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族客福史》是对近代客家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一本小册子。该书采用比较形式，归纳了客家、福佬两大族群的源起、迁徙和变化，以及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巨大作用，也对比两个不同族群的方言、地域。该书对福佬族群高度赞同，突出客家、福佬的相似命运，既抬高汉族地位，也意在反驳黄节所说的客家、福佬非汉种之说。更深分析，近代岭东地区一体，潮汕、梅州在政治、经济、文化存在诸多往来，客家学人长居潮汕地区，潮、梅文人交往密切，客家学人对福佬人在心理上高度认可。
关键词：客家；福佬；岭东；汉族
汕头骑楼
客家是我国汉族的一个支系，现在一般被称为汉族客家民系。对客家的研究也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其实自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及广东西路土客斗案两大事变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的七八十年间，在外界的刺激下，关于客家源流和客家民性的讨论曾掀起三次热潮，轰动了学界。对于福佬民系的研究，虽然未能形成如同客家研究那样的热潮和声势，但学界对于这一民系的兴趣也由来已久。[1]3
客家人是带有近代学术色彩的族群划分。相对而言，福佬族群的观念形成较晚，并且受到客家族群观念形成的巨大影响。从《汉族客福史》这本小册子，不难发现近代岭东地区客家学人对福佬人的高度认同，其背后因素是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岭东”是较模糊的地理概念，现在已经不用，从前主要指今天的潮汕、梅州地区。民国时期，如“岭东”“潮梅”之称，经常见诸潮汕、梅州的各类报纸、杂志和书籍。
一、《汉族客福史》及写作缘起
研究客家学，离不开一本重要小册子《汉族客福史》，当时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主任张掖在书中谨识，“此书是邹校长海滨先生曩年与张俞人（名煊）先生合著的。曾经刊行二次。惜存者多轶，独教务处萧主任冠英先生仍保存一本。予觉此书关系于客福语言与民族甚巨，乃为之付印。以广流传。”[2]22张掖的附识在全书最后，写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四月。而本书的作者邹鲁、张煊和萧冠英均是广东大埔名人。邹鲁本人则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四月写道：
民国纪元前六年，黄君晦闻编广东乡土历史地理，诋客家、福老为非汉种，鲁乃联全粤客、福所隶数十县劝学所，与之辩正。并止其出版。事后，搜其事实，编为是书，中经清室载恬、那拉氏之死，谋义举，恐散失，乃嘱张君煊终其事。越二年由南洋同人，集资印发。同经变故，箧笼中竟无原书存在。自大同会成立，叠次来索，苦无以应。卒由丘仙根（名逢甲）先生令弟兆甲，寄来一本。复阅一本，深愧当时旅次中，仓卒秉笔，诸多不洽，且文字之中多提倡民族主义，行文复不免有偏于感情处，然一时又未能修改。姑照原书抄出一份，报命大同会诸公，幸赐匡焉，无任切祷。
中华民国十一年四月 邹鲁谨识[2]21-22
从上面的这段文字解读出的信息有：第一，本书源于1907年黄节编写广东乡土历史地理教材，对于客家、福佬的认识而发，关于此节，是学界尽知之事，后来的客家学兴起和黄节有很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邹鲁称“黄君晦闻”，证明其对于黄节存有尊重，因为“君”是对人的尊称；第二，邹鲁本人是辛亥革命元老，致力反清排满，张煊也是反清革命志士。本书行文富于情感，主观色彩明显，由此看来，本书作为学术著作其客观严谨性是有所欠缺的。而且本书文字之中多提倡民族主义，行文不免有偏于感情色彩之处，然而一时又未能修改，存在问题不少。
