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一生中的五位女人

 

溥仪是位有着“非常公民”身份的历史名人，他的人生经历了清末时代、北洋时代、民guo时代、伪满时代、共^和时代，贯穿了整个的中国近代史。溥仪一生娶过五个女人，从清末出身高贵的皇后到新中国的普通公民，这五位女人不仅书写了溥仪的一生，同时也鉴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变革。
末代皇帝——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1967年）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在位年号“宣统”，后为满洲国“康德皇帝”。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军队包围紫禁城，其部将鹿钟麟率部入故宫赶走了溥仪。溥仪随后寓住天津，先后居住于天津张园和静园两处私宅。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建立满洲国，日本人将溥仪从天津秘密运送到东北省大连和长春。抵达满洲于1934年3月1日登基称帝，年号康德，在这段期间，任何重大决定都要得到日本军的批准，所以称他为傀^儡皇帝。日本二战失败后，满洲国解体，1945年，溥仪被日本军挟持去日本，在机场被苏联红军逮捕。溥仪被带到苏联境内，关押于伯力，东京审判期间曾经出庭作证。1950年移交给中国共产党。

1922年16岁的溥仪皇帝大婚，消息很快传到了天津和沈阳，就连大总^统徐世昌和元帅张作霖都亲自入宫提亲，但因皇室有满汉不能通婚的规定，谢绝了很多达官贵人的婚请。这其中寓居天津的内务府大臣荣源女——婉容，经人举荐选送照片入宫。婉容和副都御史锡珍的孙女——文绣，两人最终进入到皇后的候选人之中。

其实溥仪看到照片时首选的是文绣为后，婉容为妃，但端康太妃认为文绣出身普通，长相不好，命溥仪重选。于是婉容为皇后，文绣被册封为淑妃。正是因为溥仪随手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就从此圈定了她凄苦生活

末代皇后——婉容

郭布罗·婉容（1906年—1946年）字慕鸿，祖籍是黑龙江省达斡尔族正白旗人，出生在北京帽儿胡同的郭布罗府。父亲荣源为内务府大臣，荣源继承祖上遗产，在天津有大量的房地产，天津的荣业大街就曾是荣源家的祖产。 在天津长大的婉容，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读教会女子学校，可以用英语在天津的十里洋场对话，英文名伊丽莎白。她的西化程度远远高于北京紫禁城的溥仪。

清朝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共八个等级。在清朝历史上，后妃的容貌大多是极其平庸的，根据顺治皇帝留下的规矩，为了让后世皇帝不为美色所迷惑，选后妃不得以美貌为标准，而要把女子的出身和血统作为评判的主要条件。

而婉容算得上是一个例外了，她不仅有出身显赫的背景、相貌标致秀美，身段高挑优雅、气质高贵端庄，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才貌双全的婉容17岁被选入宫，她比溥仪大一岁，溥仪当年16岁。

一、在北京宫中的两年封建生活

皇后的称号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诓骗了婉容的青春和生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初冬的北京，溥仪大婚盛典，可算得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曲绝唱。

“在大婚当晚，被孤零零的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十四岁的文绣又在想些什么？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些。”这是溥仪在四十年后写在回忆录里的话。 大清皇帝新婚初夜就出离洞房的事很快就捅到外界去了，谣言纷纷，其事实是， 溥仪由于少年时期过早的接触性生活，加之与宫女们畸形的淫^乱，导致他的性^功能障碍。此观点证实在1981年3月的《大公报》上，溥仪曾谈过，他性^功能的丧失，是由于淫^乱所至，但可惜，他并没有进一步揭示宫闱生活的其它隐秘。 这个年少的皇上整天被宫女戏玩，性^功能的丧失，令溥仪对女人有抵触心理，所以婚后既不去皇后的中宫，也不去淑妃的西宫。

溥仪以出国留洋为理由，久不肯同房是皇室的一件大事，端康太妃命宗人府的载涛进宫劝驾，进谏说：“皇上即使将来出洋，也不能离开皇后。如果帝、后分居，报界会编造谣言，有损皇上威严，也不利今后的大事。” 载涛还投其所好，特意强调说皇后在天津租界长大，见过大世面，多谈谈断无坏处。溥仪因此听劝，此后与婉容接触渐多。

