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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三位我尊敬的人
 
怀念一个人
 
他离开这世界已经七个年头了,那年他刚过知天命之年。五十岁,正值人生盛年,本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人生事业处于辉煌圆满的时刻。可他却在这个档口,突然患了被誉为癌症之王的肝癌,虽几经治疗,可最终还是猝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撇下了亲朋好友们不尽的悲伤和遗憾,飘然遁入了那个看似虚无却又人人不能不去的世界里。
那年春天,一个同事几次三番约我到南阳去找他,说是有一件棘手的私事需要他帮忙。我知道他是一个太乐于助人的人,老乡同事朋友托他办事,只要力所能及,无不尽力而为。他在市教育局工作,是我们这个乡镇在那里工作的唯一一人。每年为了个人或者家人孩子之事找他办事的人实在太多,他也太不堪重负。一般情况下,我从不愿意利用和他的特殊关系,去给他添麻烦。只因这次找他的人,不仅是我的同事,还是我的同学和朋友。于是就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那天上午,按照他待人的惯例,一定要在家里吃饭。十几年前,我们三个都曾经在一个单位里同事过,我和朋友知道他的特点,带礼品他是不会接受的。我和朋友商定见了面后,中午约他到外边吃个便饭。他一听,哪里肯答应,坚决说中午饭就在他家里。因素知他的脾气,我们也只好客随主便了。上午吃饭的时候,他又喊来了两位同在南阳工作的老乡陪我们。喝酒,是他招待客人必不可少并且视为重头大戏的方式。于是丰盛的菜肴一端上餐桌,我们几个就昏天地黑地大喝起来,没多长时间过去,竟把一箱酒喝个精光。要知道,这时候已经划到一人一斤了,大家都说不能再喝了。可他仍意犹未尽,一定要再拿酒继续喝,我们几个都竭力劝阻,他仍不愿意。最后只好又是一个客随主便,我们竟然又喝了两瓶。两个酒量小的,这时已经趴在桌子上打起了呼噜,酒场到此方才罢休。
饭后,我催促朋友赶紧说说要办的事情,因为下午我们还要赶最后一趟回家的客车。于是我们三个就坐在另一间房里简单说了有关情况,他虽然酒态颇浓,可大脑清醒。这也是他有异于常人的特别处,不管在酒场上咋喝酒喝多少,醉与否,只要说给他的事他都记得大致不差。当时他说起话来,嘴里明显打着乌拉,放心,只要能办到,我会尽力的。随后他又说,前两天,挪动家里的柜子,不小心闪了腰,到医院看了几次,吃了不少药都不见效。医生建议我到郑州去检查一下。我和朋友一听,连忙催他抓紧请个假,详细做个检查。他很不在意地说,应该不是啥大毛病,去检查一下也不多余。
我们回到家后约一两个月,又有人托我向他打听一件事情。电话里,我问及他去郑州检查的情况,他说自己还在郑州,没什么大问题,过两天就可以回去了。可事后没几天,一个在郑州工作的亲戚给我打电话说,他患的是肝癌,且是后期。我一听就懵了,咋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接完电话后。我愣愣地拿着话筒呆立了好半天,心里立刻翻腾出两个月前和他在一起喝酒时的情景。我在心里猜想,他那时未必就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了不治之症。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像没事人一样和我们喝了那么多酒,这简直是在拿自己的生命作游戏呀。一时间,我心里涌起深深的遗憾和愧疚。
那几天我一直不知道如何给他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症,不知他是否接受得了,我深恨自己实在没有太妥当的话对他说。无奈之下,只好通过别的渠道了解他的病情及诊治情况。大概是五一劳动节放假吧,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相约去看望他,那时他已经从郑州回到了南阳。因担心他知道了拒绝我们前去,也就事前没和他打招呼。谁知我们一到南阳,才知道他已经去了湖南,说是那里有一家医院做肝癌手术的技术特别好。那天正好碰见我们一个在市中医院里工作的老乡,老乡说这种病一般还是保守治疗效果好,我都劝了他好多次,可他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坚持要到湖南去做手术。据说那家医院是一家私人医院,主刀医生是一位曾在某大医院里工作过如今已退了休的人。我们心里都很难过,可事已至此,说已无用。大家只能默默地在心里祝他好运,出现奇迹,早日康复回来。
他从湖南回来后,我们几次要去看他,可从那儿回来的人都说,他如今谁都不想见,心情很不好,见了任何人都显得焦躁难耐。就这样,我一直沿用通过其他渠道关注他病情的方法,时时关注他的病情,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福。
人们说肝癌是超级癌症,一点都不假。他的病倒了十月份就格外加重了。那天我接到了他家人的电话,说他的神智已经处于半清醒半昏迷状态。我心里不禁一阵阵抽紧,立马决定第二天到南阳看望他。第二天上午八点多,我们几个刚坐上车,就接到了他家人传来的不幸消息,他已于昨天夜里去世。几个一起去看望他的朋友一听都十分悲伤,虽然这个结果大家这些天都想到过,可一旦变成现实,还是让所有人有点猝不及防,并且感到很惊异。我们坐在车里沉默良久,大家相互间都没说出一句话来。我那时刻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只感到车窗外的一切都变得混濛迷离起来。我为他的去世深感悲伤,我为人生的短暂,为他病情缠身后的无奈,止不住深深叹息。
关于和他之间的往事,一时间也就慢慢浮上了脑际。
八一年秋天,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在当时的公社社小工作。学校的大院分前院和后院,进出一个大门,前院是小学,后院是中学。他在中学任毕业班班主任和语文课教师,我在前院任小学毕业班语文老师,我们真正的熟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其实往前追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他。我高中的最后一年,他刚好师范毕业,分到了高中。只是当时没担课,只在学校办公室里帮忙。有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他负责出题。那时候的他,二十岁出头,穿着一件当时很时髦的黄的良上衣,文质彬彬的。他的字很漂亮,每次在黑板上熟练地抄写考题时,都会让下面我们这些字迹很差的学生们赞叹不已。我们考上学离开学校后,他也从高中下到一处乡下学校任教。我毕业回来的那年,正好他就分在和我同一个院子的中学任教,我们的交往也就直接频繁起来。
八二年秋天,高中撤并到邻近公社,原高中改成公社初中,他成了新建初中的第一届老师。隔了一年,也就是八三年,我也掉进了公社初中,我们正式成了一个单位的同事。他年长我七八岁,平日里就以兄弟相称。我曾多次对他说,我上高中的时候,你是学校里的老师,我们本存着师生情分,我还是叫你老师吧。他一听就嘿嘿地笑了,说,那是啥老师?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临时帮忙的,没给你们任何人上过一节课,只能算是你们一个大哥哥。咱们就这样称呼吧,多随便。于是,我有时候叫他老师有时候叫他老哥,管他家里那位叫嫂子。
我们都教语文课,我当时教的是一年级,他教的是三年级,他是我们的教研组长。教研组每周都有例行的教研会。我们每次的教研会上,大家都要言不烦,省去一切俗套子,把该说的话都无遮拦地说出来,把该布置的任务都具体到每一个人头上,然后大家就凑在一起扯一些无关要紧的闲话。最有意思的是冬天的教研会,大家把一切事宜都安排好了,最早不知是谁忽然提出了一个倡议,不如咱们抓阄凑个酒场,驱驱寒咋样?话一落音,大家几乎一呼百应。作为教研组长的他不仅率先响应,并且根据酒场的需要,亲自在裁好的纸团上分别写上什么肉多少,什么烟几盒,什么青菜多少,什么酒几瓶,谁跑腿办理,谁负责下厨,谁最后负责洗刷碗筷等等,然后挛成团,放在桌子上。一切准备停当,我们就挨个开始抓阄,并当众展开纸团,一一对照落实各自该出的资金。钱凑齐后,交付跑腿的人前去办理有关物资。东西买回来后,负责下厨的人便开始急忙操作。其他人再继续凑在一起天南海北地侃大岔。那两年,我们的教学工作干得很出色,大家心情也格外舒畅,相互之间,亲密友好和睦和谐,整天都生活在轻松愉快之中。
