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统一蒙古草原的成吉思汗创建了规模空前的“大蒙古国”。客观地说，大一统汗国的建立，为蒙古族广泛吸收外来文化，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奠定了良好的外在基础。
蒙古汗国疆域
而汗国在勃兴之初所接触到最多的外来文化，非畏兀儿文化莫属。所谓“畏吾儿文化”，即出现于天山南北一带的“别失八里——哈剌和卓文明”。畏吾儿文化对于当时蒙古族的社会发展及文化素质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催化作用。
一
在蒙元时期，“畏兀儿人”专指聚居于哈剌火州（亦作哈剌和卓，又称高昌，今吐鲁番高昌故城）、别失八里（又称北庭，今吉木萨尔）、昌八里（今昌吉）、仰吉八里（今玛纳思）和唆里迷（今焉耆）“五城”一带的族人。他们与哈密力（今哈密）人、于阗（今于田）人、斡端（今和田）人及可失哈耳（今喀什）人等，都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民。
不少史料认为，畏兀儿人是唐朝回鹘的后裔。回鹘原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随水草流移”。公元9世纪中叶，雄据漠北近百年的回鹘汗国分崩瓦解，回鹘人“种族离散”。其中一支人数较多的回鹘人众，迁至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
因为西州治所在高昌（又称交州），这一支回鹘人通常被称为“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最终成为“城郭之民”。《突厥世系》记载道：“离散后的畏兀儿人民， 有一部分到了别失八里城一带， 定居下来，从事耕作。”
北宋时期的高昌回鹘
自古以来，高昌地区就是连接中原王朝和西域诸国的咽喉要道，后经阚氏、张氏、马氏和麴氏的百年经营，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者”回鹘人迁来至此并成为主体民族后，在充分吸收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
以文字为例。回鹘人迁居高昌初期，还使用古突厥文，后来逐渐采用粟特字母，创制出了回鹘文。已出土的高昌回鹘时期的各类文献和契约文书，基本都是用回鹘文撰写的。随着城市经济和商业贸易的高速发展，回鹘文不仅是当地具有权威性的文字，并一度成为了当时西域地区广泛通行的文字之一。
回鹘文文献
显而易见，发达的回鹘（畏兀儿）文化，给予了包括13世纪初兴起的蒙古人在内的诸多周边民族以深远的影响。
二
蒙古汗国的建立，无疑是蒙古族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在文化领域，蒙古人逐渐脱去了野蛮的外衣，跨进了先进文明的门槛。
鉴于生产形态的制约与封闭的地缘困局，古代蒙古文化比较落后。首当其冲的，就是没有专用的通用文字。对此，拉施特慨叹道：
“因为经历了久远的年代和漫长的岁月，时日之久远成了事情遗忘的原因，突厥人（按指蒙古人）既无书册又无文字，所以他们未能写下四、五千年的编年史，除了距今最近，经口头流传到他们，并由他们教给子孙的若干传说外，就再也没有确切可靠的编年史了。”
拉施特编著《史集》中文版封面
1204年，成吉思汗的大军攻灭乃蛮部，统一蒙古草原的大业已基本完成。此时，他已有了创制“蒙古文字”的计划。而乃蛮王傅兼掌印官塔塔统阿的出现，加速了蒙古文字创制的进程。
成吉思汗对这位“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的畏兀儿知识分子颇为重视。他不仅让塔塔统阿随从左右，“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蒙古语）”，更令其参照回鹘文创造“蒙古文字”。
回鹘语与蒙古语关系密切，二者不但同属于粘着语，并具有大量的共同成分，语音系统也比较相似。塔塔统阿凭借自己深厚的语言功底和钻研精神，创制出了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行款从左至右、上下连书的回鹘式蒙古文（即蒙元史料中的“畏吾儿体”蒙古文）。从此，蒙古族有了自己的文字。
塔塔统阿，生卒年不详。1310年，元朝追封其为“雁门郡公”，其四子也均是蒙古安国汗国及元朝的重臣
因此，蒙古建国伊始，回鹘式（畏兀儿体）蒙古文就迅速用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此，1247年出使蒙古的西方教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说道，“蒙古人采取了他们（畏兀儿人）的字母，因为在此以前蒙古人是没有文字的。不过，现在他们称这种字母为蒙古字母。”
畏兀儿体蒙古文在蒙古汗国军政事务中的使用情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法律（大扎撒）的编纂和颁布
在当时的蒙古社会，蒙古习惯法称“札撒”。“扎撒”不仅囊括了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和行为准则，也包含有贵族对部众所发布的命令；而“必里克”，则指代成吉思汗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谈话或训示。
自蒙古文字创制成功后，“札撤”与“必里克”均被完整地记录成册，汇编为《大札撒》，成为了当时蒙古人必须遵奉的法律。
《大扎撒（成吉思汗法典）》中文版封面
在当时的蒙古诸汗国，《大扎撒》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新汗即位，还是诸王共商国是，都要先奉出《大札撤》诵读，遵照上面的规定行事。