溥仪和婉容在思想上很搭调，他向往和婉容一样能接受西方的新式教育，溥仪还特意把婉容在天津学校里的老师延聘到了宫中：一位是美国费城牧师的女儿马修蓉，另一位名叫英格兰木，她们都是婉容在天津念书的那个学校的教师。不久，伊莎贝尔 任萨姆女士也被聘到宫里来了，她是婉容天津家中的旧相识。她们不但教授英文，也讲授文学、历史、艺术等知识。在宫里的两年，溥仪和婉容的感情还算融洽。这时期的婉容表面看来幸福，其实她内心里面有难言的苦衷，婉容虽在宫中有令人羡慕的高贵身份，却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享受夫妻之爱，在北京无聊的环境里，婉容内心感到郁闷，被引诱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

1924年，北洋军^阀一片混战，不久，端康太妃突然病死，王公大臣正在照例办理丧事。这时传来消息说，冯玉祥将军发动了政变，11月，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将溥仪逐出了紫禁城。溥仪在庄士敦的陪同下，寓住天津，溥仪带着婉容和文绣第一次进入了宫外的世界。按照《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已“永远废除皇帝尊号”，而婉容也随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份。

二、在天津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享乐奢华的天津寓公

溥仪带着婉容和文绣先是住在天津张园，后又搬到天津静园。1925年2月23日，在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特^务的护送下，溥仪乔装打扮成青年学生模样，秘密入住天津张园。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初二，俗称为“龙抬头”。

来到天津，让溥仪眼界大开，开始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寓所里的无线电收音机、电话、暖气、菲律宾地板、抽水马桶、自来水淋浴、欧式家具、网球场地等等，这些都是他在北京从未享受过的东西。于是，奢侈之风让溥仪开始变卖从宫中转移到天津的国宝。早在出宫前一年，溥仪就为他日后的生活做了打算，溥仪与弟弟溥杰的关系很亲密，溥仪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的家里去。这样的运宝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国宝都是珍品，比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金编钟等。这批文物在天津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又把这些珍品全部运到了东北，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

两年后重新回到天津，令婉容十分兴奋，天津有她的娘家人，又是她成长和读书的地方，她对天津最为熟悉。婉容带着溥仪经常乘车在天津各处游玩，去万国赛马会、西湖舞厅，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和各种外国商店，花钱如流水。婉容还教会溥仪吃西餐，手把手教他如何用刀叉，溥仪在婉容的影响下，惭渐地迷上西餐。溥仪也常携婉容参加天津俱乐部的活动，打网球、去电影院、咖啡馆、夜总会等，把日子打发得轻松愉快。

溥仪在天津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买了大量的高档日用品，汽车、钻石、钢琴、金表等等，经常出入惠罗、正昌、中原等天津的各大百货公司，常光顾天津起士林、利顺德等高档的吃喝场所。溥仪每逢外出，都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的眼镜……很自在地享受每一天，仿佛忘记了被赶出紫禁城的往事。天津的各国领事或驻军司令，都和溥仪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常能收到天津头面人物发来的邀请信，每当有交际舞会、晚宴、婚礼、阅兵典礼等娱乐活动，溥仪常常带着婉容光临。他在天津奢侈的做派，引起了皇室遗老的议论，天津的一些团体还成立了“反^清大同盟”，专门针对溥仪。

本来，溥仪到天津是为了准备出洋留学的，但天津繁华的大都市生活令溥仪眼花缭乱，从而放弃了留洋的打算，在天津长住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溥仪在自述中说；“天津那些年的生活，是我还有婉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2、妻妾争宠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当时，我对天津的高开支已经有点难以应付了，必须对她们俩这种竞争挥霍的行动有所抑制。然而婉容认为皇后的地位远高于妃嫔，如要裁节，也只能裁文绣的开支，而不可能限制她自己的消费。这种争执，一方面固然出于爱慕虚荣，但其内心的潜意识，就是由于妻妾争宠。”

 

以前在北京宫中时婉容和文绣隔着宫墙不相往来，如今在天津同住一洋楼内，矛盾和冲突也就日益显现。虽然溥仪是皇帝，但他的思想和受过西式教育的婉容一样，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婉容不满意的并非是文绣这个人，而是这种封建愚昧的婚姻制度。后来，文绣离婚、婉容被贬，都从这儿看出了兆头。