那时候每逢重大节日,譬如国庆元旦五一等,学校都要出节日特刊。我们学校算是全公社的最高学府,每期的节日特刊都要求张贴在街上最繁闹处,因此学校格外重视。这也是全公社对学校整体水平的一次大检阅。他有很扎实的书法绘画功底,每一期的特刊都是我负责文字编辑,他负责整体设计。我们那时候出的每一期特刊,不仅赢得了本校师生的好评,也深为外校师生和社会上看重。特刊张贴后的那些日子里,每次上街,都可以看到不少人驻足在特刊面前,默默品读。更有不少本校外校的学生,带着笔记本蹲在那里细心地抄写特刊上的优秀文章。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很甜蜜的成就感。
他为人直率热情,讲义气好朋友。那时候生活还相当艰苦,他爱人是农民,带着两个孩子。农忙时他就抽空回家帮助爱人干地里活,农闲时一家人就住在学校。在学校,他的家里早晚都热闹得很。本校老师和社会上他的许多朋友,有事没事都喜欢到他那里去。遇着吃饭的时候,他就要留客,因此他家里置办的酒场也就比别人多许多。每年春节,他都是整箱整箱买回白酒,放在家里,从阴历年内腊月二十几开始,一直到来年开学前夕,他家里几乎天天都有酒场,总早到晚都能听到猜拳划枚的声音。由于他人缘好,许多故旧新朋都要和他连结上关系,硬要把自己的子女人给做干儿子干闺女,或者要求他的一双儿女人给别人做干儿子干闺女。那时候他的月薪也就四五十元钱,有一年大年初一,他的几家干亲来拜年,他一天就给干儿子干闺女们打发压腰钱近百元。
所有与他结识交好的人,都拿他当亲兄弟看待,他也历来都是为朋友慷慨解囊,毫无保留地对需要他帮助的人倾囊相助。在朋友圈里,大家背后说起他,都一致认为,他和谁打交道,都是自己吃亏在前,决不允许其他朋友多花一分钱。如果谁要是违逆了他这点心思,他甚至会当面给你过不去。他的仗义疏财也迎来了朋友们的信任理解和真心反馈。八十年代初期,他家的房子已经破旧不堪,每逢下雨天就四处漏雨。几个朋友劝他在老房子旧址上重新盖几间,可他当时手中拮据,实在无力隆起几间像样的房子。一个星期天,他从学校回到家里,忽然发现自家的老房子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爱人和几个朋友正忙乎着招呼建筑队里的人在原址上挖地基。他很惊诧,一问妻子,才知道是几个朋友不让打扰他,大家出粮的出粮,出钱的出钱,出椽子檩条的出椽子檩条,除青砖青瓦的出青砖青瓦,请建筑队的请建筑队,强逼着他爱人不要给他捎信。因为大家知道,一旦他知道了,一是不会接受朋友们的帮助,二是会影响他的工作。就这样,不出半月,他的新家就顺利落成了。那中间,他几乎一天假都没有请,硬是没事人一样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大概是八五年左右吧,他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同班的一个朋友因帮别人从湖北荆门搬家,夜里住处突发火灾,朋友不幸遇难。那几天他几乎跟疯了一般,一有空就骑着车子往朋友家跑,尽自己全力帮助料理朋友的后事。一直忙到朋友入土后,他又把朋友的家人召集到一起,细致地安排了他们以后的生活事宜,特别对朋友未成年的孩子上学和今后的事情作了具体的安排。从那以后,每逢清明十来一等祭祀死者的节日,他都要亲自到朋友的坟头放炮烧纸,一次不落。有时候他喝多了酒,就容易勾起伤感事来,不管白天黑夜,都要流着泪再到朋友的坟头烧纸念叨。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去一个家里有事的同事家喝酒,回来的时候已是夜里十点多钟。半路上,刚好要经过他朋友的坟地。几个熟知他情况的同事私下里悄悄说,一会儿到了那个地方,大家都要用其他话题岔开,免得他再想起朋友,仍然要过去哭念。可是我们的想法很快就被打散了,当我们一行人还没接近他朋友的坟头时,他就突然加快了车速,径直往哪个地方奔跑。大家一愣怔,也急忙跟着他跑,希望把他劝回来。谁知酒后的他跑得比谁都快,等我们赶到地边时,他已经扔下车子,一路疯跑着奔向了朋友的坟头,没说几句,就放声大哭起来,惹得大家好一阵苦劝方才罢休。
还是八五年,他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县教育局工作,那时已改社为乡的教办室和学校特意为他举行了欢送会。晚会上,大家叙旧话新,既对他的调动感动高兴,又难免流露出深深的依恋之情。他当时也很激动,说了几句很让大家感动的话。大意是在家乡工作久了,和大家都相识相交亲如一家人了,猛然间分别了,心里很是不安和矛盾。他说自己很感谢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很感谢曾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同事领导和朋友。只希望大家以后到县城了多到他家里去,千万不能因为他工作单位与性质的变动,就生分了彼此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友谊和感情。
他走后隔了两年,我担任了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长,去县城开会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按常情我每次去开会都要到他家里打个招呼,可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让我在局里吃饭,一定要在他家里吃饭。当时他在县城没有住房,刚好住在教研室临近的家属院里。他坚决不让我独自到外边吃饭,要么在他家里吃,要么一起到局里食堂里吃。我很不好意思,可又拗不过他,就只好按他的意思办。我知道他家里日子过得挺紧巴,每次走前,就到局里食堂里多买了点餐票撇在他那里。这就招来了他的很大不高兴,不住埋怨我说这样做是不对的,在家里随便吃个便饭算啥了,你这样做明明是嫌弃老哥嘛。这样,我后来再去开会时就再也不敢造次了,只得一切听他安排好了。
他干事和为人一样,既苦干实干还不乏出众的聪明才智。在县教育局工作期间,他被曾几度被市教育局借调去参加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一来二去带队的市局领导就看中了他,硬是把他要到了市教育局。这样,九十年代,他举家就搬到了南阳市内。
不管到哪里,他都勤勉务实,既干好工作,又不忘故旧亲朋。老家里不管去了谁,他都一视同仁,热情相待。这中间,我几次去南阳开会办事,每次都不愿打扰他,知道他的工作繁忙。可感情所示,我又不能不去见他。因不想找他麻烦,我每次都在饭后到他办公室或家里坐一下,可这却招来了他不少埋怨。有一次,我到市里参加一个教研会议,儿子那时候刚刚四岁,平日里嚷嚷过不少次要我带他去南阳动物园里看老虎狮子。我想这次会议中间有一定的空闲时间,于是就带上了儿子一同前往。我是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到南阳的,上午我在街上随便吃了点饭,因为时间还早,便到他家里去了。谁那天上午他家吃饭特晚,我走进门才发现他们还在吃饭,一听说我已经吃过了,他便一脸不高兴。埋怨了我两句后,急忙对家里人说,赶紧吃饭,然后拾掇几个菜,我俩喝几盅。我竭力阻拦都无效,家里人收拾罢碗筷后,急忙三火地做了几个菜,我俩硬是对着头分喝了一瓶白酒。吃过饭,他要去上班,临走时再三嘱咐我说,开会这几天不要到别处,就在家里吃饭。我说会议上安排有生活,我就在那里吃,开会也方便。可他还是在那当中抽了个晚上,在家里收拾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喊上我和另两位本县老乡,几个人在他家里又来了个一醉方休。
后来去南阳的机会多了,喝他的酒当然也随之多了起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见了面一定要在一起吃顿饭他才安心。倘使在街上还好点,如果在他家里,几乎每次他和客人中的不少人都要喝得酩酊大醉。我曾私下里劝过他,年龄越来越大,就要适当少喝,多了会伤身体的。他每次听了后都笑笑说,对劲儿的朋友遇到一起了,不尽兴喝几盅酒,实在难以表达心情啊。就这样,家乡人来到他这里,他盛情款待,不喝到多数人醉意朦胧不肯罢休。而他逢年过节回到家乡,也是如此,几乎所有与他熟悉交往过的人都满心希望能有个答谢他的机会。于是,每一次回到家里,尤其是春节,他几乎时时刻刻都泡在酒场里。他酒量特大,醒酒也快。不管上午喝多少酒,过不了三两个钟头,就会清醒过来,于是就接着再喝。有时候一天之中,竟能接连应付三五个酒场。许多家乡人,费心吧跨在家里拾掇了酒场,并且把陪客的人都喊到了,要是不去喝几盅也实在辜负了主家的一片苦心。就这样,他每个场都要喝,喝了了再转到其他场,年年如此。时间已久,身体就慢慢承受不住了。我始终觉得,他的病与他过多的酗酒有着很深的联系。
