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奁或开，珠囊暂解，兰薰异气，玉润凝脂。药自天来，不假谁王之术；香宜风度，如传苟令之衣。臣材谢中人，位参上将。疆场效浅，山岳恩深。”
一直战斗在医疗前线的小书生就这么默默地看着你们high。若是假期游览过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伙伴们，肯定对这样一件香囊，念念不忘。唐·葡萄花鸟纹银香囊。这香囊外壁通体镂空，内部的两层双轴同心圆机环，分别将外壁和内层的金盂用铆钉连成整体，由于机环这个灵活的“关节”以及金盂的重力作用，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香盂总能保持平衡，不致香料洒落。在佩服这一精妙设计的同时，小书生也不禁感叹，早在唐代，各位大大们就已将储香器具做得如此精美，可见用香已到了如此精致的地步。人们爱香出于天性，事实上香的使用可以从奢华的唐朝向上追溯千年，早在殷商时期就有“香”、“鬯”（芳香的酒）的记载；到了周，人们已开始“采艾”、“莽草薰之”、“焚牡菊以灰洒之”，佩戴香囊、沐浴兰汤、用香杀虫等习俗业已形成，最初的香以艾、蒿等为原料；到了汉代，香炉得到普遍使用，上层社会开始流行薰衣，《汉宫典制》中规定：“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含鸡舌香伏奏事”，调和多种香料的技术也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香文化开始略具雏形，根据不同的原料、制作手段以及用途，衍生出不同的类型；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阶层普遍使用薰香；唐宋时期随着海陆贸易的不断扩大，香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后的元明清逐渐趋于稳定。香在早期大都作为祭祀、除秽之用，随着佛教传入中原，伴随而来的还有对香概念的全系阐释。古印度人很早就将香作为治疗疾病的工具，香药这一名词与当地的“涂香”习俗密不可分，据《毗尼母经》（卷第五）中云：“天竺土法，贵胜男女皆和种种好香，用涂其身，上著妙服。”通过涂香供养诸佛、菩萨，获大功德，佛教传入中国时也带来了涂香的习惯，在唐宋时期佛教徒入寺院礼佛必须涂香以示尊敬，直至明以后才逐渐消失。“香药”概念从古印度文化中出现到被中国人接纳和使用约在东汉末年，根据目前的文献史料，香药一词大致出现在三国时期成书的《大般涅槃经》，在更晚成书的《三国志》中亦有记载。但那时的香药主要指代香料的原材料本身，用来区别制好的香品，而非指“香料即药物”或“香料和药物”的概念。“香药”从香料到“香药不分，香即药也”的概念转变是在唐代，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不断扩大，中东以及印度的商人运抵珍贵的香料，以换取巧夺天工的丝绸，到了两宋时期，科技经济水平不断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较之于唐更为繁荣，来自真腊、渤泥、安南、大食等国进口乳香、龙脑等香料，每年高十万斤。人们在生活、饮食、宗教等活动中把使用香品作为一种时尚，妆饰香膏、佩带香囊、厅堂熏香逐渐成为精英阶层的标配。并与斗茶、插花、挂画并称为修身养性之“闲事”。香药的种类不断扩充，也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用香方式。将香、药相互使用成为了习惯，认为香也有药的含义，这样的认识与前代有非常大的变化。中医中药也在香料频繁交流的影响下，广泛吸收外来的香料并作为药物，同时丰富并完善芳香化湿、芳香避秽、芳香开窍、理气止痛、活血通络等治疗方法。特别是以芳香开窍药物为主创立的“凉开三宝”（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丹）以其清热解毒，开窍定惊的良好功效，用以救治高热神昏痉厥的急危病人，提高了中医急重症治疗水平，也为后世湿温病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贸易获得的乳香、龙涎香、犀角、没药、血竭、阿魏、苏合香、龙脑、沉香、安息香、芦荟、等百余种香药被《开宝本草》、《证类本草》、《政和本草》等众多本草著作收录。《太平圣惠方》以香药命名的方剂如乳香丸、沉香散、木香散、沉香丸等约120首，书中提到乳香65次。《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制药手册，其中“诸心痛门”以香药命名的医方就有沉香散3首、木香散6首、木香丸6首、丁香丸1首。《圣济总录》中以香药作丸散汤剂之名甚丰，如以木香、丁香为丸散的方就多达上百首。此外，芳香类药物也扩展了中医临床上的治疗方法。《太平圣惠方》中记录了多种芳香疗法，如嗅香法、佩香法、燃香法、浴香法、熏香法等。沈括也在《梦溪笔谈》中称香药对瘟疫暴发效果突出，成为百姓家中必备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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