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guerite Duras：要么爱她，要么恨她

　　“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写作，有的只是用来写作的铅笔和水笔。除此之外，她一无所有。”1988年杜拉斯在接受吕斯·佩罗访问时如此评价自己——她的一生，就是一部不停创造的小说。

　　中国读者了解杜拉斯，大多从她的《情人》开始。1984年，时年70岁的她发表以湄公河相遇为蓝本写就的《情人》。这段邂逅被杜拉斯定为“年轻白人女孩失去童贞”：贫穷而饥荒的一对主人公，各取所需的欲望交锋。这部小说获得当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畅销250万册，被译成43种文字，征服了无数读者的心。

　　她斑斓多彩的人生、摇曳多姿的文字已成为法兰西文化中独一无二的“杜拉斯标签”。她不但迷人，也迷惑人。一切正如她所说：“我把生活当做神话来过”。

　　于她而言，现实与幻想没有界限，虚构的故事与真实的经历相混淆——朦胧、晦涩，犹如梦呓，她用语言创造了一个虚拟的“真实”世界。岁月沉淀，历久弥新，字里行间半自传式的经历夹杂着“杜拉斯式”的执着、坚毅、极端和悖谬，在如今看来这些喃喃自语，反倒更像是她对自身无条件的回顾和感慨。

　　童年总会留下什么东西

　　1914年，她出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市（即后来的越南西贡）。父亲把全家安置在湄公河畔，在她四岁时便离世，留下母亲和她的两个哥哥。生活上的窘迫和精神上的阴郁，给她的童年蒙上一层拂不开的雾。好在富有异国风情的印支半岛热情、温和，在这层灰雾上洒下点滴亮色。这段美好的少时经历，演变成为后来为她创作的子宫，记忆和想象纠缠，不断滋养她的灵感。

　　杜拉斯曾说，她在18岁时已经死了。16岁那年在湄公河渡轮上与胡陶乐，一位中国北方富有男人的邂逅，成就了她的情窦初开，而他也成为她终生难忘的情人，回忆如一颗秘密在心里滋长，50年后才破土发芽，为世人所知。是了，少女时代的她早已为情痴狂死去。

　　随后她赴法国学习法律，从此离开印度支那，用父亲家乡的名字作为笔名，不知疲倦地将写作作为神圣使命。

　　每当我有了欲望，就有了爱情

　　对杜拉斯哪怕是最简短的记述，也绕不开一个关键词——《情人》。

　　对绝对爱情的追求，是杜拉斯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尽管她曾宣称不想再谈论爱情了，且在《情人》中，这种爱演变成为情欲的牺牲品，甚至似乎完全被欲望所替代，为爱所困的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绝对爱情的追寻——在她的世界里，爱能够照亮人的感官，却是需要主动寻求的。通过开放自我也好、欲望宣泄也罢，她都在尝试着剥离出爱最深层的本质，充满了生命力量的原始快乐。

　　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字里

　　杜拉斯一生酗酒，常常喝到昏迷不醒。令人庆幸的是，长期不清醒并不影响她创作，反而造就令无数作家和读者迷醉的杜拉斯句式：“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字里。”文字在她笔下自由飘忽，随意变换，相同的却是一根无形绷着的弦，无法松懈的悲凉。她的风格有着一股穿透力，决绝、冷静，勾住你悬着的困惑。她是一个对语言有“洁癖”的作家，故事可以重复，但语言绝不可累赘。

　　杜拉斯与情人迪奥尼斯·马斯克罗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之所以不断重复体验那些痛苦的事，是为了最终能控制它们。”杜拉斯也喜欢一次次重返相同的主题，如《副领事》中爱上已婚法国女人的法国官僚，又如《印度之歌》中的相似故事，原型均来自她在巴黎读大学期间遇见犹太学生的经历，融汇空想和记忆。

　　她的作品如同她本人，并不容易亲近。如果说她前期的小说如《厚颜无耻的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可以大概读懂，到了后期如《这就是一切》便只剩下如片刻记忆般的呓语，印象多于线性故事，让人觉着语无伦次，像是在酒精作用下记下的梦中场景，分不清真实始于何处，虚构终于何处。对此，杜拉斯如此区分自己书写的世界：有时源于外界，有时源于内在。从内心自我审视开始，她慢慢吸纳外界气息，经由内在，吐露，感受内外流动。那些短小的随笔，灵感可能源自一件社会事件，因一部心爱电影或一夜独处有感而发，甚至只是一次与陌生人不经意的照面，独具风格，特立独行。

　　其他人只讲“内部的”东西，走不出电影的围墙

　　她的一生，即使不加任何杜撰，也已是一部最具杜拉斯风格的电影。杜拉斯曾认为电影对小说而言是毁灭性的。当她亲执导筒，抛开一切束缚，不再受制于任何条框，她的电影本身也就成为一种文字创作。从入围1975年戛纳电影的《印度之歌》，到《毁灭，她说》与《娜塔莉·格朗热》，她的电影的确极具颠覆性。

　　如同小说一样，她的电影极端侧重人物内心描写，探索丰富的内心世界；与传统电影不同，她在电影中并不避讳表达自己对文字的崇尚，以密集的旁白叙事代替常规叙事，甚至在影片《卡车》中直接将阅读搬上银幕，一切回归文字本体，弱化所有具象手段，只为调动观者想象——以达成通过电影构筑自己理想话语体系的希望。

　　来吧，带上一瓶红酒

　　“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我读了又读，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我想成为这个名字，抄她所写的东西，让自己模糊不清，成为一只抄写她文字的手。对我来说，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情人杜拉斯》（扬·安德烈）

　　1975年，杜拉斯执导的《印度之歌》在安德烈生活的小镇上映。安德烈坐在第一排，揣着她的小说《毁灭，她说》，在结束后向杜拉斯要了签名。令他没想到的是，杜拉斯随手留下巴黎地址。从此安德烈开始给她写信，一写就是5年。

　　1980年，66岁的杜拉斯寄出第一封回信：“来吧，带上一瓶红酒。”彼时已是大学生的安德烈毅然前来她的住处，再也没有离开。她将他养在家中，反对他一切的交往，经常像奴隶似地使唤他，恨他时冷漠决绝说着不让他得到一丝一毫，爱他时恨不得全部占有；安德烈陪她去电影院，帮她打字，洗碗，掐准时间悄悄去见自己母亲，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爱她、照顾她、容忍她。这古怪的一对相互折磨着，却也在杜拉斯最后的时光里一起生活了15年，直至她离世。

　　曾有一次，杜拉斯带着安德烈露面，记者提问道：“这总是您最后一个情人了吧？”她笑着答道：“这我哪儿知道呢？”

　　他们的故事并未随着1996年3月的暴风雨画上句点，深爱杜拉斯的安德烈在她走后开始给墓中的她写信，编纂成《情人杜拉斯》一书，这也成为了她最后一任情人的自白。

　　杜拉斯与安德烈

　　从1914到2015，百年流转，杜拉斯的文字魅力依旧不减。她是王小波提及次数最多的作家，《情人》被形容成“饱含极多的信息，而且极端精美。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她影响了一代女作家——赵枚说：“她启迪了‘身体写作’”。对她而言，写作没有禁区，它不受语言和题材的限制；她用最少的词表达最多的思想，语言充满张力和隐喻，极其隐晦，也极其唯美。正如杜拉斯研究专家阿列特·阿梅尔所说的那样：“要么爱她，要么恨她，没有第三种温和中庸的态度。”

　　生活，可以奢侈而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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