溥仪到天津后，自幼生长在北京封建传统文化里的文绣，无法融入到天津开放的环境中，与溥仪无共同话题，由此溥仪更加厚婉容而薄文绣，婉容的生日，溥仪总要给大办一番，而文绣的生日却冷冷清清，溥仪没事也不到文绣房里去，文绣失宠之后，再加上溥仪生理上的缺陷最终导致了文绣通过律师向溥仪提出离婚。

3、傀^儡皇帝梦成“真”

溥仪在天津一直酝酿复^辟计划，“保皇^党”康有为带头扯起“复号还宫”的大旗。与政界、军界乃至文化艺术界的风云人物交往，比如与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民国总统、总理，与陆润庠、陈宝琛、庄士敦等一代“帝师”，与康有为、张勋等复辟派遗老，与胡适、梅兰芳等文化名人交往。

一九二九年七月，溥仪从张园搬到静园居住。原名“乾园”，他把新居取名“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日本方面送给了溥仪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溥杰明白了这两句诗的来历，这是日本人的暗示，东北三省局势日益紧张，是溥仪“重登皇位”行动的信号。

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却表示，劝溥仪最好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郑孝胥向溥杰提出了“留津不动，静候共管”的劝告。奏曰：气脉未寒，若离天津一步，则形势大变，是为去国亡命，将自绝于天下。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遭到国际社会一片谴责，日本政府为了平息国际舆论，急于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为此，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更进一步提出，在东北建立以溥仪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体制的日本傀^儡政权，得到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命他亲自赶赴天津面见溥仪。

在土肥原暗地操纵下，日军炮火由天津海光寺分数路袭击天津的警察机构和天津市政府，一时间，天津城市交通断绝，商铺闭门。由于中国方面事先得到情报，暴乱遭到了由东北军组成的天津保安队的迎头痛击。驻天津日军总司令部立即下令把溥仪居住的静园严密封锁起来，天津的新闻界消息非常灵通，溥仪与日本人之间的勾当，很快就传到了社会上，无论是政界还是天津民众都将对溥仪有不利的举动。因此溥仪被逼无奈，实在无法在天津呆下去了，土肥原实现了秘密将溥仪带出天津的计划。

1931年11月10日晚上8点，溥仪藏在日本人的汽车后备箱里从静园后门出逃，由于临时司机技术太差，一出静园大门，汽车就撞在电线杆子上了，好在并不严重。海河码头很静，溥仪登上了日军小汽船“比治山丸”号，在夜幕下顺着海河从天津市区到达了出海口。溥仪等人登上日本“淡路丸”号商轮离开了天津，驶向茫茫大海，踏上了满州皇帝梦之途。

11月13日到达辽宁营口满铁码头，溥仪被送到旅顺大和旅馆，严加封锁，与外界隔绝，此时的溥仪已经成为日本手中的木偶了。溥仪走上傀^儡这条道路，一是因为隐居大连的恭亲王溥伟已在沈阳露面活动，组建“明光帝国”，有意让溥仪而代之；二是因为天津策动的暴动以及送给他的“果品炸弹”，令溥仪失去安全感。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土肥原的甜言蜜语征服了溥仪。多年以来溥仪心里最希望的事情就是回到祖宗发祥之地，重整旗鼓，以东北作基地，复辟大清王朝。1932年3月1日在长春，日本扶持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4、婉容的堕落和通^奸

溥仪与文绣的离婚，让溥仪丢尽了脸面，妃子离婚是对皇室莫大的侮辱。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由婉容造成的，渐渐也疏远了婉容。一来是，婉容挤走了文绣；二来是，婉容不学好，抽大烟上了瘾。无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颓靡，终而得了神经衰弱症，而且鸦片瘾越来越大。婉容内心是无边无际的苦闷，每当溥仪夜深离去时，婉容便独自漫步庭院，想起出嫁前撒娇于父母膝下的快乐，而婚后一切都变了。婉容心境如此，但在虚荣心和传统礼教的重压下，却不敢有所表露。

离开天津是婉容最不情愿的，在长春荒凉的环境中，她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日本人的监视，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她想方设法逃回天津，没能走成，只能在“满洲”过了漫长而又黑暗的14年。无限的空虚、冷漠和寂寥，婉容的内心郁结成疾，大烟越抽越凶，她开始神志失常，常胡言乱语咒骂溥仪，这无疑只会增加溥仪对她的反感。

