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书院滥觞于宋，旺盛于明、清。潮汕书院建置与我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尽管潮汕书院经过历代各朝的发展成为府、县、都的多层次书院网络。但不管层次高低，建筑规模大小。书院建置的物质文明，皆注重“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求之于心而无假于雕饰也”的象征喻义。这是华夏小分支潮汕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在书院的具体反映。
插图：雍正年间的韩山师院图 （录自雍正《海洋县志》卷一后语，该图为雍正十二年刻印补入）
书院建置的分类及其特点
潮汕书院建置的发展受历史文化人物及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所决定。大致可分为三种性质。
历史性建置的书院
历史性建置书院多与历史人物、创建者或名儒大师的学术活动有关。南宋理学传入潮汕创办的书院精舍。郑国翰，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与朱熹同科。后郑国翰还乡，在揭阳蓝田飞泉岭讲学。朱熹来游讲学，还为郑国翰大书“落汉鸣泉”四字，直到今日，这四字摩崖旧迹犹在。这是潮汕名家学术活动的端倪。明代潮汕王学“骨干”薛侃兄弟子侄、杨骥兄弟、陈明德等人积极不遗余力地在潮汕传播阳明学说。此外，还有揭阳县城南南溪精舍，海阳县闢望村（后是澄海县地）的太极精舍。这些书院（精舍）俨然成为当时潮汕乃至闽、粤、赣边区域的学术中心。
潮汕书院的因人而设还表现出另一种特征，在那些名师大儒涉足地方，建有一些带有纪念性的先贤的书院。如宋元祐五年（1090）知州王涤以韩公有造于潮，创办岭南较早之一的书院，即韩山书院。嘉泰年间，潮人为纪念曾贬来潮为官的宋名相赵鼎，在潮汕创办得全书院。这些历史性建置书院表现出山林化、以人为重、因人而设，也表现出学术性办学的自由性特点。
官学化建置的书院
明中期，由于官办明伦堂的退废，潮汕官员于正德、嘉靖年间将原作为儒学辅助机构的韩山书院屡为整修，尤其在嘉靖七年（1528），经被贬为海阳县教谕、名臣陈察的请求，潮州两任知府相继修葺祠宇，清复被占田产，新建道堂（讲堂），广开斋舍聚纳众士子。使韩山书院成为潮汕地方儒学（府学）重要的补充与辅助机构。这时各县普遍设置官方书院。嘉靖二十七年（1548），潮阳知县刘景韶在县城北创建该县第一所书院，“以为诸生讲习之所，名曰‘北城书院’,一时名士多藏修其中”。创办于明隆庆六年（1572）的澄海县的冠山书院、崇祯二年（1629）的揭阳县的文起书院等也都由各知县出面公建起来。这些书院和潮州府韩山书院都作为生员肆业及聆听长官训诲之所，有些书院还为士子提供会文及科举的部分费用。
其次是书院官学化使书院设置出现由山林逐渐向城镇靠拢的趋势。本来理学的蓝田书庄、王学的岩洞书院追求的是清静的读书环境，故多选择山林胜地，远离尘嚣。若官学化书院也仿其环境位置，这就给官方控制带来不便。另一方面，府县治都建于城镇，使城镇成为潮州府及府属各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而城镇的发展又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书院向城镇靠拢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不过城镇环境毕竟过于嘈杂，且其地有限，故书院往往设在城郊。如揭阳县的榕江书院、潮阳县的棉阳书院、饶平县琴锋书院等，这是潮汕城郊型的书院建置主导地位的模式。
绅士商贾创办的书院
潮汕绅士是以儒家的修心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为准则，向来重视教育哺育优秀人才。明时潮汕绅士们办的有薛中离书院、玉华书院、玉林书院、南溪精舍等。这些书院大多是学术研讨的书院。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在潮汕开始萌芽与发展，后来由于汕头开埠，经济发展较快，而汕头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比较早，给教育带来经济上的有力支持。且商人从培养自己子弟的目的出发，也兴办书院。光绪年间，海阳县几所新创办的书院便是由富商们捐款而兴办的。方耀在潮州于光绪三年（1877）兴办金山书院，除了有公款资助外，还得到当地商绅相当多的捐款。由于绅士的捐款，潮州府属各县这时候新建很多书院，如海阳有金山、三山、西关、上莆等书院，潮阳有六都、奎光书院，加上普宁、惠来等县新建书院有十多所。这时潮汕共约有书院54所，平均每县约有8所。但实际上府治属邑海阳为最多，有18所，而像饶平、澄海、惠来、普宁等每县仅有3－5所。
文：黄瑾瑜，图：来自网络
来源:大汕头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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