肱股之一，自然也是功不可没。“故功绩铭乎金石，著於盘盂。用现在的话说，在治水的功德碑上，理应镌刻上伯益的大名；在治水的功劳簿上，理应记下伯益的伟绩。真正使他成为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名人。
（三）最早的农业专家。在佐大禹治水的十三年中，伯益走南闯北，总结各地原始农业经验，成为我国最早的农业专家。他在舜帝时担任“虞”官，相当於《三坟》中的后土中正，“职川山草木虫鱼鸟兽。”或者说，大体相同於今天的农业部长，农林水牧渔一手抓。除了疏浚河道、排洪防涝之外，还有几项彪炳於史册：
一是烧荒垦田驱兽。在“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约公元前４５００年－前２３００年）和“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公约公元前２４００年－前１７００年），东夷人逐水草而居。草木丰盛对发展原始食草畜牧业是个有利条件，但对发展原始农业却是一个障碍。在生产工具（石铲、石斧、蚌镰等）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如何垦荒是进行作物种植的前提。伯益充分利用和发挥火的巨大威力。《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这就是说，掌管“上下草木鸟兽”的伯益，一把火烧将过去，即可收到一石二鸟之功效。一是快速除去杂木荒草，灰烬又可肥田。《帝王世纪·五帝》：“益为朕虞，庶物繁植。”就是各类农作物获得丰收的写照。二是借火驱走野兽，减少危害。西汉刘向《说苑·君道》云：“益掌禽。”殴与驱通。正如《前汉书·郊祀志下》：“先殴失道。”颜师古注：“殴与驱同。”伯益主管驱赶有害禽兽，方法大概就是火烧大荒。在今人看来极其野蛮、破坏环境的烧荒方式，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先进的耕作方式。这就叫作“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是卑湿之地种稻。由于“益主虞，山泽辟。”…山林川泽皆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他就指导普通百姓种植早作粟类作物，在低洼潮湿之地也开始试种水稻。《史记·夏本纪》：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记述的就是伯益受命向“众庶”（百姓）发放稻种的事。根据考古发掘，我国“由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古栽培稻，时间距今约一万年”。”在距今四千多年的伯益时代种植水稻，不仅可能，而且栽培技术一定会有长足进步。应该说，伯益是这一时代水稻种植的积极推广者。在这种情况下，仍有普通百姓食不果腹，伯益就“调有余相结，以均诸侯”⑩，，将征集到的粮食以及捕获到的猎物施舍给他们，这便是《史记·夏本纪》所记述的舜“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之事。
三是完善掘井技术。《世本·作篇》引《周易释文》：“化益作井。”《初学记》卷七引文为“伯益作井。”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对水充满着矛盾心理，水多了，成涝灾；水缺了，出旱灾。在洪水退去的季节，或居住在高地的人们，取水便成为一大难题。掘井技术的发明，等于把水源引进了居室，而且清洁卫生。在距今约７０００年至５３００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发现了一口井”。”与伯益同时但年龄稍长的舜，更是一名穿井高手。《史记·夏本纪》写他在穿井时，曾穿出“匿空”(地道)以藏身，机智躲过了顽父傲弟“下土实井”的灭顶之灾。既然如此，为什么“伯益作井”还会在史册上留下一笔呢？据分析，伯益可能是当时作井技术的集大成者。正像仓颉造字、奚仲作车、夷牟作矢、杜康造酒、蔡伦造纸一样，他们只不过是某项发明创造的代表人物而已。但用此人冠名而不用彼人冠名，其中自有道理在，说明他们在人类进步历史上的贡献还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四）卓越的政治谋士。伯益具有高超的智慧和过人的判断力，是尧舜禹时期的政治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
根据《尚书》、《史记》记载，不管是唐虞之际的十位功臣，伯益均忝列其间。
伯益的从政理念集中体现在《尚书·大禹谟》中。在禹、益、皋陶一起与舜帝讨论文德教化时，伯益发表了两通高见。首先，他通过赞扬尧帝实现“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神圣使命，说明“乃武、乃文”即文韬武略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他的理政原则，今天不妨称其为“十不主义”。原文是：“吁！戒哉！做成无虚，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於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译为白话文，大意是：“唉!要警惕啊!应该时时刻刻戒备预料不到的事件，不要违背法则制度。不要放纵於过度的游玩，不要沉溺於过度的享受。任用贤明的人不要三心二意，清除奸邪者不要犹豫不定。有可疑之处的谋略肯定不会成功，考虑各种事情的时候思路应该开阔。做事情不要违背规律去追求百姓的称誉，也不要违反民众的意志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治国不懈怠，政事不荒废，四方万国都会前来尊你为王。”伯益的“十不主义”可简单归纳为四点：一是办事情要尊重规律、民意、法制；二是做决策要考虑周全，做到万无一失；三是在用人上要选贤任能、除奸去邪；四是不要贪图安逸，荒废国事。若再加上本篇《大禹谟》中的另一句至今流传的处世格言：“满招损，谦受益”，作为第五点，就更加完美了。
这是追记的四千年前伯益说过的话，无疑经过了后人的整理、修改和润色，寄托了若干贤哲的从政理想。但能落到伯益头上，起码说明他有资格、有本事讲出这番道理。
这个“十不主义”，我们今天不妨作为“干部道德守则”来看待，其光芒不仅没有随着时光的流失而消失，而是更加璀璨夺目。就如同伯益对着今天的干部耳提面命一般，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而且入木三分，又娓娓动听。
在处理“对外关系”或民族矛盾方面，伯益也显示出高人一筹的智慧和谋略。当时作为华夏族的大禹受舜命，率各族诸侯前去征服“三苗”。大兵压境三十天，苗民还是抗命不服。伯益随行参与军机，出谋划策。他认为，光靠武力弹压不行，还得以德行相济。他用帝舜以至诚至孝之心感化顽父瞽瞍为例，说明至诚连神灵都能感动，何况这普通苗人呢?禹接受了益的这一计策。于是，舜帝广泛地推行文教德治，让人们拿着榍和翳在宫庭两面台阶上跳舞。然后就率军队撤退。又过了七十天，三苗终于来归顺了。以文代武处理民族矛盾，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大小民族和睦相处，这种做法即使放在今天也仍是一种治国安邦良策。
（五）实践的地理学家。《山海经》是我国历史上雄伟瑰诡的一部奇书，也是研究我国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关于它的成书年代，迄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大部分作於战国时期，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汇集了前后多人之作。但史书上也有称《山海经》为“伯益之书”的。《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遂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证之。故名之曰《山海经》。”再如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
毋庸置疑，在史料空白的情况下，伯益独自一人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部含有“我国上古时代民族、宗教、神话、历史、地理、医药、生物、矿产等许多方面的丰富史料”巨著。但这丝毫不能否定伯益在《山海经》成书过程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史记》等所载，伯益是一位随大禹治水全程踏遍九州四渎的英雄人物，他的所见所闻，关于他的传闻传说，进入《山海经》之中，恐怕没有人会表示反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们把他假托为《山海经》的著作者。较之北魏的郦道元、明代的徐霞客，我们称伯益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实践型地理学家，恐不为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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