他是一个责任心和负重感特强的人。八十年代初期,他大哥不幸患病去世,留下大嫂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生活。为了大哥和自己的孩子们,他硬是协助大嫂,在前后一二十年中,以超人的热心和毅力,把自己和大哥的几个孩子都培养成有所作为的优秀青年。他们分别都考上了不同的大学,找到了如意的工作,并且都组成了美满幸福的家庭。这一点,在我们这一方,很受乡亲们好评的。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人,是一个真正继承了民族优良传统的人。
他对朋友的关心不是一时一地偶尔为之的,而是贯穿始终,历久不变的。他调到县教育局那几年,时时还关注着我的婚事,不断给我介绍条件合适的姑娘,后来都因诸多因素未能如愿。他对我的好感也算是由来已久,最初在一个学校的时候,他第一次组织同组的人听我的课,一下子就给予我很高的评价。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没想到你的语文功底这样扎实,咱们组里就属你最年轻,可语文素质也数你最高。你的课堂教学水平,是我在全乡所有听过课的语文老师中,排在一号的。
八六年,他从县里给我写信,还是为我的婚姻问题。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本家的一位侄女,也在教育上。并且说,以前都是考虑和我的关系,一直都是弟兄相称,从没想到自己的这位侄女。希望我能瞅机会到县城里去,和姑娘见上一面,相互接触了解一下。我很感念他的热心和关心,因为这几年他曾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止一次操心过我的婚事。而那一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我的同学们大都结了婚组成了小家庭,而我的婚事却一直搁置着。不了解的人还认为我挑剔,其实更多的是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那时候教师的社会地位还相当低,条件好一点单位里的姑娘根本不愿在我们这个群体里找对象,我们自己队伍里的姑娘本来就少,即使有三两个也都撇开了本单位另就了其他单位的小伙子。这样的困惑,不只我一人遭遇到,我们系统里许多男青年那时候几乎都遭遇过。
在接到他来信的那个星期天,我便乘客车赶到了县城,上午自然是在他家里吃的饭。在那里我和他的侄女见了面,没成想,这本来是随便应付一下的事情,最终把我久置的婚事解决了。我和他侄女也就是我后来的爱人通过一个阶段的接触,感到双方还算合得来,于是就确定了彼此的恋爱关系。第二年,他再次给我写信,说希望我们过个礼,也就是按照农村的风俗举行一个城里人说的订婚仪式。我和另一位和他关系很要好的老兄商量此事,那位老兄说,过啥礼?我给他说,这些不必要的形式都免了吧。可这位老兄就这么一说,竟把此事给搁下了。直到有一天他从县城里回到学校,一问才知道我没有过礼的思想和准备,当时便有点不太高兴了。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当中都少不了喝酒。饭后他对我说,既然你认为你们的事可以确定下来,就应该举行个仪式。这不是为了啥面子问题,而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让所有熟悉的人都知道,你们的婚事已经定下了,别人以后也不再为你们的事操心了。他这一说,我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就看着那位给我出主意的老兄,也是他的好友说道,我真的不知道这里面的深意,请他原谅。那位出主意的老兄也急忙跟着解释,并主动承担了其中的责任,他这才面色释然。
第二天他就回到了县城,我和那位出主意的老兄开了个玩笑说,你不是说给他说不用过礼嘛,原来这方面你也是个门外汉。那老兄一听哈哈大笑了半天,晃着头对着我说道,人家昨天晚上不那样说,咱真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些讲究呢。当天晚上,我带着歉疚之情给他写了一封短信,请他请原谅我的无知和轻率。隔没多久,他就回了封同样短的信,信里的几句话至今还记得:不必自责,不知不为怪。这些年了,我对你一直感觉很好。你有知识不自夸,有修养不卖弄,真正的为人就应该这样。我也曾努力过,但都很勉强。
尽管他为人那样的友好真诚,可也曾不止一次受到一些人的误解。身处他所在位子的人,别人不知道的话,都会以为他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其实不要说他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即便职位再大一些,自己手中那一点权力也属于国家的,绝不是他个人的生活用品,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在我的家乡也时常听到个别人对他的抱怨声,说他没有尽心给自己办某某事了,说他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乐于助人啦等等。其实那都是大家对他的一种误解,他曾不知多少次为了给别人办事,自己贴钱设置酒场请相关人员说事。当然,托他办事的人有办成的,也有办不成的。办成的急于要向人们炫耀,办不成的也不失时机地要在别人面前发泄怨气。这样两相比较,就更使得那些托他办事未果的人对他多了一层误解和怨恨。从他身上,我深深感到做人之难,尤其是身处特殊位置的人做人之难。好在他是一个能负重能吃苦能包涵的人,放在一般人身上,他所做的许多事情,都会感到不堪重负的。
他太热心肠,特别是在酒后,面对任何人的请求,都不好意思当面拒绝,只能一个个应承下来,可是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人们的欲求是无限的。你即使身为权重一方的封疆大吏,也有许多你办不成的事情,何况处在如今这个大小衙门和官员多如牛毛的时代,处在这个办什么事都要靠关系金钱的时代。
但人心是向善的,人心也是趋公的。他去世后,按照家人的要求,把骨灰埋葬在家乡他的祖坟地里。那一天的情景实为我平生所罕见,当护送他的灵车抵达我们乡镇的地界时,许多早已守候在那里的故旧亲朋和他所在村里的村委会干部,还有他原来工作过的县教体局部分领导和朋友,都簇拥在那里迎接。各种挽幛花圈分列在道路两旁,密集的鞭炮声响彻云天。车子走到他当年工作过的中学时,那天正在镇中心学校开会的全镇中小学校长和镇中教师,还有他的许多亲戚朋友,在校门口为他搭起了简易灵堂,所有的人齐刷刷地站在灵车旁,面对着他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在灵车停立的街道两边,上百挂鞭炮同时响起,分散在街道两旁的民间乐队奏起了低沉哀伤的曲调。最后人们跟着灵车来到墓地,在那里,他家乡村委会的一班人早已在墓地上搭起了灵棚,一口漆刷得黑明锃亮的巨大棺木停放在墓坑旁。村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上人头攒动,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无不凝神静立在墓地四周,含泪听着那位致悼词的村干部声泪俱下的哀伤话音。棺木周围布满了如山的花圈,成流的挽幛,远近的道路上塞满了前来为他送行的各种车辆。棺木下葬后,家乡的黄土慢慢隆起成一个圆锥状的大土丘,他便永远安息在了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一时间,坟茔周围鞭炮声和哀乐声又一齐响了起来,各种礼花呼啸着冲天而起,嚯嚯燃烧的火纸冒出的清白色烟雾,顿时笼罩了整个墓地。
一个受人尊敬和生前把爱心无保留洒向家乡和亲友的人,就此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
那是二零零五年的十月,虽然天气尚好,艳阳高悬,可时令已经进入草木萧疏,酷霜漫天的季节。
2012-12-22
来源weiyh的博客(伏牛石); 收藏xy67896789---------------------------------------------------------------------------------------------------------------------------
 
