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下午就在宾馆会议室里听各位老师上大课。我们这些未进大学门未圆大学梦的求学者都是一边认真地听讲，一边细心地课做笔记。上午下了课，赶忙到餐厅里风卷残云般吃了饭，回到宿舍来个舒服的午休。下午下了课，就回到住处一个个火急火燎地赶做老师布置的作业。然后趁着天气尚早，就在城市里东游西逛瞎跑跑。那时候最常去的就是卧龙岗上的武侯祠。武侯祠在卧龙路西端，坐东向西，位于卧龙路的北侧。由路边走进武侯祠正门需要登上几十磴台阶。由于进武侯祠的大门处要售票，虽然一张票也就几块钱，可对于我们这些收入低微的人来说，一次两次可以承受，次数多了就有点不堪重负了。有一天晚饭后，大家照例漫不经心地晃悠到了武侯祠门口，发现正门早已落锁。于是就漫不经心地从武侯祠正门的左侧沿着卧龙路向西，绕着武侯祠的围墙边走边谈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正走之间，一个伙伴惊叫了一声：“这个地方能进武候祠吧？”我们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过去，原来在武侯祠南围墙的一个漫湾处有一个小单位，隔着敞开着的铁栅门向里看过去，武侯祠里的两处风景茅庐和望月台就呈现在目前。我们相互对视了一下，嘀咕道：“进去试试，真不让进了咱再拐回来。”于是便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进去，果然里面的人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听凭我们向里面走去。
以前进武候祠只是在几处集中的著名景点里转悠一圈就出来了，如今大家都没有事可做，时间还早，于是就撇过早已看熟了的那几个景点，径直顺着硬化的水泥路向北边漫不经心地走。这一下可算发现了新景致了，水泥路的尽头便是一色的荒原土路，原来武侯祠的里面竟然有那么一大片开阔的荒岗地，足有几百亩之多。里面到处凹凸不平，长满了茂密的杂草。以松柏树为主的各种树木枝繁叶茂，虽说不上古老沧桑虬枝环绕，可密密匝匝的树木杂草活生生给人在繁华市区里像是空投下一片世外桃源来。这实在让我们这些已为人师如今又华丽转身的老学童们，在炎热的暑天，在繁忙紧张的学习之余，置身其中，心里会情不自禁地滋生出一种羁鸟归林的清爽舒惬之感。大家一时间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身份，一个个都尽情地奔跑着，吼叫着，吟诵着，哼唱着。有两个同伴干脆把上衣脱下来拎在手中，一边奔跑一边甩动着衣服，像是在挥舞着旗子和飘带。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在没有外人睹视的情况下，我们恨不得把自己在生活学习中所有的压力和不舒适一股脑儿抛洒在诸葛先生当年为了隐居求志而躬耕于此的黄土岗坡上。
我们都暗自庆幸这一天的重大发现，在这座地处中原规模宏大的中等城市里，在诸葛先生当年曾经一边躬耕陇亩，一边吟唱《梁父吟》，一边凝神关注举华夏大地上的政治风云变幻，一边在心里构思着三分天下的经世大计的这一藏龙卧虎钟灵毓秀之地，如今我们也有幸踩踏着这块充满着历史沧桑的土地，随心所欲地感悟着先贤的智慧，沐浴着岁月的风尘，仿佛又听到了诸葛先生在刘关张第三次顾访后驻足草堂之外，他所吟诵的诗句：“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又仿佛听到了他在《出师表》里发出的“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的深深忧叹。似乎也感悟到了他隐居此地时内心深处那种不为人知的渴望：他每天送迎着日出日落，任凭黄土高岗上的四季风或急或徐从自己的茅庐上吹过，身处在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属地，内心汹涌着建立旷世伟业的激情。有时候他甚至是带着焦虑与渴望，希图哪一天有哪个慧眼视英才的济世明君，能够发现自己赏识自己并且大胆地使用自己，好让自己的满腹诗书才华和经纶世事匡扶天下之才有一展锋芒的机会。
从那天以后，我们每天晚饭后顺着这个似乎专门为我们开的“后门”，光顾这块万众朝圣之地。大家海阔天空地漫步在荒草绿树之间，无拘无束地谈论着自己的学习，家庭，工作，而谈论更多的还是关于诸葛亮本人的事情。我们从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说起，对诸葛亮充满传奇的一生尤其是他当年何以隐居在此地，发表着各自甚至带有野性的意见。大家有说诸葛亮百般好处的，有说他对蜀汉政权过于愚忠的，有斥责他为了保全功名，偏偏委派刚愎自用爱与他挑刺的关羽镇守要塞荆州，结果给蜀汉政权几乎带来灭顶之灾，更有斥责他在夷陵之战时，明知刘备此举带着极大的冒险性，完全是出于为两个桃园兄弟报私仇而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不加劝阻，也不随军前往，致使刘备战败身死，导致蜀汉政权自此由盛而衰。我们说得多的还是站在南阳的立场上，谈论诸葛亮隐居在南阳的种种没有史实根据的所谓理由。由于大家都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更没有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所发表的言论几乎全是带着想当然的心理，凭自己的主观感觉和本土意识，坚守着诸葛隐居南阳说的。