对于《汉族客福史》的解读，需要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有一个大体了解。民族主义思潮在近代欧洲兴起，又波及到世界各地，中国也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很大影响。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很大，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黄节等名人都对汉族民族主义发表各自看法。一方面，革命党推翻清朝涉及满汉民族主义；而立足于国家统一、国民团结需要，又有梁启超等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民族主义成为流行词汇之一，也是敏感话题。然而，中国近代民族认同始终带有“救亡图存”的性质，知识分子往往将民族认同作为一种政治诉求的工具，从而少了学术理性分析。
《汉族客福史》极力颂扬汉族，固有民族主义情结在内，而作为其反驳对象的黄节，其本身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支持辛亥革命，其反清排满之心不在邹鲁、张煊之下。以下是黄节前期简介：
黄节（1879—1935），初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别署晦翁、佩文、黄史氏、甘竹滩洗石人。顺德人。幼孤贫，从名儒简朝亮学。青年时多次远游，北登长城，东渡日本，接受进步思想影响，倾向排满革命。光绪二十八年（1892）在上海与邓实创办《政艺通报》。介绍西方文明，宣传改革富国思想。光绪三十一年，又在上海与邓实、刘师培等人组织“国学保存会”，并办起《国粹学报》，以提倡国学，宣传反清革命。1909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写了大量反帝爱国的诗文。1910年在广州参加进步的文学团体南社。次年又在广州与梁鼎芬、吴道镕等重开南园诗社于抗风轩，振兴岭南诗派。辛亥革命后，胡汉民出任广州都督，黄节被聘为广东高等学堂监督，并代拟《改元剪辫文告》《誓师北伐文》。[3]
黄节书法
早在1905年，黄节开始撰写《黄史》。黄氏决意著《黄史》缘起于两年前的“苏报案”。《黄史》实为革命而写，借经史为革命酿造激情。取名《黄史》，显然是受王夫之《黄书》的启发。《黄史》第一章，即是《种族书》，通种族之史，致共和革命之用。[4] 140—1411907年至1908年，黄节在上海创办国学保存会，特地编写和印行《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广东乡土格致教科书》（上海国学保存会铅印）。[4]109《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也体现了撰写《黄史》的反清民族主义历史观。他对异族入主中原表示强烈不满。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三册记述宋至明代历史，共18课，其中特别设立4课专述宋末抗元斗争，还有一专题课《粤人不仕元》。[4]144
客观地看，黄节以一人之力，编写《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重在排满反清，但将客家定位为非汉种，却无意中引起客家人士极大不满。在清代，客家在粤中、粤西同当地土著（广府人）进行长时间斗争，客家、广府族群矛盾突出，这是激起客家学人反对的历史原因，而福佬人和广府人的矛盾不突出，故福佬人对于此书没有多少反应。《汉族客福史》尽管也宣扬汉族的优越性，其重心在于驳斥将客家、福佬归入非汉种一类。
《汉族客福史》这本只有简单二十余页的小册子，目次包括：汉族客福史序、绪论、汉族客福之播迁一、汉族客福之播迁二、汉族客福之播迁三、汉族客福之播迁四、汉族客福之语言、汉族客福之土地、结论。[2]“目次”