悼李兄 

中秋之夜,举目天空中悬挂着的一轮皎洁圆月,我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远在二百里之外的李兄,于是在手机上给他发出了这样一条简短的信息:天上月圆,人间此时。恭祝中秋快乐!没隔多长时间,李兄便回了同样的祝贺信息。谁知这竟成了我与他之间最后一次无声的交流,大概过了十多天,从友人那里得到了消息,李兄已于几天前溘然辞世。

咋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更怀疑自己是处在飘忽不定的睡梦之中。我反复地使劲晃着已经发懵的脑袋,总希望听到的噩耗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噩梦而已!李兄他不可能就这样快走了,中秋节前没多久,我俩还在电话中叙谈了将近一个钟头,那时他的言谈语调丝毫也察觉不出任何异样的感觉,一个活鲜鲜的人咋就说没就没了呢?我的眼前顿时一片模糊,心里随即便翻滚出激烈碰撞的浪花,我怅惘地默念道:“李兄啊,你真就走了?”

三年来,每与李兄通电话,即便是我打过去的,他也会即刻挂掉,然后迅速再打过来,在这点细小的事上,我也能感觉出他不愿让我花那点微不足道话费的良苦用心。因为他知道我这几年处境不佳,屡遭厄难,经济拮据,生怕我在相互间的交流中,多付出任何消费,时时力所能及地为我承担着他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他的宽厚细致,在一般人之中是极其少有的。有一年,在县局组织的全县学校管理观摩评比活动中,他不知从那里得知我母亲刚做手术的消息。那天晚上,我们住在邻乡镇,晚饭后,他就和他们镇小的胡兄同我商议要赶在第二天早饭前抽空去我家一趟,看看我母亲。我再三婉拒,他就是不肯。最后拗不过,我只好带着他俩早早乘车赶到我家,他们当面对母亲表示了慰问,并坚持要留下自己的一份心意。

我和李兄正式交往始于1998年秋天。那一年市教育学院新一期中学校长培训班开班了,我们县有六位中学正负校长为本期学员。不知缘何,在成立班委会的时候,我被学院培训处指定为培训班班委委员和本县带队的。我们几个同县学员中,李兄年纪最长,干校长也早我一年,按说这个带队的差事由他做最合适,可鬼使神差,不知怎么就落到我头上。那一刻我感到有点茫然,心里想都是干同样的差事,平日里在学校也都是管理人的人,谁愿意受一个和自己同级别的人领导?在我反复要求推辞此事时,李兄和另一位姓张的本县兄长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既然院里指定你做领队的,你就是大家的领导,有啥好推辞的?放心,我们都服从你领导不就得了?”至于谁领导谁倒是无所谓的事情,我顾虑的是培训班上安排的许多工作都由各县带队人员具体落实,事前就听参加过培训的同事说过,麻烦事很多的。我是一个不喜欢管具体事务的人,更不喜欢正儿八经的事情有人故意找茬顶撞。生怕自己哪一刻牛脾气上来了,对那些故意找茬的人动了性子,惹得大家心里不愉快,事后心里会长久不安的。

李兄虽然长我八岁,平日里交往中全无年龄界限,在各方面尽显兄长之风。每次学院安排的各项工作,我从班主任那里领回精神,他都是第一个表示支持,从来没有在任何方面有丝毫不纳之意。三个月的培训中,我们白天上课做笔记,下课集中时间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到了晚上,大家要么相约逛夜市,要么忙里偷闲,躲在寝室里聊天打牌。最有趣的是打“双升”,输家都要有所惩戒的,不管年龄大小,都要依次在两张并拢的床上翻跟头。说实话,李兄牌技不佳,总是输多赢少。可他一点也不顾及这些,每当输牌时,不待赢家催促,就搁下手中的牌,毫不犹豫地按照规定动作和次数翻跟头。每每憋屈得满脸满脖子泼血一般红通通的。嘴里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还笑嘻嘻地对着大家说:“这不算吃亏,输了牌,反而锻炼了身体,何乐而不为?”于是大家一阵欢笑,接着再打,直至学院里规定的休息时间到了方才罢休。

说来也是缘分,2001年秋天,中学校长高级培训班再次开班,我和李兄又是同期。我依然被指定为本县带队的,只是本期来的本县学员只有我俩之前曾同期参加过培训,相互间就显得格外自然融洽。其他七位校长大多也就早认识,只是没在一起直接打过交道,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大家都是一个县的,又都是学校的负责人,没多长时间彼此间就一见如故不分你我了。培训班的生活紧张又快活,没有了学校里繁忙的事务缠身,没有了天天不可或缺的来访接待,能静下心来重新回到课堂上重温一下当学生的滋味,实在是别一种享受,另一番快乐。大凡干校长的人中,多为从三尺讲台上走出来的人,大家都有一个敬业的心思,当然也不乏希望能忙中偷闲的心理。按说能够从繁忙的事务堆里走出来,清闲一下,放松一下也无可厚非,可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学习到更新的管理理念,期盼着自身知识素养能得到大幅度提升。李兄就是一个勤于学习的人,他从不懈怠每一节课,不懈怠老师布置的每一次作业,总是以最高的质量完成属于自己的每一项事情。可他又是一个谦和与不看重名利的人。两次校长培训结束时,学院总要评选优秀学员,他每次都主动推让,把本该属于他的荣誉让给那些年轻的校长。他说:“对于我来说,已经到了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时候了,荣誉已经得了不少。再要就显得不够厚道,送给年轻人吧,说不定会促使他们进取的决心与信心呢。”

李兄是一个思维能力很强很缜密的人,对任何一个问题总能发表出较其他人更深层的见解。他看似外表朴实,缺少气质,可一经面对面接触,只要他话语出口,你就会对他刮目相看。大家聚在一起探讨问题时,他的语调总是不高不低,稍显缓慢而极富节奏,更不乏诙谐幽默,对问题的认识常常独辟蹊径入木三分,让你不得不颔首折服。这一点在他的学校管理上就体现得十分明显,他所在的学校位于城郊,是乡镇中学中规模最大的两所之一。不排除他学校所占据的天时与地利因素,而他的“人和”在同类校长中也堪称翘楚。每次县里组织观摩时,在他那里,我都能领略到他管理理念与思路的创新、科学与严谨,更能体会到他所有的规章制度都不是摆设而是一件件都在付诸实施的力度。他学校的老师们私下里谈其他,没有几个不在敬畏之中点头认可的。每一次县里举行大型观摩评估活动,他的学校总是名列前茅,他的教学成绩每每直逼城区学校,和另一所位于城郊的中学成了乡村中学恒定的巨无霸。十多年中,几乎没有哪一所乡镇中学的管理与教学成绩能望他们项背的。

李兄从不以自己取得的成绩自居,当人们夸奖他时,他总是说:“还不是我处在县城边上,从地理位置、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生源上,你们都无可比拟。如果把这些优越条件放在你们哪一位身上,你们肯定干得比我更好。”虽然李兄这是谦虚之词,可从他身上,我还是感受到了“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之说绝非虚言。也就是那年,他不幸患病,在上海治疗了几个月。没有他在的学校,当年的教学成绩就陡然下降了一大截子,从往年度评比中的前两位跌落到中腰上。可就在他康复后回到工作岗位不久,学校的各方面工作很快就恢复原样,第二年,综合评估成绩一下子又跃居到原来的前茅位次。

说来人生的幸事与不幸往往会不期而来。就在李兄的事业如鱼得水渐入佳境之时,2006年暑期,病魔突降到他身上,李兄不幸患了淋巴癌。得知这一消息已是他患病后将近月余,我很快制作了一则短信发给他。虽然我极尽安慰之意,可终难表达内心沉痛之情。李兄于治疗过程中,给我回信,话语中也难掩悲伤。那段时间,我每隔两天,就会以短信的方式问候他,关注他的病情。李兄到底是一个豁达的人,他很快从不幸中挺立起来,以后的短信来往中,再没了开始时的伤感,语气也慢慢复了原,我吊着的心也慢慢平静下来。秋天开学后,他从上海返回家里,我即刻赶到他的住处看望他。虽然他的精神状态一如往常,可发黄的面容尽显病态和憔悴,虽然戴着太阳帽,可如何也掩盖不住两鬓经化疗后已经脱落无几的鬓发。那天上午,几个朋友和李兄在一起吃午饭,每当大家停住了谈话开始吃东西的时候,我暗窥李兄,总感到他用餐有点略显艰难。那天,他饭没吃完,就提前离席了,我送他走出餐厅,握手言别,不知咋的,平时很善言谈的我,一时间竟无一句合适的安慰话说与李兄,最后只短短说了句:“没事的,好好休息。”吃过饭,我跟李兄通了电话,我还没说什么,他倒安慰我说:“放心吧,哥哥不会有啥事的。”我立刻接着他的话说道:“凭哥的豁达与乐观,加上现在先进的医疗技术,你一定能康复的!”