为了诸葛孔明的隐居之地到底在南阳还是襄阳，河南南阳与湖北襄阳自古以来就争执不休。一般说来，从真隐者所选之地来判断，襄阳的隆中有山有水有林，似乎更符合隐居的先决条件，而南阳的卧龙岗只是一个距离市区很近的黄土高岗，再加上《三国志》里《隆中对》一节，似乎就更印证了诸葛亮确实隐居在襄阳隆中之说。这也是史学界部分学者和襄阳地方专家坚守隐居地在襄阳的主要依据。而南阳专家们的说法似乎更有道理，一是诸葛亮在《出师表》自己陈述其隐居之地时就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二是自古隐者确实有真也有假。真隐者确实在心灵深处断绝了功名利禄的欲念，一心远离烦嚣的尘世间，寄居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僻远之地，自甘清幽，乐意散淡，听花开花落，看云卷云舒，与山林野鹤为伴，同麋鹿飞禽为伍，即便把一个万里江山白送给自己也断乎不为所动。传说尧的时候，有一个高人许攸，胸怀经济天下之才，尧与他相交甚密，自知才不如许攸，于是便对许攸说了要让位于他的想法。谁知许攸心不在此，认为尧说这样的世俗之语实在是玷污了自己清洁的耳朵，于是急忙到水边用清水不停洗濯双耳，也因此被后人称作洗耳翁。许攸最终放弃可唾手而得的天下逃往箕山，农耕其食，终老山中。而诸葛亮绝非真正的隐者，倘若他真的归隐乡间不求功名的话，他又何必与当时许多志在天下如徐庶庞统等名士交往？他为何喜欢日日吟唱蕴含远大抱负的《梁父吟》？他又为何自比历史上功名远扬的管仲乐毅？倘若他志不在隐而在隐而求志的话，南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水平都远高于襄阳的帝王之都，就更应该为他所看中。因为在这里，他可以居高临下得天独厚地窥视天下风云变幻，捕捉有利于自己施展抱负的更多信息，同时也更容易引起能赏识他的人所注目。
据说事情到了清朝咸丰年间，南阳襄阳两地的文人为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再起波澜，最后官司打到了时任南阳知府可家却是襄阳的顾嘉衡那里，这一下可为难住了多才多艺的顾知府。他很明白如果自己说诸葛亮隐居在襄阳，那就等于得罪了自己治下的南阳老百姓，若他说诸葛亮隐居在南阳的话，也确实不好跟家乡的父老乡亲交代。可必定才学满腹足智多谋的顾嘉衡没有被这件事情难住，他灵机一动便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好办法。在双方文士争论之际，他唤手下人拿来了文房四宝。书法水平和文采本来就很了得的顾知府在两地文人嘤嘤嗡嗡的争吵声中，略作深思，便挥毫泼墨，一挥而就，一幅传世名联便在洒脱俊逸飘散着浓浓墨香的字里行间跃然在大家面前。正在争吵中的文人雅士们一时间鸦雀无声了，大家都带着好奇之心走到了那副对联面前，一个个微闭着双眼，晃动着脑袋不自觉地就念出了声：“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接着就是一阵出奇般的平静。不知过了多久，大家突然忘记了自己刚刚唇枪舌剑的争吵，一起鼓掌叫好起来：“好联，好联！真把诸葛先生的一生功名说绝了。”从此在南阳武侯祠的大门两边，这幅对联就永远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谁以后到了南阳武侯祠如果不目睹品咂一下这幅对联，那你南阳武侯祠就真白去了。从那以后，两地文人之间的争执也便告一段落。大家似乎一时间都明白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诸葛亮对蜀汉政权两代主人的倾心辅佐的确达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境界，正如杜甫在其名诗《丞相祠堂》里说的那样：“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确实如此，生在东汉末年天下群雄四起社会急剧动荡的诸葛亮，自老家山东琅琊移居到南阳这个曾经诞生过刘秀百里奚张衡张仲景等英才的灵秀之地。他身居草堂，躬耕陇亩，自吟自乐，蓄势待发。他饱读诗书，修炼功力，一旦遇到刘玄德那样志在天下建功立业的世之枭雄对他的真诚相邀并三顾茅庐后，便脱去农装，轻摇羽扇，飘然出山，全身心投入到“复兴汉室，还于旧都“的建国大业之中。他的赤胆忠心，他的不朽伟业，他的高风亮节，他的超凡智慧，都早已不是某一朝某一地某一人的概念了，他已经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融入到了滚滚奔腾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河中，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为中华民族所有儿女所共有。
可事情的争执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停了下来。就在我们函授学习完成了全部学业，大部分人领取了通红的毕业证书的时候，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关于诸葛亮的隐居地到底在哪里，一时间再起纷争又掀波澜。