《大札撒》的制定与颁布，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蒙古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统治，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志费尼曾明确说明，《大札撒》就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记录下来的。
2） 撰写编年史
自从有了文字，蒙古人开始将流传下来的历史，以文字的形式记录成册。实际上，蒙古大汗所任命的“必闍赤（书记官）”的职责中，即有写史一项。必闍赤记录下的历史，在蒙古语里被称为“脱必赤颜”。
自成吉思汗时期，必闍赤们即开始了编纂蒙古编年史的工作。据史书记载，即便在元文宗时期，必闍赤们还在修订和更新蒙古编年史。
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1304—1332）
说到蒙古编年史，就不得不提用蒙古文撰写的《蒙古秘史》（蒙古语名为《忙豁仑· 纽察·脱必赤颜》，明初译称《元朝秘史》）。
作为蒙古族极其珍贵的文化典籍，《蒙古秘史》从民族起源的原始传说写起，一直叙述到13世纪40年代为止，是研究古代蒙古社会历史、语言、文学的第一流的珍贵资料，有着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
有的学者认为，《蒙古秘史》写成于1252年蒙哥汗在位时期；也有学者认为，《蒙古秘史》就是成吉思汗责令必闍赤们所撰写的蒙古编年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中文版《蒙古秘史》封面
正如苏联蒙古史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称赞道： “《蒙古秘史》….自由而奔放地绘出草原生活的图象….是一部浸透着叙事诗风格，充满着草原气息的编年史。”《蒙古秘史》的编纂完成，无疑是蒙古人接纳吸收畏兀儿文化的伟大成果之一。
3）官方文书的发布
蒙古汗国时期大汗颁布的诏书，皆用畏吾儿蒙古文撰写。据西方教士鲁布鲁克记载，蒙哥汗致法国君主圣路易的信函，就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写成的。这封信的原件，仍收藏在巴黎国家档案库中。
蒙汉双语的“蒙哥汗石碑”
蒙古军队在颁布军令时，相关信函也是由畏吾儿蒙古文撰写的。据志费尼记载，伊斯兰教历617年（1220），哲别率军进攻你沙不儿城时，由文书推行的军令（“哲别授与他们一封畏兀儿字书的信函，责成他们供应续来的一切部队，并堕毁他们的城垣”），就是由畏吾儿蒙古文撰写
4） 印章的广泛使用
在与塔塔统阿的交谈中，成吉思汗知晓了印章的重要性。“（成吉思汗）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
蒙古汗国玉玺的复刻版
因此，在当时的蒙古汗国，大汗、诸宗王以及各级军、政、司法机构，都有各种规格的印章。在蒙哥致法王圣路易，伊尔汗阿鲁浑和完者都致法王腓力四世力的信函中，均有类似于“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国大汗圣旨所到之处，民人一体敬畏”的玺文。而印章所使用的文字，都是畏吾儿蒙古文。
5）牌符
在汗国勃兴之初，官方就建立起了牌符制度，一直延续到后续的元朝。蒙古大汗（元朝皇帝）派遣负有特殊使命的使臣时，都要颁发给他们不同规格的牌符，其作用是据以执行使命 行使特予的权力。
1845年，俄国第聂伯河畔出土了一块蒙古汗国时期的银制，长形牌符。牌符两面刻有窝阔台系诸王俺都剌用畏兀儿体蒙古文撰写的令旨。
蒙古文圣旨牌符图样
实际上，即便是蒙古汗国分裂为元朝和四大汗国以后，畏兀儿体蒙古文仍然是具有一定政治权威的文字。
譬如忽必烈曾“特命国师八思巴创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并在官方和民间强制推行，但并未在蒙古人中得到广泛认可和普及；而已使用六十余年之久的畏兀儿体蒙古文，却在畏兀儿学者搠思吉斡节儿的改进下，为后世蒙古语语法研究奠定基础，并一直使用至今。
搠思吉斡节儿，蒙古语文学家和翻译家，活跃于成宗、武宗、仁宗、英宗四朝，对蒙古文的规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13—15世纪期间，畏兀儿体蒙古文还是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官方文字。例如现存金帐汗国时代的《铁林耳库特鲁扎令》、《托赫塔迷失扎令》等文书，就是用畏吾儿蒙古文撰写的。
总而言之，13世纪初崛起的蒙古民族，正是通过输入畏兀儿文化，完善了自己的典章制度，巩固了汗国的统治，并迅速改变了蒙古族文化落后的状况，大大加深了自己的文明化程度。
三
畏兀儿文化之所以能在蒙古民族中产生出巨大影响，与大量畏兀儿文人供职于蒙古汗国有直接关系。
作为最先归附蒙古汗国民族政权之一的高昌回鹘，其最高长官“畏兀儿亦都护”颇受成吉思汗的信任与重用。他们不仅“世代保有亦都护名号，领其地及部民”，并与黄金家族有着姻亲关系，可谓“宠异冠诸国”。
曾经是高昌回鹘王家寺院的柏孜克里克石窟群
因此，大批畏兀儿人有机会进入到汗国各政权机构，在不同领域均发挥出了很大作用。正如赵孟頫所说，“太祖皇帝（成吉思汗）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诸国，回鹘最强，最先附，遂诏其主亦都护为第五子，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冠诸国。自是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
汗国境内大批畏兀儿知识分子的存在，为畏兀儿文化的输入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蒙古汗国时期，畏兀儿知识分子主要服务于以下方面：