1935年，孤独绝望的婉容先后和溥仪的两名贴身侍卫发生了性^关系，一个叫祁继忠，一个叫李越亭。婉容与祁继忠的暧昧关系被溥仪发现后，溥仪大怒。在天津，文绣的离婚已经让龙颜扫地了，而如今婉容的通^奸更是让溥仪愤怒，婉容也为此遭到溥仪的暴打。后来婉容和李侍卫产生了感情，直到婉容怀有身孕后溥仪才得知，溥仪认为这是婉容不可饶恕的过错，将她打入冷宫，溥仪与婉容的关系也彻底破裂。

婉容跪在溥仪面前泪流满面的哀求，希望溥仪能够宽恕这个婴儿，出生后把孩子送回天津她的家里，起初遭到了溥仪的拒绝，最后勉强让步，溥仪同意了孩子生下后可以送回天津，由婉容的哥哥负责抚养。数月后，婉容生下了一个女孩，可惜因为婉容抽大烟，所以孩子在生下不久就先天而死了。溥仪知道后吩咐一声：“扔了吧!”侍从们便把“小婉容”扔进锅炉里烧化了。婉容一直以为她的孩子已经被送回天津了，她说常会梦到女儿快乐的生活着……其实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而已。

溥仪曾声言要枪毙婉容的两个情人，但背后却悄悄给了他们一笔钱遭散回家。李越亭后来在某中医院工作，负责饲养用于试验的小动物，家庭和睦。有时，他拿出婉容的照片给人们看，充满感情的回忆往昔岁月，然而，没人知道他与婉容曾有过的那一段风花雪月。 而祁继忠，他拿到溥仪给他的遣散费后，回华北当了助纣为虐的伪军，欠下了血债。日本投降以后，祁继忠被镇压，成了荒魂野鬼，他与末代皇后的一段风流韵事也随风而逝……

5、红颜薄命

沉重的精神打击加重了婉容的精神分裂，昔日美貌高雅的皇后变成了骨瘦如柴的活鬼。她会在清醒的时候哭着骂她的父亲荣源，骂他为了自己要当国丈而断送了女儿的一生。她在长春悲惨的幽禁生活，不但精神崩溃了，身体也被摧残，两条腿甚至已不会走路，由于常年圈在黑屋中，眼疾也几乎近于失明。直到一九四六年病死在吉林的监^狱里，被当地人用草席卷着，埋到了山坡上，才把这段悲哀的人生画了一个句号。

 

在婉容的弟弟润麒看来，婉容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不幸的一位皇后，他得知自己的姐姐去世后，放声痛哭。姐姐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和折磨，她是历史的牺牲品。

回顾自己一生的婚恋之路，这位末代皇帝感慨地说：“如果婉容在天津的时候，也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她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而对文绣，溥仪说：“我认为这不但是她的一个胜利，也是她平生幸福的起点。

淑妃——文绣

文绣，小名蕙心，学名傅玉芳，姓额尔德特氏，蒙古族，家祖跟随多尔衮入关。生于1909年12月20日，祖住北京方家胡同，有一妹妹文珊。因家境日渐贫寒，母女们靠在花市承接针线活为生。因文绣祖上是已入旗籍的蒙古族，符合后妃的候选条件，文绣的五叔华堪把她的照片，送交给内务府。端康太妃不满意文绣的出身贫寒，和又矮又丑的长相，不同意文绣为皇后，令溥仪重选婉容为后，文绣为妃。14岁的少女，一踏进高大的围墙，便失去了一切自由。

婉容在天津受到的是西方文明的熏陶，家世显赫生活富足，而文绣自小成长在北京，思想封建传统，出身贫寒。所以她们俩的成长环境和性格相差很大，婉容坚持主张一夫一妻，反对册封后妃，文绣则认为二女共侍一帝，天经地义，不分尊卑。生活习惯不同，让两个女人很难和平相处，在天津，婉容常带着溥仪打网球，看赛马比赛，出入各种高档场合。文绣却很难融入到灯红酒绿的天津，她感到生活压抑，而且结婚九年，溥仪都未与文绣同居一次，又备受冷落，不堪忍受，决然与溥仪离婚，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皇室离婚风波。