那次见面后,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已是开学后一个多星期。李兄的变化不仅令我高兴,更令我吃惊。他已经取下了那个看上去很不和谐的太阳帽,面色也显得红润起来,脱落的头发已密密匝匝出了不少。虽然个别地方头皮依然裸露,可精神状态很好。看来近一阶段的治疗大见成效,李兄自己也很高兴,他幽默地说:“看来阎王爷还不打算收我,我这是从他那里走半遭又回来了。”接着,他详细地谈了自己治疗的过程和身心感受。我们都为他创造的奇迹所感动。再后来,他又一如既往地开始工作了,他的身体康复得出人意料的好,到了年底,他的头发又密密地布满了整个头部,面色已全无病态,整个人咋着也看不出任何患病的样子。

他说自己每一年还要去上海做例行检查,还在持续用药,医生也对他的病情发生好转并且近于痊愈感到吃惊和高兴。从李兄身上,我看到了精神和意志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世事难料,人生无常。2010年,一向严以律己刚正做人的我,受人构陷离开了学校领导岗位,接着妻子又患了脑瘤。我的遭际真应了那句老话:祸不单行。必定我是一个还算坚强的人,并没有被接连到来的挫折困难所击倒。在那段时间直至以后的日子里,李兄先后几次到家里看望我宽慰我,并次次都带来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礼物。他跟我的联系较前更加密切了,几乎隔不了多久,就要打电话问候一番。正如前面所说,每次都是他打过来与我交谈,一谈就收不住尾,常常到手机发热或者他临时有了事情才抱歉地挂了机。我们俩无话不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交流,大事小事琐碎事事无巨细。他生怕我因此沉沦,不时把他治病过程中在上海的见闻感受说给我,鼓励我于挫折中奋起,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当我对他说,我如今开了博客,闲暇时写点东西时,他很高兴,鼓励我说:“只要找到自己的乐趣,发挥自己的优长,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就好。”他是我博客的忠实读者,常常对我的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他谈的看法多是鼓励与宽慰之语。我知道他的用意,他是怕我寂寞,怕我颓废,想给我激励与欢乐。而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自己身上潜伏着比我的遭际更可怕的病魔。说实话,人在某种位置上的时候,这样那样的人都生尽千方百计和你套近乎,尽管你心里明白那是他们都对你有所图谋,可也摆脱不了。这些人中,有的人为名,有的人为利,还有的人为吃喝。而当你一旦脱去社会裹挟在身上的一切装束的时候,还能为你鼓掌欢呼亲近的人,才是你真正的亲人与朋友。李兄不弃我,从前如此,后来亦如此,甚至较前更加亲密友好。这是我于孤愤之中最大的精神安慰,是我在郁闷之中最大的情感享受。我常对妻子说:“今生与李兄相识相知,无憾矣!”妻子颇有同感,并为我能够拥有这样真诚的朋友感到由衷高兴。

和李兄最后一次通话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一个月。那是一个下午,天气突变,狂风大作。将近六点,街上就亮起了昏黄的灯光,空中飞扬着吹落的树叶和五色纸屑,稀稀落落的雨点敲打在在窗户的玻璃上,发出沉闷而略带清脆的声响。可能上天在冥冥之中有所预示,偏在这时李兄的电话来了,一番惯常的寒暄后,他谈了自己最近遇到的一件棘手事情。几年前他买了一处地皮,想交给某开发商开发,手续基本办理完毕,可就剩最一道关卡咋着也过不了。他四处托人,且送且请,忙乎了一个多月仍然于事无补。他叹息当今社会太复杂太无奈,许多和他一样情况人家的地皮,因为背后有深层背景,早就一座座都拔地而起了,可他的那块地皮却迟迟因身份得不到理顺而不能开工。那一天,他几乎谈到了他四处求告的任何一个环节,他深深地痛恨今天日渐败坏的政风戾气,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与愤慨。我虽然深表同情,可爱莫能助。只好不停地宽慰他不必在意,先听之任之吧。他似乎接受了我的建议,话语间减少了太多的牢骚与激愤。也就是这一次通话,竟成了我和他的最后一次。

如今想来,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在手机上录音,早知如此,我就该把这次谈话录下来,也好作为对李兄的一个纪念。可这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啊,李兄亲切幽默时时充满关切的话音竟在那一天成了和我的终结语。李兄,你不该呀,咋就这样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走了之了呢?那短短的一二十天中,你的病情逐步恶化,为啥就不和我说一声呢?记得在李兄去世前不久,我还不停地对妻子絮叨说:“奇怪,李兄咋这么长时间也不来一个电话?还是在为他那块地皮忙碌吧?”也就是想到这一点,我才没和他通电话,生怕说起这些烦恼事更增添他的烦恼。谁知就是在那段时间,他旧病复发,并很快诀别了这个世界!

我和李兄相识相知近二十年,我与他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保留个人隐私且无话不说的朋友。他的猝然离世,令我深感自然造化的无情和无常。我止不住仰天长叹:李兄,你这一走,芸芸众生中,再没谁能像你那样时时想着我、关心我、鼓励我、宽慰我了!我实在感到从未有过的悲伤与孤独!

有几次,晚上,当我和人一起喝得大醉后,晃悠着回到家,一个人独处在卧室里,一扫平日里的内敛和庄严,听任泪水恣意流淌,低声呼唤着李兄的名字,向他倾诉我内心的悲痛感受。说来也奇怪,人喝醉的时候,性子最单纯,感情最集中,最不顾忌平日里虚假的套套路路。在那样的意识和氛围中,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即使想放声痛哭一场也未尝不可。也是在那一刻,并不喜欢喝酒的我,深深地感喟:喝醉真好!

李兄,时近严冬,天气肃杀清冷,那一个世界不似人间吧?请多保重,黄泉路上,你要走好啊!

2013-11-16

来源weiyh的博客(伏牛石); 收藏xy67896789---------------------------------------------------------------------------------------------------------------------------

怀念一位我尊敬的人


为曾经有过较深交往的逝者写一点文字,已经成了我开博以来的一个习惯。今天要写的是我一直以来很尊敬的一位老领导。他去世差不多半年多了,闲暇时总想为他写点什么,可一下子又不知从何写起,时间已久,心里就像欠一份债务或者人情似的,时时感到不安。年关将至,本该好好准备过年的,可我又觉得等过了旧历年后,那就是隔年的事了,还是趁着新年的钟声没有敲响之时,了却自己一桩心愿吧。

八一年师范毕业后,未待分配的调令下来,我便被当时的社小聘去做了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大概是九、十月间吧,我们那批毕业的同学终于等到了盼望已久的调令,除了两个被分到外公社外,我和其他几位均分在本公社。原本该到初中去任教的,可我代课的那个班已经有点离不开我了,于是就只好留在社小继续任教了,不成想这一来就是两年。

师范毕业那年,我们在县城里的小学实习,按照我们学校和实习学校的安排,参加实习的学生每四人一个班,文理搭配,先跟着所在班级的任课老师听课备课。大约一周后,便让我们自行备课上课。要说我们那时候实习的整个过程还算是有模有样的,大家都很认真地听课、备课、撰写教案,并请老师和同学对自己设计的教案和所讲的课提出建设性意见。一点也不像后来的某些实习生那样,一天课也不上,只等规定的实习时间到了,让实习学校随便在实习鉴定上写几句好听的话,盖个公章就算了事。实习生活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自己能亲自深入实际听听别人的课,亲自登上讲台面对学生讲讲课,那种感觉和收获是那些从未深入实际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和感觉不到的。正因为我们实习阶段的务实肯干,使得我很快就适应了自己面临的工作。我的第一堂课便赢得了学校领导和学生们的一致好评,这对我做好以后的工作树立了很充足的信心。

就在我正式走上讲台的第二周,一天下午,学校教务主任赵老师对我说,公社教改组领导要来听你课。我一听立刻感到有点紧张与慌乱,马上有点嗫嚅地对赵老师说:“还是听别人的吧,我怕讲不好。”赵老师很温和地笑笑说:“不行啊,人家领导点名要听你的课。”

那天下午第一节课,教改组一共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抓全面业务的樊老师,一个是主抓小学教学的方老师。那天我讲的是白居易的《暮江吟》,这是本册教材中第一篇诗歌教材,之前没有任何资料可资借鉴,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法讲述的。没想到,在听后的评课中,樊老师对我的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座谈快要结束时,一起来的方老师就“残阳”一词提出了疑问:“这里的残阳你解释的是美丽的夕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残阳’应是指被晚霞遮蔽了后不太完整的夕阳?”樊老师听后便问我:“你把残阳解释为美丽的夕阳,有没有依据?”我很不好意思回答说:“有啊,教参上就是把‘残’字解释为美丽的。”樊老师听了,笑着对方老师和学校几位领导很认真地说道:“那就依据教参吧。必定考试定标准答案的时候,都是依据教参的。”事后,我也认为方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可白居易那四句诗整个都是在颂赞夕阳照耀下的江水艳丽美妙的,如果这里把夕阳的残缺美解释给小学生,恐怕会给他们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从审美层次上来讲似乎有点拔高了。而况且小学生学习古诗词重在诵读和欣赏,不必要求过高。再就是一直以来,语文考试的答案都是以教参做蓝本的,谁也不能违拗,否则就会失分的,也难怪老师们只能照本宣科了。

