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开往银川的火车去西海固

这个世纪初某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在位于阳谷县汽车站门口的武松打虎铜质雕塑下面坐上了开往济南的客车。我坐的是最便宜也是最破旧的客车，外面天色阴沉，女售票员脸色铁青，一车总共才十来个人，跑这一趟有赔钱的可能。那时我对未来充满憧憬，跌跌撞撞的客车要开四小时才能到济南，我可不想浪费这一路的宝贵时间，于是掏出包里的那本周国平著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细细品读，那时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书。

客车刚开出县城不久，又缓缓停下，肯定是半路接客，我懒得抬头，继续读我喜爱的周国平。等上车的乘客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我才抬头看一眼，是位妇女，三十岁左右，穿着素净，脸蛋看着也很俊俏，可是额头上有块鸡蛋大小的疤痕，面含凄苦之色，神色显得慌张。我对她笑了笑又低下头看书。不到一分钟，她拍拍我的胳膊，说小兄弟，你也去济南吗？我说是的。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咱俩同路。她一路上两手握着，嘴角紧闭，心里好像有无尽的幽怨和痛苦。

车要驶进济南公共汽车总站的时候，她脸色才有舒缓，表情才自然了些。

她又笑了，问我：你知道怎么去火车站吗？我说：火车站离这里有三站路呢。你可以坐公交车去，也可以走过去。

她说：小兄弟，我不大会识字，你能带我去吗？

那时我在济南上绘画培训班，第二天上午才上课。我不着急去学校，于是说，好的。

为了省下彼此的公交车费，我决定带她走到火车站。下了客车，我才知道，她一件行李也没带，甚至连手提包都没有，她就这样在我旁边空手走路。她穿着一件粉色羽绒服，羽绒服还带着棕色毛领子。

那时候我很瘦，走路飞快。虽然她年龄比我大很多，但走路毫不比我逊色，可能是在家经常劳动的缘故。她告诉我她是阳谷县大布乡的，问我是哪里的，我也实话告诉她是石佛乡的。她说她要回宁夏的西海固，她娘家那里。我记得在报纸上读过关于西海固的文章，那里贫穷落后还缺水，总之自然环境很恶劣，想不到那地方竟是她的家乡。我不好意思问她怎么嫁到阳谷来了。

走到火车站售票大厅，我指着售票窗口说，你就在这里排队买票就可以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小兄弟还是麻烦你帮我买票吧，我不大会。我真是有点无可奈何。我让她站在我后面，加入到那条长长的队伍里。前面只剩下一人，终于要轮到我买票了，她拉开羽绒服拉链，从怀里取出一个手巾裹成拳头大小的包包，小心地解开，竟有四五层之多。我记得车费好像是一百七十五，她从卷成圆桶状的百元大钞里抽出两张递给我，我将钱交给售票员。售票员告诉我没有直达西海固的火车，只能在宁夏省会银川转汽车到西海固。拿到票后，我带她走出售票厅，转到候车大楼那里，说拿着票先过安检，然后走到候车大厅，在开往银川的候车点坐着等就行了，是晚上十一点半的火车，现在才八点，你可以在候车大厅里点东西吃，慢慢等。

她又难为情地笑了，说小兄弟，还是你送我上去吧，我害怕，没有一个人出过门。哎，我这是怎么了，那个点我已经很饿了。等送她上去，我坐车赶到学校，那个饭菜很便宜的饭馆肯定关门了，那我又得多花几块钱在别的餐厅吃，我真是损己利人。穷学生，每一块钱都花得小心翼翼。于是我拿出身份证，也让她拿出来，过安检，上电梯，电梯上面就是阔大的候车大厅，我领她到开往银川的候车点。

我说，大姐，你找个座位等吧。开始检票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喊你们的，到时候你跟着众人上火车就行了。

大姐也好像松了一口气，可是她的神经立刻又绷紧了，她突然握住我的手说，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小兄弟，接着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很快泪珠滑过脸颊，滴落到羽绒服棕色毛领上。我安慰她说，快别哭了，大姐，这一切不都很顺利么？你肯定会平安到达的。

她握着我的手不放，这让我很尴尬，因为很多乘客的眼光朝我们投来。她哽咽着说，小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好人做到底吧。你帮我写两封信，再帮我寄到阳谷去。为了解除被围观的尴尬，我连忙答应说，好好。她这才松开我的手。我俩坐在候车座位上，可惜我没有带笔记本，我从包里拿出《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撕下最后那张空白页，又将空白页一裁为二，将书搁在腿上，将纸铺在书上。

第一封是给他丈夫的，她口述，我记录：

我已经跑了，你再也找不到我了。你打的我一身疤，我害怕，我痛苦。再待下去，我就要死了。我恨你，更恨当初那个将我卖给你的人。

第二封是给她的两个孩子的：

振宝，娜娜，妈妈走了，去你姥姥家了，你姥姥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很穷，但妈妈在那里感到快乐。你们长大了有能力了，可以去那里找妈妈。姥姥家的地址是西海固隆德县某某乡某某村，姥爷的名字是某某某。这封信你们保存好，把姥姥家的地址记在笔记本上，别弄丢了。这封信千万别让爸爸看到。妈妈对不起你们，妈妈实在受不了了，妈妈给你们磕头了。

写完两封信，大姐告诉我了两个地址，吩咐我，给他丈夫的信直接寄到他丈夫所在的村庄；给孩子的信寄到孩子所在的小学学校里，一定不要弄混了。

我说放心吧，大姐，我一定给你办到，祝你一路平安。再见，再晚我就赶不上去学校的公交车了。

可是大姐又一次拉住我的手，她说不知道怎样感谢我，执意将买火车票找回来的二十五块零钱送给我，让我买点吃的。我死活不接受。我终于挣脱了她，快步离开了火车站。

翌日中午，我将两封信投递了出去。但我在信封上没写我的发信地址，我怕她男人找我算账。一想起她脸上的疤痕，我就觉得她男人肯定不好惹。

信是寄出去了，他们收到之后是怎样的反应和绝望，孩子失去妈妈是怎样的痛苦，这些我都无从知道，我也无法揣测他们家到底是怎样的不幸？十几年过去了，她的那两个孩子肯定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这些年总有一个疑问在我脑海里回旋，那姐弟俩到底有没有坐上开往银川的火车去西海固找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