1931年8月26日，文绣在妹妹文珊的陪伴下，出外“散心”。出门后，她让司机开向天津国民饭店。进房坐定后，文珊告诉随身侍从说：“你先回去吧！淑妃留在这儿了，她要通过法律向皇上离婚。”侍从哀请淑妃回静园，文绣态度坚决，出示三封信，让他转告皇上。三位西装革履的律师走进室内，侍从只好登车而去。
文绣的出走，震荡了天津乃至国际。溥仪焦急万分，召集遗老商议如何处理这件大丑事。溥仪采取多种办法调解，但文绣断然拒绝，坚决向天津法院提出了诉状。 让“皇帝”上法庭，简直是要溥仪的命。经过双方在法庭两个月的磋商，终于签字离婚。溥仪给了文绣5.5万元的生活费，双方协议完全脱离关系。

（图为天津《大公报》关于“妃革命”的引报、律师为文绣拟写的《离婚诉讼》、天津法院因文绣离婚起诉而致溥仪的民事调解法律文书）

本来，皇权至高无上，皇后嫔妃可废可贬可处死，离婚是绝不允许的事。然后，时代不同了，文绣离婚案件得到了天津民众大力的支持。溥仪为了顾及皇室的面子，以示权威犹存，以皇帝身份在法庭传谕一道，曰：“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

文绣虽然拿到5.5万元的赡养费，但支付律师费，开销了进住的高档宾馆房费，以及酬谢帮过忙的亲朋好友，手中余下了2.6万元。她曾在北平私立竞存小学当过国语教员，因不堪好事猎奇者的骚扰，只干了一年多就辞职。后在德胜门内刘海胡同买了一座9间房子的小院居住，还雇了4名佣人。由于文绣坐吃山空，生活日渐贫困，卖掉住房，最终投奔到一个穷亲戚家中借住。1947年，38岁的文绣曾在《华北日报》当过校对，为了生计，与报社社长的表弟，40多岁的刘振东结婚，在地安门外白米斜街租了三间房屋安家度日。

1948年北平面临解放，当过国^民dang军官的刘振东心中害怕，想要逃往台^湾。不想天津因平津战役的关系，海路不通，没有走成，家当又已卖光，从此陷入贫困。解放后，1951年，刘振东的审查结束、解除管制，被安排至西城区清洁队当清洁工人，清扫公共厕所。为了上班路近，刘振东和文绣搬到西城区辟才胡同西口居住。1953年9月17日晚10时，文绣因心梗死于家中，只有刘振东守在身旁。事后由刘振东所在清洁队帮助钉了一具木板薄棺，埋葬在安定门外的义地里。文绣终年43岁，一生没有子女。

文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向封建皇帝提出离婚并诉诸法院获得成功的皇妃，从而摆脱了婉容那样的悲惨命运。

祥贵人——潭玉龄

溥仪的第三位妻子是潭玉龄，1920年生人，滿族人，他他拉氏。经贝勒毓朗之女（婉容姑母）介绍，潭玉龄17岁与溥仪于1937年結婚，封为“祥贵人”，谥“明贤贵妃”。

婉容在长春精神崩溃后，日本军方面打算给溥仪安排日本女人为妾，溥仪坚持不娶日本女人，不久，贝勒毓朗的女儿立太太把谭玉龄介绍给溥仪。当时，谭玉龄17岁，正在中学学堂念书，溥仪从照片上看到这位少女，面目清秀，娴静文雅的露出恬淡的笑意。溥仪觉得满意，决定与她结婚。

谭玉龄虽然只是个中学生，但打扮和心智都很早熟，烫着头发、丝袜、高跟鞋，穿一身丝绒旗袍，完全一幅少奶奶的的模样。很会拿捏溥仪的情绪变化，对皇帝表现出无比敬慕的感情，使溥仪非常高兴，对她疼爱有加。溥仪有时受了日本人的气后，心情烦闷而又暴躁，往往就对谭玉龄大发脾气，有一次甚至把“祥贵人”身上穿的旗袍撕碎。对此谭玉龄不仅能够忍耐，而且还宽慰丈夫，使他心平气和下来。

其实溥仪在长春纳妾，也是出于报复婉容通奸之事。溥仪与谭玉龄恩爱无比，使婉容感到更加孤独与萋苦了。谭玉龄同情婉容，有一次对溥仪说：“皇后陪伴皇上多年，皇上应以德抱怨。玉龄愿为皇后求情，望皇上开恩，赦免她的过错吧。” 溥仪一听这话，马上沉下脸来说道：“你懂得什么？以后不要在朕面前提起皇后，知道了吗？”玉龄十分紧张，急忙说：“皇上息怒，从今以后再也不提了。”