这一次的听课,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樊老师,对他的总体印象是沉稳老练,说话语调温和,语速虽稍显缓慢却一点也不感到沉闷,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说出的,没有任何让你感到多余的成分。

就在这一次听我课后不久,还是一天下午,我正要讲《我的战友邱少云》的最后一节,没成想樊老师事前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走进了我的课堂。我止不住又是一阵紧张,但很快我就稳住了阵脚,原本是打算这节课归纳一下全文的主题思想和写作手法,再指导一下学生朗读就算了事,可领导进了课堂,如果按照那样的程序就有点过于简单化和程式化了。仓促间,我对事先的教学内容和程序临时作了调整,把一节本来可以上得轻松的课上得很有密度很充实。下课后,原本要进行座谈,樊老师临时有事,听完课就匆匆走了。大概隔了两个星期吧,刘校长从教改组开会回来,一见我就笑呵呵地说道:“今天樊老师表扬你了,说你那天的课讲得很成功。”我一听当然很高兴,却急忙掩饰住兴奋的表情,淡淡地对刘校长说:“那天樊老师突然走进课堂,我一下子都不知道该怎样讲了。他这是在鼓励我吧。”

八几年的时候,县教育局正在推行一种新的教学思路,要求各科老师结合本学科特点,不能只为了传授知识而传授知识,应该注意文道结合,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公社教改组根据县局精神,便在我们学校开展试点,我被定为首批实验老师。经过几个周的准备工作后,樊老师亲自到我们学校进行督查指导工作,并指定我举行全公社性示范公开课。那是一天上午,阳光明媚,我的心情也特别好,因为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举行这么多人参加的公开课。可能是初生牛窦不怕虎吧,面对全公社几十个前来听课的同行和领导,我不仅没有丝毫畏惧之色,反而比平时更显得沉着有信心。一连三节课下来,不仅丝毫也不感到劳累,反而觉得身上有说不出的轻松愉快。在随后举行的评课中,参加听课的老师和领导都对我的课给予了较高评价。尤其是樊老师,联系县局文道结合的指导思想,从宏观到微观角度对我的课做了全面中肯的评价,既肯定了取得的成功之处,也点名了存在的问题,的确令我受益匪浅。再后来,我就被定为全县首批文道结合实验老师接收县教研室的评比。那次的评比分两个程序,第一是参赛人员首先当着所有评委的面朗读一篇指定的文章,然后再听课。当时朗读的文章是四年级课本上的《十六年前的回忆》,这是李大钊烈士的子女写的一篇追忆父亲被虐杀后的怀念文章。按照惯例,文章读完后所有的评委现场予以评价。记得一位评委老师板着面孔看着我说:“要说你读的还是不错的,只是李大钊妻子对孩子们说的那句:‘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应该读得泣不成声,悲痛欲绝的样子。”那一刻我不知哪里来了勇气,立刻对着那位评委说道:“那样读的话,只能读出她的悲伤,不能表现出她的愤怒。”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犯了大忌。我知道那时候的我,完全应该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对那位评委老师的意见点头称是才对,哪能反驳人家呢?说完话后,我只感到自己心口咚咚直跳,抬眼看那位评委老师时,果然满脸不高兴,他似乎很轻蔑地拿眼瞭了我一下,冷冷地说道:“你那样的认为是不对的!”在场的樊老师急忙含笑示意我坐下,慢悠悠说道:“要记住某老师的话,以后注意就是了。”

由于我的不识时务,那一年我的课虽然上得还算成功,可最终还是没有取得理想的位次,心中虽然不舒服,可对于什么事顶多只隔一个晚上就烟消云散的我来说,没多久就一切如旧了。

让我感到樊老师业务水平高的是在一次听我们学校一位老教师的课后,那位老师年龄和樊老师相差不大。据说樊老师当年就在这所学校当过校长,那位老教师和樊老师既是老同事,也是老朋友,他当时在教四年级语文。有一天上午,樊老师和教改组其他一位老师专程来听那位老教师的课。我们几个本校的语文老师也参加了听课。在课后评议中,明明他那堂课讲得很糟糕,他却把自己说得几乎完美无缺。大家都很反感,我和王同学因为年轻,便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他课堂教学中存在的种种不足,搞得那位老兄面子上很过不去。他不断打断我们的讲话,为自己的课堂失误进行辩解。后来连学校领导的讲话,他也不断插话述说自己种种牵强附会的所谓理由。最后还是樊老师做了终结性发言,他从四个方面对那位老兄的课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并且在每分析一个问题时,都要问一问那位老兄:“你说这个问题在你的课堂教学中存在不存在?”那位老兄此刻再也无力为自己辩解了,只是红着脸,面带很不好意思的微笑,不住地说:“你是知道我的,以前哪是这个样子?这堂课确实是我没有准备好。”

座谈会结束后,樊老师走了,刘校长和我们送他到学校门口。往回转的时候,刘校长情不自禁地对大家说:“老樊现在评课的水平真是高啊!”我和王同学也心悦诚服地点头称是。的确,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教学实践后我深深感悟到:听一个有水平的老师讲课有收获,而听一个有水平的人评课更是收获不菲啊!

在社小工作两年后,八三年秋期开学后,我被调到了新成立的社中任教。社中的前身是公社高中,就是我上高中时的学校。由于那年全县高中合并,我们这所当时在全县教学成绩数一数二的高中不幸被合并了,全公社人都为此惋惜不已。那时候,我心中既激动又失落。激动的是我回到自己的母校任教了,失落的是母校已经降格,由高中改成初中了。那一年学校只有六个班,一二三年级各俩班,新上任的校长就是之前教改组抓业务的樊老师。全校二十几个教职工中,有一个退休后被返聘回校继续做教务处工作的孙老师年龄最长,年龄最小的就是我,刚满二十二岁。我接受的教学任务是担任一年级一个班的语文教师并兼任班主任工作。

这样和樊老师的接触就更加频繁和直接了,对他的了解也更多更直观了。樊老师干事严肃认真,思路清晰,各项工作的开展都是有条不紊的,从不显一点松散与杂乱。他平日里主要抓班主任和教研组长这两拨人。班主任会议是一周一次,每一次他都要求各位班主任对自己班级上一周的工作进行系统总结,并对下一周工作进行大致安排。樊老师对每一位的发言都是倾耳细听,认真记录。等大家都汇报结束,他再做总结性发言。他的发言总是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对全校学生的纪律卫生学习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总结点评,既指出存在的问题又告诉你解决的办法,既肯定各自取得成绩又点名出现的失误。班主任会议有时候还要扩大到主要班团干部,他不仅要听取班主任老师的汇报,还要听取来自学生中的声音,对各项工作都是全面细致从严要求,决不允许谁有任何疏懒和怠惰行为。召开教研组长会议,常常和教师的备教辅批考评改相联系,从不孤立地开单纯的教研组长会议。每一学期期末,他都要亲自对各位老师的整体工作进行操性行总结,并在期末总结会议上把这些评语印发给大家,让大家对照反省。认为评语中肯而符合实际的就存档,认为评语和自己的实际工作情况有出入的可以讨论修订,直到达成共识为止。

他对人对事很讲原则性,一般不会在认为正确的事情上给谁让步。八四年,为学校东面那个池塘的自主权归谁问题,学校和所在地村里的群众发生了纠纷,许多人认为不必跟老百姓计较了,只要他们不阻拦学校师生用水,管理权归学校归村里还不是一个样。可樊老师执意不肯,他理直气壮地对前来滋事的村民说道:“学校是一个大单位,当初之所以建在这里,一是这里靠近公路出入方便,二就是有这个大池塘方便师生用水。不然的话,哪里会把学校建在这里?”后来这官司一直打到公社里,好在建校时当事的领导有的还在本处工作,经他们一核实,当初学校选址在这里就是樊老师所说的两个原因。由于当时还是集体所有制,于是村民们啥也不说了,池塘的所有权依然归学校所有。

