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地质宫往事——前世：一座流产的“皇宫”

 前世：一座流产的“皇宫”

9月16日，本报在《地质宫楼顶更换琉璃瓦》新闻中，报道了吉林大学请来全国具有传统工艺的200余位工匠对地质宫屋顶的琉璃瓦进行整体维修一事。随后，记者穿梭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大学档案馆、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长春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之间，听专家讲，寻文献观，以求让读者在地质宫刚刚卸下的残砖碎瓦中，看到已经鲜为人知的历史。

无论是长春本地人还是外地来长的游客，必定会对地质宫以及它门前的文化广场留有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历史与自然交融，雄伟高大的建筑与风景如画的广场交映生辉，宛如一幅绵长的画卷，在长春波状平原的最高点上展开——

   “皇宫” 之争——溥仪寻“家”

1932年3月9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了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当时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对于溥仪来说就是一棵匡复祖业的救命稻草，因此，溥仪在很多地方选择了隐忍，这里面既有溥仪被迫放弃当皇帝的想法，也有在级别很低的原吉长道尹公署内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的现实。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庆祥介绍：“溥仪在原吉长道尹公署内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搬走了。显然，日本人和溥仪都认为在吉长道尹公署内居住和办公是不合适的。”溥仪新的“执政府”移到了原吉黑榷运局的门房（今伪满皇宫所在地），显然这里也不是溥仪心中理想的“皇宫”。

从1932年3月起，日本关东军主持、“满铁”经济调查会和伪满洲国国都建设局共同制订伪满洲国国都城市规划。这一规划的首要问题就是安排溥仪的“执政府”，其次就是修建新“皇宫”。

当时的设计者在选址方面提出了4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杏花村，即今天地质宫附近；第二套方案是在长春西南郊，即今天红旗街东南，当时还是郊区；第三套方案是在杏花村东南部的台地，即今天长白山宾馆一带；第四套方案是在南岭、喜欢岭一带，即今天空军飞行学院一带。

“满铁”经济调查会主张把新“皇宫”建在南岭，还专门收集了英国白金汉宫，法国凡尔赛宫、卢浮官，德国卡尔斯瑞宫以及华盛顿、堪培拉、新德里等地政府机关建筑的朝向资料，主张大门朝向东北。“国都建设局”则提出要建在杏花村，而且按北京故宫成例，坚持要朝向正南，以顺“面南称帝”之意。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经过半年多的争吵，直到1932年11月，由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矾国昭、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出面仲裁，采纳了“国都建设局”的意见，确定建在杏花村，且正面朝南。

“皇宫”在其地址确定后的第六年，即1938年9月10日开建。为此，伪满政府还特意举办了“宫廷造营兴工式”，也就是开工典礼，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和设计，并投入施工，“整地工程”全面展开。当时，伪政权机关公务员也都要去“勤劳奉仕”，也就是义务献工。根据当年公布的数据，自1941年5月到8月，“勤劳奉仕”累计达34551人次。“正殿”施工后，浇灌了基础、地下室和部分地上混凝土。

王庆祥研究员说：“'皇宫’的开工对溥仪而言更像是一种心理安慰，使他感觉到恢复祖业的梦还没有破碎。”

  “皇宫” 规划“龙脉”由来

按当年的城市规划，“皇宫”占地51.2公顷，相当于北京故宫的三分之二，分为4部分。南面有一座占地3公顷的矩形宫前广场，时称“国都广场”，拟作为国民遥拜场所使用，这就是现在的文化广场。广场北面今地质宫大楼所在位置便是溥仪的“皇宫”，其第三层名为“正殿”，为溥仪起居的地方。最北面即原杏花村北部，则是溥仪的“御花园”，还有专门为他准备的防空洞。除上述主要建筑外，还有若干供“宫内府”“禁卫军”使用的附属建筑。