《汉族客福史》出来后，不少学者受其影响。反驳“福佬非汉”之说者基本局限于客家人，福佬人反而对此书并不重视，如上文的萧冠英是大埔客家人，丘逢甲之弟丘兆甲是蕉岭客家人。福佬人对于黄节编写广东乡土历史地理教材中将福佬说成非汉种，也没有引起多少波澜，说明其时福佬人的族群意识并不明显。倒是在《汉族客福史》中，对福佬人的经历、成绩大书特书。
邹鲁
二、《汉族客福史》对客家、福佬的肯定
在《绪论》中，《汉族客福史》盛赞客家、福佬族群，说汉族是最文明之种族，而客家、福佬又是汉族中的代表：
楚南江右，闽粤滇黔，以及南洋群岛，安南、暹罗、缅甸等处，有客家、福老焉。其聚族数千区，其占籍数百姓。予尝觇其人物，考其播迁之迹，与播迁之时，而知其出自世界第一名区之地，而为世界第一名族之人，因有感而言曰：呜呼！华严世界，神人时代，吾不得见之矣，而思乎其次，则环球以上，最文明之种族，而为世界第一者，其汉旅之客家、福老乎？奚以言之，世界文明之发达，莫不以中国为最早，而中国文明之历史，莫不以唐虞三代为渊源。而客家、福老之上祖，即莫不于是托始焉。所以循吏林达泉先生有言曰，唐虞三代之盛，吾不获覩矣。唐虞三代之遣裔，与其遗民，吾将于客焉遇之，于福也亦然。盖当时中原民族，自福建而来，遂称为福老，而福老之称，原为河老，以其出自中原之河南也。客族亦出自河南之光州，至今客家之语言，犹存光州之音调，因偶命名。客者土之对也，遂称为客家。夫中华文明最早，历史最长，时人称为世界文明之古国。河南居华夏之中，中国各省文明最著者，又莫河南若，以河南古圣王建都最多之地也。[2] 5—6
从这本小册子中，作者将客家、福佬族群进行高度比较，认为两者同出汉族、出自中原河南，对于客家、福佬的来自中原非常强调：
尝考客家、福老出自河南，河南在华夏之中，是客福为汉之嫡裔。于汉族客福之原始详之，不待言也。至客家、福老播迁之时期有四：第一时期始于秦汉之用兵，盛于孙氏之招贤；第二时期疾五胡之乱华，避黄巢之反叛，趋而南下；第三时期则宋明忠义之士，奉故主南奔而不返；第四时期则扩充势力于南洋群岛，安南、缅甸等处。他如避地避世之故，言语同异之辩，均载篇章，各有专论在。统而言之，大江以北，无所谓客，无所谓福，北即客之土，福之源也，大江以南，客无异客，客为土之偶，福为河之称也。客家之对，则为主人；福老之称，原为河老。故今之言土客，犹世之言主客；今之言福老，犹古称河老。土客之分，即主客之分；福老之称，即河老称之也。准此而谈，则客家、福老，今日所安居之地，即为中原民族当日所播迁之地，无可疑者。[2] 19—20
《汉族客福史》署名邹鲁、张煊合著，这是需要注意的，因为两人都是大埔客家人，大埔和潮汕关系密切。大埔在明代中期从饶平县（今属潮州市）分离，自成一县。邹鲁还曾就学于丘逢甲创办的汕头岭东同文学堂。从前潮汕地区有“大埔无潮，澄海无客”之说，意指大埔为纯客家县，但在清代至民国，大埔在行政上和今天的潮汕地区合为一体，潮汕地区有不少大埔人，从政、经商、求学均有，也有不少大埔人经汕头移居国外。本人就认识一位大埔籍的理发师，从小和父亲在潮汕地区的饶平县黄冈镇谋生，已经七十多岁，属于福佬化的客家人。再以邹鲁为例，他和潮汕关系十分密切，邹鲁早年在潮州韩山书院读书。后来参与创办潮嘉师范学校。[5] 1949年后，大埔县转归梅州管辖，但在心理上，今天大埔人仍有不少向往潮州的。
《汉族客福史》对客家、福佬加以肯定，然而，当代研究者回顾近代客家研究，已经作出理性结论：
历史上的客家研究是在当时华南地区土客矛盾激化，争斗的频繁、社会上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客家这一庞大的移民群体给予的种种偏见和鄙视的背景下出现的。为了从文化上反击社会敌对势力视客家为“客贼”，“客家非粤种亦非汉种”，“客家乃山地野蛮退化部落”的种种侮辱，客家民系中的知识阶层纷纷起来论证客家的汉族源流，并相继成立了“客家源流研究会”、“客家源流调查会”、“客系大同会”等组织，以传单、报刊、著作的形式向社会介绍客家的谱系族源、文化习俗与历史功绩。所谓矫枉必须过正，这些对自己的民系饱含感情的研究者们，为了维系集团的团结力以及客家的正统性，也开始借助于一些外国学者的论述与谱牒资料，神化自己的来龙去脉，美化自己的社会、文化特点及价值观念。自罗香林先生发表《客家研究导论》以来，这种感情主义（日本学者称为“客家的民族主义”）的客家历史体系便被建构起来，并且一直相沿至今。[6]