还有一件事也足显他的原则性之强。那时候是不允许学生在校上学时期谈恋爱的,可学校一位教师的儿子和一位公社干部的女儿硬是偷偷摸摸谈上了。班主任发现后,就把这个情况汇报到了学校,学校责成班主任找两个学生谈话,让他们立即中断这样的行为。可事后不久,那两个学生竟公然当着许多学生的面出双入对,在学校里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那时候不管是学校还是什么单位对男女谈恋爱的事都要求甚严的。班主任又把这样的事情再次汇报到了学校,樊老师亲自和两个学生见面谈话,谁知那位女生不仅不听劝阻,反而当面顶撞学校领导,并声言她当公社干部的爸爸怎么着怎么着的。在教育无效的情况下,经学校领导班子研究,给了那位女生勒令退学的处分。事后,那位男生的父亲对此心有不满,在一些场合下说了一些牢骚话,并也和那位女生的语气一样,说什么女孩的父亲如何如何招惹不得的话。不知这样的话怎样就传到了樊老师那里。经核实情况属实后,樊老师在一次周会上发了我唯一一次见到的脾气。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樊老师,那天火气特别盛,他手里拿着的一杆笔不停在会议桌上捣,几乎是声色俱厉地说:“一个犯了错误却又不听说服教育的学生,学校把她开除了,真的就戳住了马蜂窝?我不知道她父亲在公社里干了多大的官,他的闺女违反了纪律就不能按纪律条例来处理?难道只有老百姓的娃子犯了错误才能照章办事?世界上哪有这个道理?”一连串的质问,把一向都很融洽的会议气氛一下子搞得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以诧异的目光看着樊老师,似乎不认识他似的。过了许久,樊老师才从紧张的气氛中解脱出来,他终于放缓了语气,按部就班安排了当周的工作,才结束了会议。

八五年春上,本来不是人事变动的时候,可由于工作需要,樊老师被调回已经改称为教办室的原教改组担任主任一职,成了全乡教育的最高领导,这对他的人品和才华来说,也算是实至名归。这时候,公社已经在随后的机构改革中叫乡政府了,我们学校也由社中改为乡中了。教办室的办公地点在学校西南角的一个小院里,我们那时都叫它行政小院。教办室没有自己独立的大门,出入都和学校共用一个大门,因此我们和樊老师虽然成了两个单位,可依然可以经常见面。闲暇时,樊老师经常和教办室的业务人员一起到学校检查工作,听课评课,平日里学校老师和教办室人员依然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大家接触的机会虽然没有他当校长时频繁,可仍然如同在一个单位里。

到了八七年,我已经担任了初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并兼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个人的教学能力和影响在一定范围内也算是小有名气。九零年,在当时看来颇有点神秘的学校人事变动中,不知为啥之前呼声最高的我,竟然在众多新进的学校中层领导班子中无名。记得那天晚上开学工作会议结束后,几个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同事,聚在我住室的门口,纷纷为我鸣不平。我那时也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学校里的人事安排是按照什么原则。一时间,颇有点愤懑不平,也有点心灰意冷,工作热情一下子减少了不少。尽管如此,一向并不把名利看得太重的我,仍一如既往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好属于自己的每一堂课。

有一天晚上,因参加了一个同事的家宴,喝了点酒,我从外面走进学校大门时看到樊老师住室里的灯还在亮着,心里一波动就拐了进去。当我向他谈了我近段的想法和感受时,他很平和地说道:“学校里的人事安排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不过对于你的安排我和学校里的领导也谈过了,想让你现在教务处担任副主任,以后慢慢历练。”那天晚上,我一点也没隐瞒自己的观点,向他敞开了心扉,开诚布公地对他说道:“年轻人都渴求自己进步,虽然我一向不把名与利看得很重,可一旦看到许多各方面条件不如自己的人,一个个走到了自己前面,心里总感到憋闷和委屈。我不是想争取所谓的一官半职,只是想让领导证明我的价值。”那一夜,我们谈了很久,期间他固然给我讲了作为领导必不可少的大道理,可更多的是对我的开导和鼓励。

九一年,我被学校宣布为教务处代主任,具体负责教务处全面工作。樊老师在许多场合下,就是以学校教务处主任介绍我的。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我几乎一点也没有履行教务处主任的职责,依然以自己的教学工作和教研组工作为主。尽管如此,我也不想追问缘由,照常干自己的工作。九三年,我们乡里新建的二初中开始招生。原本就该在本校担任教务主任一职的我,由于种种原因被安排到了二中担任教务主任。可就这样的安排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后听抓教育的王乡长说,这是樊老师和他两人鉴于我的成绩和能力据理力争来的。虽然心里有点不纳,可我还是欣然接受了任命,愉快地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那时候,学校由于新建,各方面条件都尚欠缺。老师没有办公室,学校没有水井和厕所,学生都是下面村里几个中学点上的学生,素质几乎不可能跟原来学校里的学生相比。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信心满怀,扑下身子干自己的工作。我不仅忙于学校里的教学事务工作,还担任一个班的语文科。由于之前在全县的影响,这期间我依然常常被县里安排了不少教研任务,年年为全县中考摸底考试出题定答案,并承担全县年度中考语文试题分析工作。我的教学成绩,连续多年位居全乡第一,中考成绩更是位居全县同类学校第一。其中九四年中考,全乡语文学科二十二个成绩达到优秀的学生中,我所教班级就有八个,远远超过作为重点初中一中最好班的成绩。有一次在教办室参加一个会议时,连一向不轻易夸奖人的樊老师,见了我也不住说道:“还是好老师,名不虚传!”

在二中任教三年后,九六年秋期开学,本来已经内定为学校副校长的我,突然被宣布到教办室担任副主任工作。我被分配的任务是抓学校行政事务工作,并协助抓教学业务工作。那时候,教办室住房紧张,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樊老师便让我和他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起初我是很不乐意的,必定和领导同处一室,干什么都不那么方便。可领导既然说了,我也只好服从。教办室工作除了业务上比较忙外,其他工作都很清闲。那些日子里,我上午坐在办公室里看各种报纸,偶尔带一两本书籍抽空读一下。有时候下午没事可做,我就请假在家里读闲书,那一年,我差不多读有上千万字的作品。到了第二年暑假期间,我来教办室工作已经满一年了,说实话,一旦从繁忙的教学工作中走出来,心里总有点若有所失的感觉,倍感空虚和无聊。除了看闲书外,不是听课,我一般不愿到下边学校里去,因为那时候酒风很盛,乍然下去了,下面的同事们很热情,一定要力劝你多喝几杯。不喝辜负了大家的心情,喝了自己身体承受不了,少下去还是不失为上策。

和樊老师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许多时候有人找他是为了工作,我坐在那里就显得碍事。于是,每当此时,我便借故走出去,到单位里其他同事那里说会儿闲话。我们也有清闲的时候,有时候一个上午或者下午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打扰,这样相互间就可以交流一下感情,说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事情。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说到了在教办室工作的空虚感觉,他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性质使然,这里的工作不像学校里那般充实有规律。你可以慢慢适应,也可以抽空多看些书籍。其实抽空下去听听课也是很有好处的。”由于业务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不受安排或者邀请,贸然下去听课会引起别人误解。听了他的话后,我只是附和着他的说法,但很快就转移了话题。

九七年暑期,有一次抓教育的W镇长叫我到镇政府里去。一见面,她就征求我的意见,说镇里今年有意对教育上的人事进行变动。领导征求我的意见,看是愿意继续留在教办室工作,还是到学校里工作。由于在这之前,我就听到过这样的传闻,说镇里鉴于樊老师岁数大了,想让他退居二线,担任教育党总支书记,教办室主任和一中校长另有任用。乍一听到W镇长和我谈起这样的事,才知道人们的传言不虚。我那时几乎一点也没咋着考虑自己的事,只是想着樊老师年龄尚不满五十五岁,还是可以继续干下去的,咋就要让他退居二线呢?当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后,W镇长说:“这是镇里领导们和教育局研究后形成的一致意见,基本就定下来了。”看到大局已定,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谈了我个人的看法:“自己年轻,教办室的担子猛然让我挑起来,恐怕难以服人。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到学校里锻炼几年再说吧。”