当年，在伪满国都建设局任职的中国建筑师彭野教授主持了“皇宫”的规划工作，他遵照中国古代宫廷“前朝后寝”的传统模式，根据北京故宫的布局格调、建筑造型和造园艺术，精心设计了新“皇宫”的建设方案，如对外廷、内廷与围墙的设计，对天安门、午门、太和殿、御夫房、重华门、翊坤门、御花园、神武门以及太庙、佛堂等功能不同的建筑和周围环境的安排，都是非常精心和独到的。以体现中国古园林特有艺术风格的御花园的设计来说，一池碧水(万代池)，几点山峰(万寿山)，把小巧玲珑的亭、廊、阁、轩藏建于树丛之间，用这种手法勾画出一幅美丽的山水图画。

伪满国都建设局为了配合“皇宫”建设工作，还重点兴建了一条官厅街——今新民大街，当时取名“顺天大街”。杏花村是一块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地块，其地势南北较高，而中间较低，总面积200万平方米。新皇宫就建在北端最高的台地上，坐北朝南，象征着“龙首”，可以俯瞰南面的伪满国务院及各部建筑。也有人说，新民大街北端一侧是伪国务院，一侧是伪军事部，一文一武，正对皇宫，位置正是下方臣子的位置。“皇宫”东西两侧，今天分别是东民主大街和西民主大街，当年分别叫东、西万寿大街，取祝愿皇帝万寿无疆的意思。

当年这一政治化布局，象征着“顺天安民”的“王道政治”和伪满皇帝的“龙位长青”与“万寿无疆”，长春民间流行的从地质宫沿新民大街到南湖一线是龙脉的说法大概也起源于此。

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三所所长吴康生介绍：“'皇宫’最重要的正殿，设计为钢筋混凝土二层建筑，其正面左右各长220米，高31米，一楼和二楼天井高8米。建筑风格属于东方格调，庄重宏大。屋顶的瓦采用的是清朝宫殿传统的金黄色琉璃瓦，外壁贴花岗岩，内部为大理石，还有地下室。”

“皇宫”的设计者们在正殿内还设计了正厅、会见室、大小宴会厅等房间。内部装饰设计工作由川岛织物株式会社负责。设计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所有的设计都按照原尺寸绘制了详细的图纸。“日本战败后，正殿的室内装饰设计在战后日本的最高法院和国家迎宾馆等项目中得到了实际应用。”吴康生说。

当年的规划还在东万寿大街，即今天的东民主大街设立了大臣住宅区，郑孝胥、臧式毅等伪满大臣都住在这里。西万寿大街则有溥杰的住宅、伪满外交部和德国、意大利驻伪满洲国大使馆。

为了把伪满洲国的首都建设好，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政府还把一大批一流的日本城市规划专家集中到长春来，吸收欧美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规划全市的绿化系统。同时，还根据长春的城市环境，在建设新区内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的清洁。此外，还利用每一条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自然地形的绿化带。长春主要干道都采用了电力、电讯、照明线路的地下化，在建设新区时则设置了电力线路的走廊。

尽管日本殖民统治者机关算尽，却未能把傀儡皇帝扶持到新“皇宫”太和殿的金銮宝座上，伪满国都建设的一切施工都在太平洋战争的炮声中停止了。

   “皇宫”记忆——溥仪祭天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长春第三次登极，当上了屈辱的傀儡皇帝。据王庆祥介绍，伪满康德皇帝登极大典共有三项仪式：郊祭仪式、“登极”仪式和飨宴仪式。郊祭仪式在杏花村(今文化广场)搭台祭天。由于溥仪的日本主子强调“满洲帝国”并非“后清”，不允许他按《大清会典》旧制办，所以溥仪能争得亲率宫廷仪仗队到搭天坛的地方——杏花村举行登基祭天礼的机会十分不易。在伪满洲国十几年的历史中，也仅此一次！