谭玉龄的出现，使溥仪干枯的心灵得到了润泽。但好花易谢，好景难长，婚后7年，谭玉龄便带着一团难解的谜消失在另一世界。据溥仪后来说：“是日本人害死她的！”其实谭玉龄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炎症，如果不是日本军恰好玉龄有病，以诊治为由下此毒手的话，恐怕她十有八九也是死。

福贵人——李玉琴

溥仪的第四位妻子是李玉琴，1927年——2001年，长春人，汉族。1942年被日本军挑选入宫，封为“福贵人”。1957年与溥仪离婚。2001年因肝硬化逝世。

谭玉龄死后，日本军又开始张罗着给溥仪找日本女人为妾，溥仪依旧不从，便推托说：“谭玉龄尸骨未寒，暂时不想结婚。后来，在60多张女学生照片中，溥仪选中了李玉琴。因为李玉琴当时才15岁，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她的天真和单纯，这正是溥仪所需要的。

李玉琴被册封为福贵人，溥仪看着胖乎乎的玉琴说：“以后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以克住了。” 李玉琴真的有“福”吗？解放后她当上了长春市政协委员，有自己温暖的家庭，可以说她是幸福的，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她却走过了一段很曲折的路。

李玉琴是平农出身，入宫以后，常常被人看不起。溥仪为了管教她，订出了21条大律，主要内容是，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清王朝的祖制；一切言行都要顺从溥仪的。溥仪高兴时就让李玉琴唱歌给他听，不高兴时就训斥她，发完脾气还要捧出“21条”不许李玉琴愁眉苦脸，强迫她破涕为笑。

日本投降以后，随着“满洲帝国”的垮台，李玉琴生活流离动荡的日子里，那时溥仪关押在苏联，剩下的一大群皇亲国戚只好另想办法。这时，婉容的身体更加虚弱，多亏福贵人李玉琴的同情和照应，才使这位饱尝世态炎凉的皇后得到了一些温暖。但是，由于战争的动荡，也只能自谋出路，李玉琴回忆说：“当时婉容看我来请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难忍，泪流满面。她眼光露出焦急的样子，嘴里发出带哭腔的声音，她也流泪了。我给婉容盖好被，她转过脸来看看我，一脸的痛苦表情。其实，婉容在长春还有不少亲友，但这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来接她走。后来不久，婉容病死在敦化的监狱里，享年41岁。

1946年长春解放以后，李玉琴回到了娘家，由于娘家人坚持让她在“贵族”圈里生活，她又被送到了天津溥仪的族兄溥修家里居住。溥修是个顽固的清室遗老，他禁锢李玉琴如同在宫中一样，李玉琴在这个封建家庭里生活了5年，做饭洗衣。天津解放后，玉琴要求出去工作，溥修却说：“饿死事小，皇室女人失节事大。”

在新政权社会的影响下，她参加了扫盲班，从天津又回到了东北的家中，参加了工作，并于1957年和溥仪离了婚，当时的溥仪正在辽宁抚顺接受改造。李玉琴离婚后和当时在长春广播电台的一个工作人员结了婚，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家庭。

最后一位妻子——李淑贤

1959年，溥仪获得特赦。

  溥仪得到特赦后，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1962年他又结婚了，对方就是李淑贤。结婚那年，她是个三十七岁的大姑娘。她是杭州人，从小失去父母。当时她是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的护士。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几乎达到不能分离的地步。溥仪曾向李淑贤说：“以前我在宫中时，根本不懂夫妻之间应有的相互关系，妻子是我的玩物和摆设，高兴了就去玩一会儿，不高兴就几天不理。我是从来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只是遇见你，才晓得人世间还有这样甜蜜的东西存在。”

    溥仪无微不至地关怀妻子，1963年夏季北京暴雨如注，公共交通一时受阻，溥仪下班后，急忙从家中取了一把伞，冒雨趟水去接李淑贤。他等了半天，不见李淑贤的人影，只得往回走。突然，他发现路上有个没上盖的水道口，溥仪生怕妻子路过那里踩了进去，于是，就在那里直挺挺地守了好一会儿。溥仪和李淑贤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了5年。1967年10月7日，溥仪因患肾癌而逝世。溥仪逝世时，正处于“文革”期间，李淑贤在周总理和政协的关怀下，生活一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