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书院之首

——衡阳石鼓书院

    上周奉命到本省几个城市考察政府机构改革工作来到历史文化名城衡阳，由于时间太紧，仅用了一个来钟头匆匆流揽了一下衡阳的两个重要景点石鼓书院和回雁峰。

    石鼓书院创建于唐元和初，为中国四大书院（（包括：衡阳石鼓书院（因抗日战争之衡阳保卫战中为日军所毁，1998年由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接替其四大书院头衔）、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睢阳书院。））之首，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衡阳市石鼓区蒸水和湘江的合江汇流处的石鼓山上，海拔69米，面积4000平方米。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的石鼓书院曾鼎盛千年，名噪朝野，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正所谓“石出蒸湘攻错玉，鼓响衡岳震南天”！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立有高约两米石鼓。晋时庚仲初《观石鼓书》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则载：“具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石鼓山峻峭挺拔，风景奇异，历有湖南第一名胜之称。石鼓之名的来历：一说，石鼓四面凭虚，其形如鼓，因而得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 另一说，是因它三面环水，水浪花击石，其声如鼓。晋时谀仲初《观石鼓诗》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从《水经注》来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载于史册。山北面有一石洞，名为“朱陵后洞”，《水经注》上说“有石鼓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意思是说如果在“朱陵后洞”内听到湘江水的鸣叫，就会发生战争；《潇湘听雨录》记载：此洞为“灵洞”、“真仙遗迹”，在此祈祷能求子、除病。

蒸水和湘江的合江汇流处，左为蒸水右为湘水前面合江汇流处就是湘江。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开此处读书堂。石鼓书院历唐、宋、元、明、清各代，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设石鼓高等学堂为止，延续了一千余年。期间，它始终以藏书之丰、学风之盛、设备之全、经费之足、管理之严、成就之大，在中国教育史和书院发展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素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脉”的美誉。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宽族裔李士真“援宽故事，请于郡守，愿以私财”，在李宽办学旧址上对石鼓书院进行首次重建。史载，宋朝皇帝曾两次给石鼓书院赐额。一次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这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朱熹的《石鼓书院记》中有录；一次是仁宗景祐二年（1035)，仁宗允集贤殿校理刘沆之请，诏赐“石鼓书院”匾额及学田5顷，使石鼓书院声名大振，遂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石鼓书院首任山长李宽、后任山长李士真同祀石鼓七贤祠，与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并称石鼓七贤。 下面就是石鼓七贤的雕塑。

    宋朝集孔孟学说之大成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亲撰《石鼓书院记》（原文）：

    石鼓据蒸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故有书院起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至国初时，尝赐敕额。其后，乃复稍徒而东，以为州学。则书院之踪於此，遂废而不复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始因旧址列屋数间，榜以故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因其故益厂之，别建重屋，以奉先圣先师之像，且纂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若干卷，而俾郡县择遣修士以充入之。盖连帅林侯栗诸使者苏侯诩、管侯鉴、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费赍割公田，以佐其役，逾年而后落其成焉。于是宋侯以书来曰：“愿记其实，以诏后人。且有以幸教其学者，则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为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而为政者，乃成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不有好古图旧之贤，孰能谨而存之哉？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而不敢惮其烦，盖非独不忍其旧迹之芜废而已也。故特为之记其本末，以告来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无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害，将有不胜言者。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若诸生之所以学，而非若今之人所谓，则昔吾友张子敬夫所以记夫岳麓者，语之详矣。顾于下学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讲其言者不知所以从事之方，而无以蹈其实，然今亦何以他求为哉！亦曰：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几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又何俟于予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