据伪满洲国宫廷仪仗队队长李国雄口述，1934年3月1日7时50分，溥仪由宫内府大臣沈瑞麟、侍从武官长张海鹏等护驾出宫。8时15分到达杏花村顺天广场内郊祭场，这里临时用土垒起天坛，借以举行郊祭典礼，也就是告天即位古礼。

8时30分开始举行祭天礼，溥仪经日方允许，在郊祭时穿着龙袍，从捧玺官手中接过国玺，交给司玉官，向神案三鞠躬，退下，即告礼成。因为20世纪30年代初溥仪追求的是“帝制”，即当皇帝。日本当局不认为伪满洲国是大清帝国的复辟和延续，于是，溥仪行告天礼时应怎样着装就成了问题。溥仪为了这一天，早就把先人的龙袍从北京运过来了，然而日本人却一定要让他穿“大元帅”礼服。争来争去，各让一步：祭天行礼时穿龙袍，礼毕换装，着“大元帅”礼服下坛返“宫”。不过，日本的太上皇许可他穿戴清朝皇帝龙袍举行登基祭天大礼，着实令他想入非非。

当天中午，溥仪又在勤民楼二楼正殿举行“登极大典”，将“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成为“满洲帝国皇帝”，改年号“康德”，“执政府”改为“宫内府”。参加大典者包括伪满中央机关“总理大臣”以下、简任以上官员101名，来自各省的简任以上伪地方官吏42名，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以下高级日本官员62名，清朝皇族中保有爵位的王、公、贝勒等29名，蒙古王、公、贝子、郡王、扎萨克等57名，在长春的有勋位的旧官吏34名，外地老臣102名，共450名。王庆祥介绍：“根据日方命令，走向宝座的溥仪没穿龙袍，而是身着特制陆军大礼服接受臣下的叩拜，一些对大清帝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人当时觉得是受到了污辱。”

飨宴仪式是3月2日和3日中午分两次举行的，第一次宴请日本官员，第二次宴请伪满官员。溥仪临席并照例发布一篇“敕语”，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和郑孝胥分别致祝词。

当年，美国好莱坞最大的电影企业——福克斯有声影片公司专门派人来长春采访溥仪的“登极大典”，并拍摄了一部记录片。内容包括杏花村祭天和在伪执政府勤民楼里举行的“登极大典”。由并未承认“满洲国”的美国的电影公司来拍摄，是因为日本当时还缺少可靠的有声电影技术。“康德皇帝”当年“登极大典”的真实活动影像也因此而被记录下来。

  “皇宫” 梦碎—— 捐材“圣战”

据统计，从1935年到1945年，“皇宫”项目总计拨款伪币一千多万元，这些钱仅仅是打了正殿的地基，修筑了围墙。

当溥仪对“皇宫”建设满心期待之时，令他和他的日本主子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1942年开始，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物资匮乏，溥仪不得不在1943年宣布“皇宫”停建，当时只完成了地下部分建设。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失利，物资极度匮乏，水泥、钢材和有色金属材料更为紧张。遵照日本主子的旨意，溥仪宣布把“皇宫”工程储备的金属材料“献纳”给日本皇军，用于“大东亚圣战”。原计划8年完成的“皇宫”工程随之停工，并且就此结束了。

与此同时，伪国都建设一切施工现场都停工了，长春的上空也充满了浓烈的火药气味，日本关东军被一批接一批调往南方战场，东北的粮食和物资也被源源不断地装满军需列车，开往前沿阵地。据统计，自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关东军就有20个师团，9个旅团，1个方面军司令部，3个军司令部，9个炮兵、工兵、运输兵司令部被陆续调往东南亚，还有7个师团调往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国内，以备“本土决战”。关东军储备的军用物资约三分之一和一大批军事指挥官也调回了日本国内，关东军在我国东北的实力大大削弱，后来虽经扩充和重新组建，毕竟元气大伤，已不再是“精锐”部队了，关东军司令官也不再叫嚣“北进”，“主动出击，毁灭苏联沿岸海空军基地”了，而把对苏作战的方针改定为“大体维持现状，加强防卫，严密警戒，尽量避免发生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隆隆炮声中，不要说新'皇宫’的建设，连悬于旧'皇宫’（今伪满皇宫）大厅的吊灯上的黄铜、铺设在宫内的地毯及一切装饰物中的白金制品，通通作为军需品捐献给'大东亚圣战’了。”王庆祥说，“彭野教授的'皇宫’建筑的精美设计也只能作为一纸空文，留下一片仅供想象的地基与框架。”