概言之，罗香林的研究不少是错误的，今天学者对客家族群的界定已经多从文化，而非血缘着眼。对客家学有深刻研究的学者谢重光就指出，“畲族与客家、福佬都是文化的概念”[1]8，畲族、客家和福佬往往互相转化，但近代客家研究者感情用事，力图在血统上证明客家族群血缘的纯洁，说明客家、福佬均是来自中原。
《汉族客福史》在客家学者中影响不小，这本小册子出来之后，又有钟用龢的《客家源流》、温廷敬的《客家非汉族驳辩》、张资平的《粤客音之比较》、古直的《客人对》、罗霭其的《客方言》等，都通过各种史料论证客家来自中原的结论。[7]
蕉岭丘逢甲故居
三、丘逢甲心目中的客家、福佬一致
丘逢甲为邹鲁、张煊的老师，他为《汉族客福史》作序，指出了本书动机在于团结包括客家、福佬在内的汉族，当然，也包括了客家、福佬的团结：
世而大同也，民胞物兴，何辨乎种，更何辩乎族。然世未通大同，而又值由国家竞争进而为种族竞争时代，则不能不辨其种，尤不能不辨其族。辨之维何？盖将联其同族，结乃团体，振乃精神，以与异族竞争于优胜劣败之天耳。非然者，自分畛域，猜忌分离，同族已为鹬蚌之相持，异族必为渔人之得利。以汉族处今日竞争集矢之秋，凡属同族，同德同心，尚难免于劣败之列，若稍存畛域，则种绝族灭之祸，族踵即至。每一念及，为之悚然。……近乃有著作，竟贸然不察，以客家、福老语言之差异乎广音，遂以客家、福老为非汉族，且以老作狫。更有一二著作，以客家作哈加，抑何其傎哉！[2]2—3
丘逢甲的序作于宣统二年（1910）三月望日，在广东咨议局。是清政府统治即将瓦解之时。作为当时的著名人物，丘逢甲提出汉族团结的重要性，以避免灭种之祸，但丘逢甲并非持狭隘民族主义，他在序中还指出，“然则此编之旨既合同族以与异族竞，则凡非同族者，皆在排拒之列乎？是又不然。盖他族与汉族，久已相安，利害相共者，非特无外视之心，且有同忾之切。是则本书之旨也。”[2]3
由此看来，丘逢甲既指出了客家、福佬的相似性，也意识到汉族团结的重要性，而立足于近代岭东，客家、福佬的关系较为和谐，这和近代潮、嘉地区的一体是分不开的。丘逢甲祖籍蕉岭，生于台湾，后长居潮汕，对潮汕的感情实在非同一般。早在光绪四年（1878），当丘逢甲只有十五岁，“丁日昌因病乞休归广东丰顺故里，留书逢甲，属其就学潮州；嗣因丁病笃，未果。”[8]876生于丰顺的丁日昌是客家人，但当时的丰顺一直为潮州府管辖，至今揭阳榕城还有丁日昌故居，丁氏本人并没有多少客家人意识，恐怕在他的心目中，甚至可能连客家、福佬的区别都没有。
丘逢甲既和潮汕关系密切，诗文中充满对潮汕地方的真情。1904年，丘逢甲撰《温慕柳先生像赞》就有“人皆予诮，群独予慰。浮沉十年，韩山韩水”[8]331的语句，即说明他和温仲和为知己，也证明二人在潮州时间极久。1909年，潮阳萧氏请丘逢甲作文“以为母寿”，丘的寿序中对潮汕高度赞扬，而他本人自认为潮州人，因从前潮州还包括今天梅州地方，“潮州自昌黎过化，称为海滨邹鲁，其流风余韵，至今千有余年，虽妇人女子犹守其礼法，未之或忘。……且吾之籍固潮也，则乐言潮，故而尤乐言昌黎。盖潮之为潮，自昌黎而显，学风虽变，然昌黎不可忘也。予昔在潮，主讲院若韩山、若景韩及东山，实皆韩祠，今皆改为新学校。予居东山最久，其泉其石，予旧所盘桓，皆若有昌黎之泽焉，至今尤念之。”[8] 332—333再以诗歌来说，仅从篇名《鮀江秋意》、《潮州舟次》、《潮州喜晤温慕柳同年，别后却寄（四首）》、《去岁秋初抵鮀江，今仍客游至此，思之怃然（二首）》、《韩山书院新栽小松（四首）》、《鮀浦喜晤萧伯瑶夜话》、《韩祠歌同季平作》、《潮州东门城楼寄怀梁仲遂（二首）》等[8]“目录”，就可看出丘逢甲和潮汕的关系之深。
丘逢甲所创设的岭东同文学堂，一开始就将眼界置于整个岭东地区，客家、潮汕学子均入读此校，其中的突出者有客家人邹鲁、姚雨平、张煊，也有潮汕人张竞生、黄际遇、饶锷，《附岭东同文学堂开办章程》首条为：
一、本学堂设于汕头埠，名曰岭东同文学堂。虽由潮中同志倡设，然同道之嘉应、惠州，邻境之漳州、汀州各属，自当不分畛域，以广造就。即各省府厅州县有志之士，均可查照章程，入堂肆业。[8]304
