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11月号《人物》杂志
文|季艺 采访|季艺 陈楚汉 编辑|张捷
摄影|王海森 图片统筹|陆智昌 于千
形象|卞皎皎 于千 化妆、发型|邹成程 林长青 龙川
一场生日会
2014年7月1日是指挥家余隆的50岁生日，那一天，余隆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余隆和他的朋友们」音乐会，郎朗压轴。
郎朗的父亲郎国任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重视这次演奏，和往常一样，当郎朗在后台等待彩排时，他则悠闲坐在观众席上，前面的座位上架着一台家用DV。他拍摄郎朗已经很多年了，出于一种对任何机会都不能放过的习惯。
当看到小提琴家文格洛夫的演奏时，郎国任立刻感到了神经紧张，「那不是一般的棒」—在此之前，他不常见到这位音乐家，因为手受伤，文格洛夫当了5年指挥，在此期间很少演奏。但现在，「你马上就能明白，这是个擂台。你整不好你摔在这儿了，那就麻烦了。」郎国任说。
他当时就奔向后台找到了郎朗。两人一照面，郎朗令他感到了心有灵犀的欣慰，郎朗先问：「你看了？」郎国任也问：「你看到了？」
「就像C罗起速似的，」郎国任激动地描述父子沟通之后郎朗演奏的变化，「一起速，『唰—』，贼快……等到一发挥的时候『嘎嘎哗哗』几下，就给你打蒙了……这个爆发点就是说，我能给这个浪翻多强，我能把这个音给它翻上去。」郎国任说，「那你立刻你就成功了。」
郎国任相信他与郎朗都有一种独特的能看到高点的能力，出现高点是他看待儿子演奏是否成功的标准。在3个小时的采访中，他一共提到8次高点，尽管无法准确描述出「高点」是什么，但他确信自己能在体育比赛、宗教甚至是电视节目中看到这种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生日会后，郎国任满意而归，郎朗没输，郎朗没摔在这儿。
尽管郎国任欣慰于他和儿子的长久而坚硬的默契，但是你也很容易发现两人日渐生长的不同。面对《人物》记者，郎朗并没有谈及生死存亡，他似乎只是享受了一次愉悦的聚会。
「我说今天晚上得好好弹，虽然是生日音乐会，但是大家的状态都非常好。」他说，「当你听到一个伟大的演奏的时候，也会激发你的灵感。」
现在，郎朗将父亲定义为「旁观者」。「他肯定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且那些想法对我小的时候是非常起作用的，但是毕竟我现在是30多岁，我不能把什么东西都想成比赛，那太幼稚了。那样会让你冲昏头脑，你会劲儿太足了。」郎朗说，「现在我不需要再向世界证明我是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谁了，所以我就心平气和把琴弹好就行了，我用不着再去展示你看我有多么的强，我有多么的速度，对我来讲就是能沉下来去享受这个音乐，而不是给它变成一种竞赛，我这场音乐会弹不好，我明天吃不上饭了。」
那晚他弹的是《蓝色狂想曲》，他称之为「格什温打香槟那个」。郎朗这样描摹这首现代钢琴曲的感觉，「这个曲子它没有一个是平的，它全都是有很多层次的，它非常的沸腾，节奏很随意，香槟。」
自然高
要心平气和，压下去，沉下来，这是从小到大不止一位老师曾经提醒郎朗的。兴奋是他天生的特质，又曾在后天训练中被父亲刻意强化。兴奋带给他巨大的收获，也让他屡受伤害。这是一场持续至今的自我战争。
哪怕不在舞台上，郎朗也是一个容易亢奋的人。郎朗把这种状态称作「naturally high」，「自然高」。「自然高」既包括「我弹首曲子我马上就high了」，还包括「聊会儿天我就high了」，「只要一聊球，我马上『噗』眼睛就亮了」。
凭借对看不见的高点的信仰与追求，郎国任在郎朗的童年有意训练了儿子一种随时进入兴奋状态的本领。在郎朗很小的时候，郎国任会突然叫醒正在睡觉的儿子，要求他在迷迷糊糊中立刻开始弹奏某个曲子，迅速进入到亢奋的演奏状态，「就总练这种东西」，郎朗回忆。
在读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时，郎朗的兴奋已经让他的同学殷翔印象深刻。她发现每次大家一起候场等待老师指导演奏时，「你都觉得这个人好激动啊，」殷翔说，「我们都紧张得快晕过去了，他还挺高兴那种」，在殷翔的印象中，这种激动就像「那种我要好好表现，或者终于我到了可以爆发的时候了」。