1945年冬天，负责对苏外交的蒋经国来到长春，忽然想去参观溥仪的“皇宫”。那时长春已经下雪，他仍将吉普车开得飞快。战后，这里屡遭火灾，已经破败不堪。看到眼前残破荒芜的景象，蒋经国感叹道：“画栋雕梁，当年笏满床，而今安在哉！”

1946年年初，《伪宫残照记》一书的作者秦翰才先生来到这里。书中有这样的描绘：“钢筋矗立，红墙环绕，偶有一两处已经坍塌。后面的假山、树木已经成规模。只是现在这里一片空虚清静，麻雀飞来飞去，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仿佛是替游人叹息！”

抗战胜利后，杏花村更加荒芜，只有两道砖墙和一座混凝土地基而已。1948年春，国民党统治下的长春陷入饥荒，饥民们来此采挖野菜，连一些树木都砍掉了。当时，这座“皇宫”在人们的心中还不如一块木头、一棵小草、一粒米、一滴水重要，更不会有人考虑它的将来了！一座建筑如此，一座城市亦然。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民政府压迫的长春人民热切地期盼着重生！而那残缺破败的“皇宫”也许同样如此。

     

杏花村

 

据《长春县志》记载，历史名人王昌炽（字古愚，湖北江夏人，曾任长春府知府）“购杏花村建课农山庄，以教民知稼稽之为先”，并为此对杏花村精心修复。经史志学者考证，早年的杏花村位于“宽城子”以西约5华里处黄瓜沟上游的南北两岸。黄瓜沟是南北两条天然溪水岸边的几个村落，两条溪水则在今儿童公园内汇流，沿岸风光优美。但因地形复杂，起伏很大，又水陆相间，耕作不便，遂被原业主刘殿臣将其经营成林地。《长春县志》记载：“其中遍植樱桃、李、杏等树，而又以杏为最多，故名之日'杏花村’焉。”

到20世纪初，俄国军队借口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以“保护侨民”与“中东铁路及附属地建设”为名进人东北，而他们的骑兵正是毁坏杏花村的罪魁祸首，杏花村“遭其踩瞒，所有花木摧折殆尽”。当时，刘殿臣已经濒临破产，无力重整家园，只好任其荒废。王昌炽就任长春府知府以后，购下这块土地，补栽榆、柳、樱桃、杏，并为已干涸的水池蓄水，重植菱、藕，又“建瓦舍三槐”，还在南岸修座草亭，在池边设栏杆，在小房门前悬挂“课农山庄”匾额和一副对联，上联为“倚云枝艳，映日花娇，于此间游目骋怀，得少佳趣”；下联为“新月镰腰，斜阳钜影，看遍地男耕妇磕，求通民情”。刘殿臣则被官府雇用，留在杏花村“司培溉扫除之役”。

杏花村重建后直到长春沦陷，一直是长春的胜景，可谓无人不知。当年在长春商埠小学读书的老作家肖军，1979年还在《忆长韵》一文中记述自己在那个春夏之交，身穿童子军服装、打鼓吹号列队前往杏花村野游的乐趣。如今，用灰绿色砂岩凿成的高167厘米、宽52厘米、厚18厘米的石碑仍存，而由王昌炽幕僚秋元朗(字定之，浙江山阴人)撰写、另一幕僚史苗 (字仙肪，直隶玉田人)书丹的碑文却已部分剥落，园地也逐渐被机关、学校和住宅占用，只剩下“杏花村路”这个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