其实，在丘逢甲办岭东同文学堂之前，就有广东士绅杨守愚的好友梁居实致书丘逢甲，提出所谓“二疑三界”，因要在广东兴建新学校，易招地方保守人士的非议和地方政府的疑虑，故梁居实提出二疑，首先便指出官方会禁洋学堂的忧虑，其次是担忧学习日文的困难。在三界方面，梁居实提出要注意分辨中国与日本、潮州与嘉应、士绅与商人的分界，其用意在于：学习东洋文化中能否保存国粹，在选址上考虑潮州还是嘉应，以及民间兴学如何争取地方士绅或商人的支持。[8] 489—490可见，对于潮、客的区别，一些人还是心存顾虑的。然而，尽管丘逢甲与同倡建学堂的温仲和、梁居实都是嘉应人，但由于梅州经济较落后，交通也不便，所以学堂最后决定建在汕头，潮汕一带地濒沿海，易于招聚各地的人才。另外，潮汕地区经济富裕，东南亚地区潮汕人士亦多，岭东同文学堂既是民办学校，需要争取地方人士捐资赞助，在汕头建校亦可争取海外潮侨的支持。[8]496
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陈荆淮指出，丘逢甲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首开粤东新学的先声，但最先提出在粤东办同文学堂的并非丘逢甲本人，丘逢甲在潮州兴办学堂的同时汕头也有一所林仔肩办的同文学堂，潮州、汕头两所新式学堂“半途遽散”后，丘、林等人合力在汕头办起岭东同文学堂。[9]81同文学堂的地点相对复杂，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不管如何，同文学堂的选址是在福佬人占绝大多数的潮汕地区。
诚然，岭东同文学堂成立后，也有一些问题。“林仔肩是潮名绅，代表着地方绅商的利益；丘逢甲是客家人，他招入学堂的教师多是客属人士。而且学堂办在潮属的潮头埠，学生却以客家人占多数。学堂为教课方便，以潮、客语言分班教学。潮、客不融合的制度及背后的一些利益冲突，最后终于从丘逢甲和林仔肩在人事、财务问题上的争执开始，发展为1903年的那场'土客之争’大风波。”[9]85由此看，潮、客之争是存在的，但这不是当时岭东地区族群关系的主流。
梅州骑楼
四、近代岭东客家、福佬的密切联系
自清代至民国，潮、梅地区的行政关系、经济交流和文化往来方面存在极密切关系，潮、梅几乎是一体的。如清代梅县客家才子、诗人宋湘，曾到潮汕地区二次游玩，留下深刻印象。邹鲁、张煊和丘逢甲等，长期生活于潮汕地区。在罗香林之前，近代对客家学研究起到极大推进作用的有丘逢甲、黄遵宪、邹鲁、温仲和、温廷敬、古直，这批客家学人基本和潮汕关系密切。
以温仲和为例：
温仲和（1848—1904年），家名位中，家慕柳，号柳介，松口大塘村人。少读私塾，17岁入嘉应州学……散馆后授翰林院检讨。在翰林院任职四年后归里，到潮州主讲金山书院，并任院长。1901年与同科进士、爱国诗人丘逢甲及粤东人士何寿朋、温丹铭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并在该堂讲学。1903年，丘逢甲离汕，岭东同文学堂由温仲和主持。[10]1106
温仲和本人的先祖可能从潮汕迁入今天梅县，温仲和挚友丘逢甲叙述温氏先祖曾迁潮阳，也是潮汕地区之一：
君讳仲和，字慕柳，一字柳介。先世由江西石城迁广东潮阳；复迁程乡——改嘉应州，遂为州人，世居松口堡。高祖讳伯魁，乾隆朝以五经中式乡会试，起家进士，令嘉禾、通山，皆有声；改教授南雄，能以经训士；子，讳鸿章，太学生，君曾祖也。[8]328
温廷敬也是长居潮汕地区的著名客家学者：
温廷敬（1868—1953），字丹铭，今百侯镇白罗村人。光绪十五年（1889）得广东学政樊恭熙赏识。旋进潮州韩山书院，从院长温仲和游。后值丘逢甲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温仲和、温廷敬均受聘为教习。在其教导之下，成就卓著的有潮安饶锷、兴宁饶景华等。[11] 628—629光绪二十八年（1902）何寿朋在汕头创办《岭东日报》，聘他为主笔。[11]629
古直也很具代表性：
古直（1885—1959年），字公愚，号层冰，梅南滂溪村人。1911年春，奉同盟会派遣，转任汕头《中华新报》编辑，大力鼓吹革命。是年夏辞去汕头报馆职务，回梅进行秘密活动。1912年民国建立后，古直回到家乡。3月，被任命为汕头同盟会机关部秘书长。4月，在汕筹办《大风日报》，亲自去南洋募款招股，奔走半载，回汕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遂辞去秘书长一职，尽力办报。[10] 1165—1166