郎朗演奏时的表情和肢体动作一向颇多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是郎朗父子为了表演效果故意设计的。郎朗的第一位老师朱雅芬对《人物》记者否定了这种猜测，在她印象中，郎朗小时候的演奏就是这种方式，它不是来自于故意的设计，而是过度兴奋。
7岁的时候，兴奋让郎朗首次失利。他参加一次全国比赛，「在台下还没开始弹，就开始兴奋，瞎兴奋，在台下都在拍手，特别不理智的。上台之前发现有巨大的问题，但是已经来不及解决了。我穿了一个吊带裤你知道吗？俩带子全掉了，全勒上了，就是自己太兴奋了，太想表现了。」结果他只得了一个安慰奖，奖品是一只金丝毛玩具小狗。
11岁那年，兴奋的郎朗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了一次崩溃性的打击和羞辱。那时郎国任辞职带郎朗一起去北京学琴，备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母亲留在沈阳赚钱养家，那是这一家人破釜沉舟最艰难的时段。在一次父亲带郎朗顶着雷暴和沙尘暴骑自行车到北京老师的琴房后，老师宣布「我已经决定不再教你的儿子了」。她一向评价郎朗是「土豆的脑袋、武士道精神、打砸抢风格」，这次她说，「你的儿子不仅离天才差得很远，他连进音乐学院的才华都没有。」
多年后郎朗在自传《千里之行》中描述了现场，「我感到泪水盈满了眼眶。我看到父亲的眼圈也变红了。他说：『这我不明白。我的儿子是个天才。』」
全攻全守型
延伸到艺术观上，那就是，郎朗非常讨厌平均性的弹法。「就是没有什么特点，弹得也挺好，但是就是不疼不痒这种弹法。」郎朗说，他喜欢「起伏性比较大的弹法」，「这个在足球里面就叫全攻全守型，对，不是打defensive或者打攻击，打大的这种。」
郎朗和他的父亲也喜欢把很多起伏不大的作品处理成起伏大的。2003年，郎朗在卡内基音乐厅弹奏了谭盾的《八幅水彩画的回忆：家》。谭盾1976年创作了这首曲子，它由8首湘西民乐组成。「就那一类的湖南小调。」郎国任说，刚听到这首曲子时，他觉得「听着没啥意思，有些平淡」，「你一定要给他艺术加工」。
郎国任很快把这8首风格各异的曲子编织成了一环扣一环的，「整个一条线连过去，一直到结尾……然后你还得美化」。「美化」的标准是要「好听」，既包括「在那个地方添蓝天，那个地方要添树林」，也包括「那个地方延长一点，那个地方缩短一点」，必须让音乐牵着观众走。
谭盾的音乐已经完全被重组了。郎国任说他们在征求谭盾本人意见时，谭盾就觉得，行，郎朗，这就是你的音乐，太好了，献给你。
「郎朗在国外真的是一呼百应。」徐尧说。他是日本梶本经纪公司的员工，这是一家专业的古典音乐演出经纪公司。今年8月，他去瑞士参加琉森音乐节，「我就看整个排期表上，就是最好的那些音乐会还有票，郎朗音乐会是已经售完了……一张票都不剩，而且还是下午场，不好的票。」
《人物》记者电话采访了玛格丽特，德国人，68岁，她是甲壳虫乐队、滚石、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也是郎朗的。她很受用郎朗的激情。
在玛格丽特看来，国外有一些乐评人不喜欢郎朗的演奏风格，「和弦很尖锐」，「就好像一个人在哇哇嚎叫」，「push键盘的声音很大」，「他们把他称作Mr.BangBang」。
「但是我很喜欢。」玛格丽特说。她用俄罗斯天才钢琴家基辛与郎朗比较，她说基辛是在working，而郎朗是在playing。「基辛很严格，非常接近作曲家的意思，在现场演奏时，基辛没有任何变化，进来，弹奏，出去，进来，弹奏，出去，没有情感，只是在钢琴上工作。你看，郎朗可以一边弹琴一边看着观众，他不必一直盯着琴键，他可以看看观众，看看天，四处看看，他仍然可以继续弹。他有自己的情感。」
在玛格丽特看来，郎朗是正在改变古典音乐界的人，他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古典音乐产生兴趣。「古典音乐是给每个人的，不只是老人。」
2004年在电视上认识郎朗之前，玛格丽特一年只度假一两次，但现在她每年出门30次，「因为我要听演奏会，他是我的充电器。」