不知咋的，南阳人始终都是跟在善于暗度陈仓的襄阳人后边，面红耳赤声嘶力竭地与人家辩解争执喊冤叫屈。其中有两件事使得两地政府和本土文人学者再一次打起了口水战。一次是当时的邮政部不知怎么回事一点也不顾及两地历来为此争执之事悬而未决的事实，竟然在襄阳人的撺掇下发行了一套诸葛亮隐居隆重的纪念邮票。这一下襄阳人高兴了，南阳人就憋气了呐喊了。于是一轮新的争论又陡然风生水起。地方的党报成了文人们们的主战场，一个时期关于诸葛先生隐居之地的文章边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地方的报纸上，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热门话题。当然仅此一点不足以解决问题，必定一套邮票的发行几乎就等于为绵延两千年的学术争论做了定论。一旦外地的游人知道了诸葛亮的隐居地在襄阳而不在南阳，那南阳的武侯祠的存在就太没必要太没底气太显得苍白无聊了。于是在地方之间喋喋不休的争论之中，南阳人还是认识到必须从根源上熄火，于是就找到了为此事断然画上句号的国家邮政部讨说法。到底邮政部事情做得太草率，必定这是一个学术上历经两千年纠结不休至今没有了结的话题，自己在没有权威部门授权和两地百姓达成共识的的情况下擅自以一套邮票决断经纬，必定有不妥之处。后来在南阳地方民众地不懈追问下，邮政部自己也不好收场，于是就来了个骑墙头的做法，随后又发行了一套诸葛亮隐居南阳卧龙岗的纪念邮票，才平息了那场旷日持久的争执。
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到了九十年代，人教社出版编写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在对诸葛亮的《出师表》和刘禹锡的《陋室铭》两篇课文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和“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的注解中，竟然又触动了两地人的敏感神经。课文下面的注解中，关于诸葛亮的隐居地竟然干脆一言以蔽之地说道：“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地隆中古时属南阳郡。”而北师大编写的教材中，在对《出师表》中的南阳的注解中，却是这样说的：“南阳，地名。今河南南阳。”两种不同的注解再次引发两地文人的争执。就连专家学者们面对这样的争执谁也不敢公然偏执一方。他们明白关于诸葛隐居地，那必定只能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而不能就决断地说在那里隐居没在那里隐居。显然人教社的注解有点过于武断，并且在《陋室铭》一文的注解中，硬要多此一举地由对南阳地名的注解故意往深里去说，什么诸葛亮的隐居地隆中古属南阳郡，明眼人一看还不是一句话就了断了自古以来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这也未免失之草率与武断了。
作为问题之争，两地当然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无论咋说都无可厚非。必定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已经浸润了太多文化元素的符号性人物，他的价值太大了。倘若鄂豫两地的一大片建筑，真的有一天被证明了因诸葛亮不在此地隐居而成了空洞的符号，那是两地中任何一方的人也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其实在我看来，诸葛到底隐居在哪里，过些年双方吵闹几次也未必不是好事。毕竟在争论之中深化了对蜀汉历史文化宣传与普及的力度。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争执的过程也就是丰富其文化底蕴的过程，使得两地的武侯祠作为地方人文景观的代表，更能引起世人的关注。对提高两地的文化知名度带动地方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都不无益处。说到底，历史走到了今天，诸葛亮隐居在此或在彼已经不重要了，反正他当年确曾在这一带隐居过，他的隐居本身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不仅属于两地人民，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还是清朝那位顾嘉衡老先生说得对，既然诸葛英魂早已羽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何必再论其隐居在襄阳南阳呢？
千年卧龙岗，先哲故居地。岁月的沧桑洗尽了无数脂粉铅华，淘尽了多少风流人物。可是诸葛亮的名字和功业却如善财童子一般灵气永在历久弥新。据统计全国各地的武侯祠就有十四处之多，可见诸葛亮的影响有多深远。我想说的是，豫鄂两地应该抛却无谓的争执，联手打造各自的武侯景区，使两地的诸葛亮纪念地既各自独立特色独存，又相互借鉴相映生辉。争执归争执，讨论归讨论，把一个具有历史意趣的历史文化掌故珍存起来不去固执地加以澄清，似乎更有文化意蕴上的朦胧美和不可替代的实际意义。大家相互都在内心深处保留一份悬念和珍重，那样既对得住诸葛先生的在天之灵，又省下许多笔墨纸张，还不至于伤了两个近邻之间的和气，何乐而不为？
2012-5-25 来源：weiyh的博客(伏牛石); 收藏：xy6789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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