近代汕头还有一批从事报业的客家人，张怀真就是其中一位：
张怀真（1871—1941年），名干生，梅江坜林坪村人。清秀才，廪生。1906年加入同盟会，任梅县同盟会秘书。1907年在汕头与叶楚伧等人创办《中华新报》，任总主笔，叶楚伧任总编辑，后叶离任，由张怀真兼任总编辑。政府当局一再将其报社封闭。但他屡以更换报名，由《中华新报》而《大风报》、《新岭东报》、《平报》乃至《汕报》继续出版。[10]1160
总之，清代至民国，大批客家文人、学者、报业人士居留于今天的潮汕地区，他们既熟悉潮汕地区风土、民情，也和潮汕人士建立友好关系。在客家学人看来，潮、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几乎完全是一体的。故《汉族客福史》中对客家、福佬的赞扬，表面看是反驳黄节编写的广东乡土教科书将客家、福佬归入“非汉种”的说法，不如说是客家学人在心理上认可福佬族群和文化。如果仅为澄清客家族群的“汉种”身份，这批客家学人是用不着对福佬族群大书特书的。
——本文作者陈雪峰，中大史学硕士，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曙豪，苏州大学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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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和参考资
[1] 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绪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 邹鲁，张煊．汉族客福史［M］．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22
[3] 陈永正．岭南文学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839．
[4] 陈希．岭南诗宗：黄节［M］．广州：广东人出版社，2008．
[5] 冯春龙．国民党中常委的最后归宿（第一卷·上册）［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297
[6] 汪祖德．客家研究的理性思考［C］//汪祖德，许怀林，王东林．中华客家研究论丛（第一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2．
[7] 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中国社会经典导读［M］（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940—941．
[8] 丘晨波，黄志萍，李尚行，等．丘逢甲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
[9] 陈荆淮．丘逢甲与岭东同文学堂若干史实考证［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
[10] 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梅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11] 大埔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大埔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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