把绝招弄过来
尽管被北京老师无情抛弃，郎朗最终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五年级，并且在15岁时进入了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古典音乐界的权势人物、柯蒂斯的院长格拉夫曼。
在柯蒂斯，郎朗有两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让他有点失落，「在国内我都觉得古典音乐，不管怎么说，它还算挺酷的一件事儿啊，我还以为美国可能更好呢，结果一去一看，弄了半天都是什么爷爷奶奶干的事儿。」他说，「当然鼓掌还是很疯狂的，但是真是很老，都是巨老的一些老爷爷老奶奶。」
另一个发现让他有点自卑，他看到了遍地天才。
柯 蒂斯音乐学院很小，只有100多个学生，但郎朗感觉他们展示出了国内学生没有的自我意识、哲思与创造力。有人可以像点歌机一样随便点，再把所有的曲子串起 来，李斯特时代的，加上德彪西的旋律，把老柴的第一放进去，一个曲子能加10个旋律。还有人拉乡村音乐，全是海上钢琴师那种感觉，拉个琴跟玩火龙似的。有 个乌克兰女孩弹巴赫「巨有深度」，「在宇宙中寻找一个新的星际的感觉」。学校开圣诞音乐会时，郎朗一度不敢上台，「你能感觉到，咱们练的都是那种死的东 西，人家弄的都是活的东西，就是差距很大。」
郎朗记得一个同学每天只在夜里12点到2点练习巴赫。虽然他个子很高，但为寻找感觉，故意把椅 子弄得很低，像幼儿园那种。这位同学既想学古尔德，又想学里赫特尔，所以他就模仿古尔德和里赫特尔的综合体，「眼神全是特别深的那种，每天晚上像闹鬼似 的，专门练这种所谓的深度。」当郎朗问对方为什么白天不练时，对方会说，我就练这个darkness，我要找到黑暗的光明。「都是奇葩。」郎朗赞叹。
15岁的郎朗总是说自己要当著名钢琴家，一个大他3岁的同学叼着雪茄教他，不，你要当伟大的艺术家，great artist，这才是你的人生目标，人生不能只追求famous，太俗了，你要有档次，要有level。
那段日子，郎朗说自己「像海绵一样」，「我跟谁都学，把他那绝招弄过来」。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外国人这点非常好，他有什么说什么」。郎朗学得很快，「因为中国人本来就很聪明，在学方面很快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学什么东西是对的」。
「你别什么都学，一定要学他好的，精品，别的没有用的你学那个，还不如你自己的呢。比如我这个同学，他弹西班牙的东西好，就学他西班牙的，拉丁人那种节奏啊，那种豪放啊。」
那一年柯蒂斯的同学，没有人能像郎朗一样在大众领域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他们发展也很好，很多成了乐团的首席，但是没有人成为郎朗那样的大众明星演奏家。
「有时候你追求太多了，你自己跟你的追求进去了，」郎朗评价，「我这个声音要从墙上掉下来，像蜂蜜一样甜，就有点成幻想型人格了，就不实际你知道吧，不实用。」
比如那位教他great不要famous的同学，一上台就会非常紧张，越想在舞台上演奏出这种完美瞬间越难做到，「你没看着过这么出汗，」郎朗说，「出的整个全是湿的。」
郎朗自称「人来疯」，「我比较适合在台上弹。」
这段时间，尽管开始不情愿，郎朗还是按照老师格拉夫曼的指点，从自己那颗竞赛心中挣扎了出来，之前「我全部的精神世界都是为比赛做准备的」，但是格拉夫曼要他把心思放在音乐而不是比赛上，因为，「郎朗，如果你不仅仅是一门心思要当第一名，你会碰上很多好事的」。
当格拉夫曼对《人物》回忆起当时情形，他笑着说，「Too many ways to be No.1」。
18岁时郎朗在美国一次音乐节上作为替补的演奏中一鸣惊人。格拉夫曼说，「现在回想，如果芝加哥没有人生病，他也不会去芝加哥。但是半年或一年后，类似的事情总会发生。」
(此为节选版，全文剩余1257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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