那天回去后,我心里很不安。总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愧对樊老师事似的,几经犹豫,我觉得还是见一下他,把我知道的情况向他说一下,看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由于天热,晚上人们都睡得很晚。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在自家二楼顶上乘凉,我们俩坐对面,沉默了很久,我终于鼓足勇气对他讲了我所知道的情况。他听后,一时间什么也没说,沉默良久,才对我说:“既然领导已经下了决心,我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只是希望你不要急于说下去当校长,还是做点工作留在教办室工作吧!”我很感谢他的挽留,也很感激他对我的期望,但我还是很坚决地对他说:“我必定没有在基层担任过校长,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阅历,一下子担这么重的责任,恐怕自己力不能及,也很难服众啊!”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几乎该谈的话都谈了。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们认识以来谈得最彻底最互不隐瞒各自观点的一次。

樊老师处事淡然,颇有宠辱不惊之概。那些日子里,他依然上自己的班,干自己该干的事,似乎一切都没发生一样。W镇长那段时间也常往教办室里跑,千方百计地同樊老师多接触,在谈话中试探他的反应。当看到樊老师一切反应都很正常后,才在那学年开学后的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宣布了教育人事的变动。那一年,原一中校长调任教办室主任,樊老师改任教育总支书记,我接任一中校长。我清楚记得,我到一中上任的那天,是抓教育的W镇长、姓黎的文教助理、还有樊老师和继续留任教办室副主任的邹老师把我送去的。令我不解的是,新任教办室主任不知为何没有参加我的就职议程。那一年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十六个年头。

退居二线的樊老师,在教办室里一心管好自己分内的党团群工作。不管上面安排的任何工作,他都一如既往地认真贯彻落实。那时候年年都有读书活动,这类活动周期长,活动形式多样。有演讲比赛、征文比赛、知识问答比赛等活动项目,不管是哪一样,他都逐一认真落实。我因为还兼任着学校党支部书记一职,他组织的活动,如无特殊情况,我都会亲自参加,从不让别人替会,这也算是表示我对老领导的一份尊敬。

十年前,樊老师到了退休年龄,几个和他同时期退休的老领导经常在镇政府的老干部活动室相聚,他们打打牌,打打乒乓球,或者相约在集镇附近散步,日子过得平静而逍遥。有时候,我也常请他们到一起坐坐,叙叙旧,听听他们对工作的看法。他们的谈话均不涉及我的工作,都是聊一些无关紧要的取乐话题。每次在街上遇到他,总感到他精神健旺,神采奕奕,心里也很羡慕他有一副好身体,有一个好心情。可天有不测风云,二零一零年的一天,我已经因事蛰居在附近一个偏僻小县城的角落里消磨自己退居后的静寂日子了。一天,妻子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樊老师患了胃癌,并且很严重,还说他的儿子儿媳已经把他送到市里一家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一时间心情颇感沉重,世事难料,人有旦夕祸福,平时看起来身体素质那么好的樊老师不成想竟患上了这般绝症。我在电话上向他的二儿子询问了他的病情,他二儿子说,手术已经做完了,他的胃切除了四分之三。据医生说,属于胃癌晚期。我不禁唏嘘感慨,深为他的不幸痛心而惋惜。就在听说他手术后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我和妻子赶回家里,去看望了他。一见面,发现他的精神状态还不错,整个人并没有一般病人那样的萎靡羸弱。我们谈了很长那个时间,说实话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话题安慰他。他似乎看出了这一点,很不以为意地说:“没啥忌讳的,病已经上了身,谁也没办法。只有积极配合治疗,能抗多久就抗多久。”我借机给他说了一些熟人朋友患了癌症后确有痊愈的例子,以此开导他心要想开些。他听后笑笑说:“我不会背思想包袱的,一定会好好诊治,争取在自己身上也出现奇迹吧。”

从那以后,每隔仨俩星期,我都要赶回家里,在晚饭后赶到他家,陪他聊一些闲散话题,总想尽自己所能给他一些安慰。他说自己定期要到省市医院里接受化疗,并说化疗时有时候确实有一些不良反应,恶心呕吐,吃不下饭。好在自己的身体素质还是扛得住的,每次化疗结束,稍事休息,饮食就很快恢复正常。每次见到他,单从气色上谁也看不出他曾经做过大手术。二零一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别人一起去五朵山,路经我居住的地方时,他们喊上了我。那天天气还嫌闷热,在攀登五朵山的上下途中,我始终和他在一起。他依然步履矫健,步幅和速度一点也不亚于我们这些小他将近二十岁的人。我深为他手术后能有如此好的身体状况感到高兴,他也对自己身体快速恢复感到兴奋。再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就很少谈论他病情的话题,总是像以往一样说一些各自都感有兴趣的内容。我们每一次见面,至少要从晚上七点多钟,谈到将近十点,如果不是怕影响他休息,我会和他谈的时间更长一些。

二零一三年春上,我从他二儿子那里得知他手术位置的癌细胞有扩大趋势。一天上午,我和妻子一起赶到他家,这次看到的他,的确和以往有所不同。头发也全部剃了,留着光头,面容稍嫌清癯,可精神状态一点也不差。他拿出了新的诊断说明书让我看,果然情况不妙,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部肺部和淋巴等处。一般情况下,病人的情绪都很颓废,可从他身上你一点也看不到这种迹象。他依然很乐呵地与我谈笑,充满信心地规划着下一步的治疗打算。也就是在那一次,我问他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年满七十周岁。我开玩笑似的说道:“人生七十古来稀啊!”他也笑笑说:“是啊,这在古代也算是高寿啦!”

再后来,我回去的次数就更加频繁一些,总想和他多见一回面,多说一会话,心里才算感到满足。尽管他对自己的病情从没感到失望,依然积极寻求新的治疗途径,可我心里是很明白的,癌细胞扩散到如此程度,并且已经感到腹部时常有疼痛的感觉,这已经是很不好的信号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以一般人少有的毅力硬是顽强地同病魔做着最后的较量。在私下里与他儿子儿媳妇的谈话中,大家都对他所表现出的坚韧与顽强深感佩服。一般人处于他这样的情况,精神早就被击垮了。可他却以异乎寻常的精神和病魔做着殊死的斗争,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

我和樊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一个星期。那天晚上,我们像以往一样并排坐在他家的沙发上,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说些闲散话题。那时候他已经颇显消瘦了,但精神状态一如既往,一点也看不出颓丧的样子。谈话中他说最近有个别晚上,腹内疼痛加剧,必须要吃一些镇定药才能止住。也就是那天晚上,我给他说了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则信息,有一个也是患胃癌的老年女性患者,手术后一味按西医的疗法接受化疗,不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病情加重。她那个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儿子,就向一位著名中医朋友说了这种情况。当医生的朋友建议它采用中医治疗的方法试一试,老人的儿子采纳了朋友的建议,果然没多久他母亲的病情就大有所好转。他听了后还说,不行了,过两天也去郑州看看中医。然而这一次,机会没有等他。我和他的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诀。

几天后的一天早晨,大概六七点钟的样子,我搭乘别人的车去市里办点事,车行到县城东边时,忽然接到他二儿子的电话,说他爸爸恐怕不行了。我急忙叫停了车,在路边乘公交车赶到家里,骑上摩托就往老家赶,心里还指望着能最后见他一面。谁知当我火急火燎赶到他家时,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他的遗体已经被放置在他家正屋里的冷棺里。一时间,我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我静静地绕着他的冷棺慢慢转悠了一圈,看到他已经毫无知觉的遗体,想着几天前我们之间见面的情景,止不住喟叹世事无常人生难料。那时刻,我似有千万语要给他讲,可一时间却无语凝噎。

人生苦短,这是我自去年到今年经历了几位友人去世后,常常浮现在脑海里的一个词。看着屋里屋外来来往往为他办理丧事的忙碌人群,看着街道两边不远处一些商家依然故我地播放着音乐继续招揽顾客的情景,我不自禁暗暗发出一声长叹,心里默默地吟咏起陶潜的诗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唱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共山阿。”这就是人世间,这就是人生啊!

2013.1.11

来源weiyh的博客(伏牛石); 收藏xy6789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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