1）八合赤（汉译“教授”、“师傅”）
这些有学识的畏兀儿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以蒙古人的文化导师身份出现的。他们被蒙古人尊称为“畏兀尔八合赤”，即畏兀儿教授。首先担当此任的，无疑是“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并主持创制蒙古文字的塔塔统阿。
这些“畏兀尔八合赤”“各罄所蕴，播种待获”，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蒙古贵族青年，使他们的文化气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志费尼评价道，“他们（蒙古贵族子弟）把畏兀儿语言和文书，当作知识及学问的顶峰”。
元朝的畏吾儿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蒙古青年不仅深度掌握了畏兀儿体蒙古文，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眼界的开阔，他们对于外来的文化知识，有了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这里的最佳案例，非蒙哥莫属。
据拉施特《史集》记载，蒙哥颇有学识，对数学颇为感兴趣。他不仅深度学习过欧几里得编纂的《几何原本》，并对《几何原本》的阿拉伯文译者、波斯天文学家纳速剌丁极为仰慕，曾特命六弟旭烈兀在征服波斯后，务必将这位学者送至东方。
蒙哥同志，也有着一定的学霸潜质
正如西方学者所评价的那样，“蒙古人敬重科学不亚于塞尔柱人”。这种表现，自然是长期浸润畏吾儿文化后，人文素养显著提升的结果。
2）必闍赤（汉译“书记官”）
必闍赤，汉语文献翻译为“必彻彻”，《黑鞑事略》称：“必彻彻者，汉语令史也，使之主行文书耳”。作为文职人员的必闍赤，其主要职责有二，一是写史，如蒙古编年史就是他们所修撰的；二是主文，其中包括了大汗诏令等要事的记录工作。而必闍赤记录所使用的是文字，就是畏兀儿体蒙古文。
实际上，不仅大汗身边设有必闍赤，诸王也大多有自己的必闍赤。譬如成吉思汗之弟帖木格，就以畏吾儿人撒吉思为必闍赤，担任自己的书记官。
镇海（1169—1251），畏兀儿人，走遍天下的大富商，成吉思汗功臣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在大汗、后妃及诸王身边担任必闍赤的畏兀儿知识分子，陆续成为他们的亲信，在汗国政治生活中发挥出不小的作用。譬如窝阔台、贵由两汗在位时，权势炙手可热的重臣镇海，就是一个以善于记录著称的畏兀儿人。因其权势举足轻重，汉文史书称其为“右丞相”。
据《黑鞑事略》记载：“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即畏兀字），镇海主之；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楚材（耶律楚材）主之。却又于后面年月之前，镇海写回回字，云付与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殆欲使之经由镇海，亦可互相检扼也。”
3）投下官及其他
蒙元文献中的“投下官”，即通俗意义上的“家臣”。蒙古建国后，成吉思汗曾分封子弟功臣，分配的主要是蒙古百姓和可供游牧的营盘草地。
“黄金家族”世系图
随着汗国版图的增长，诸王、贵戚和功臣治下的封地也日益扩大，封地秩序以及复杂的财政等问题，让这些封地所有者的蒙古贵族们犯了难。因此，不少文化素质较高且与之关系密切的畏兀儿人，被他们任用为家臣，管理封地财政、治安等事务。
《突厥世系》中记载：“在畏兀儿人中，许多人都会阅读突厥文。他们十分擅长经营与管理一个底万（行政官署）的事务。在成吉思汗子孙统治时期，河中、呼罗珊和伊剌克等地方的财会官员与底万长官都是畏兀儿人。在中国，也是畏兀儿人充斥在这些职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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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
畏吾儿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宠遇，一度引起了伊斯兰教徒的忌妒与不满。志费尼就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按指蒙古人）把畏兀儿语言和文书当作知识及学向的顶峰。个个披罪恶衣袍的市井附汉都成了异密；个个佣工成了廷巨；个个无赖成了丞相，个个倒霉鬼成了书记….”
实际上，即便在元朝，畏吾儿知识分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元史—氏族表》中，入仕元朝的畏兀儿人有29族之多，里面涌现出了许多政治家、军事家、理财专家以及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翻译家等人才，在各个领域发挥出颇为显著的作用。
四
总之，13世纪初叶时，发展已臻成熟的畏兀儿文化，在机缘巧合之下被时代的洪流卷入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在方兴未艾的蒙古族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回过头来看，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所孕育出的成果，何尝不是海纳百川、彼此交融的产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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