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论文写作技巧（四）：史学论文撰写的几种主要方法——论证、批驳、叙述

1.论证

论证是议论文写作的主要方式，所谓论文就是用论据对论点进行论证。因此，论点、论据和论证是论文的“三要素”，关于这三要素，学界都有一些共同的认识、共同的要求。

关于论点，一般的要求是：

①论点要正确。

②论点要有新意。

③论点要深刻。

④论点要有针对性。

关于论据，一般的要求是：

①论据必须真实。

②论据必须是已知的。

③论据必须典型。

④论据必须充分。

关于论证，一般的要求是：

①论点和证据必须统一。

②论证必须合乎逻辑规则。

论点，是作出所持的看法和主张，也即作者的观点。任何论文，不可能没有观点，没有观点的论文也就不成其为论文。但一篇论文只能有而且必须有一个总论点，这个总论点就是主题。论文不论如何展开，都必须围绕这个论点，这就是紧扣主题，而不能偏离主题（总论点）。偏离了，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走题”、“跑题”。那这篇论文就写失败了。

当然，有的论文内容比较丰富，它的结构也较为复杂。包括若干部分，涉及若干方面，还有若干层次，所以在总论点下有若干个分论点，经过论证的分论点就就成了论据，为论证总论点服务。

例如，高敏《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本文总论点就是“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了论证这个总论点，作者提出了4个分论点：
①促进了南朝兵户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私兵制的兴起。
②推动了南朝奴隶解放运动和南朝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③造成了南朝后期统治集团民族成份与士庶阶层数量比重的变动。
④促进了南北朝北强南弱格局的进一步形成。
    当然这4个分论点都需要论证，论证以后就成了总论点的依据了，论证了分论点也就论证了总论点，即总论点成立了。

论证的基本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分析法：

分析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思维方法，因此，它也是史学论文写作中最重要，最常用的论证方法。

所谓分析，就是把整体分解成部分，把复杂事物分解为各个要素，并对这些部分或要素进行研究和认识的思维方法。人们认识一个复杂的事物不能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总是先认识事物的一个个局部，或一个个侧面或一个个层次，然后才能逐步认识事物的整体、事物的全部、事物的本质，这是符合认识论规律的。因此，我们论文的写作，也要遵循这个规律。

运用分析法进行论证，就是要善于把事物分解成若干个侧面、要素、层次，化整为零，化大为小，以便于论证。当然，这是不容易的，要熟练地掌握分析法，就必须对事物有深刻的了解，这样才能分析得准确。

例一：高敏的文章就是如上面所说，把“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巨大的影响分解成四个方面。

①兵制的变动（兵户制瓦解，募兵制、私兵制兴起）。②奴隶解放和阶级关系变动。③统治集团民族成份与士庶阶层数量比重的变动。④北强南弱格局的形成等。

作者为何能作这样的分析呢？也就是说分析的根据何在呢？当然来源于史料，来源于对史料的深入钻研，来源于作者深邃的洞察力。

例二：南炳文的文章《从“三言”看明代奴仆》既然是“看”，那么作者从“三言”中关于明代的奴仆看到一些什么呢？通观全文，作者看到了四个方面：①明代奴仆的广泛存在；②明代奴仆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③明代奴仆的反抗斗争；④明代奴仆问题的复杂性。这实际上是本文的结构，也是一种分析。

再细看，作者如何分析“明代奴仆的广泛存在”的呢？作者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作者把“明代奴仆使用之广”这个分论点又分解成4个方面，或是从四个角度来进行分析论证：①奴仆使用者的身份多样；②奴仆的名目多样；③奴仆被役使的领域广泛；④奴仆被役使的地区广和时期长。

每个角度还可以再细分，如奴仆使用者的身份就有：文官、武将、吏员、簪缨之族、暴发户、大地主，作坊主、商人、高利贷者、水盗、妓女甚至上中农等十几种。“奴仆的名目”又可细分为二十多种。“役使奴仆的部门和领域”又分解为农业、家庭手工业、商业（典当业）、家内杂役等多种行业和部门。

关于明代奴仆的社会地位，作者是如何分析的呢？作者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①人身归属（属于主人），何以见得？作者又从四个方面来分析论证：a) 随意出卖、转让；b) 主人迁徙，奴仆跟随；c) 主人安排奴仆的婚姻；d) 主人可以打骂。②身份地位低（对家长、全家乃至同族都低一等或几等）。③经济地位（没有独立经济）④拥有家眷（但也由主人随意役使）

至于奴仆的反抗斗争，作者将其分解成四种形式：①“奴变”即武装反抗（由于不是三言所写的，故略提，完全不提也会被人误解作者不知道）。②逃亡。③搞“私房”。④告主。

例三，《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在论述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时，作者就把封建政治势力分解成三个要素：①封建官员（封建政治势力的载体）②封建政府（封建政治势力的象征）③封建皇帝（封建政治势力的总代表）

②例证法

就是引用具体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也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作为史学论文，就是引用具体史料来论证某个观点，这是史学论文写作中运用最多的方法。因为史学研究就是要凭史料说话，凭史料说话就是引用史料来论证提出的观点。

运用例证法要注意的是：①引用的史例要有针对性，确实能说明观点的。如胡如雷文，作者认为唐太宗一生的言论，经常突出一个“怕”字，以下引用了4条材料，均有“惧”字和“畏”字，这样的例证、针对性就很强。②要有代表性，也就是说要有典型性。③要有普遍性，如果要证明一个普遍性的观点，完全引用个别事例的史料就不行了，必须有一个概括性的材料。例如，高敏一文在论证反侯景一方也在募兵时举了十几个将领的例子，最后有一条总括性的材料：“时江表将帅，各敛部曲，动以千数，而鲁氏尤多。”这就很有说服力。

③比较法

史学论文写作中常常要用到比较法，即将两个事物拿来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深刻的认识。

例如，胡如雷《论唐太宗》一文就运用了这一方法，在第一部分，他虽没有提到其他皇帝，实际上是将唐太宗与其他皇帝进行了比较，因为历史上的皇帝那么多，治世也不少，为什么唯独唐太宗受到古代历史家的同声赞颂以及当今史学家的重视和肯定呢？经过比较，他才得出结论：唐太宗不仅是个模范皇帝，而且他的治国之道可以垂戒于将来，具有超时间的价值，后人能从两方面在他身上吸取教益和力量。也就是说他既有治道，又有实践，并且取得成效的全面人物，其他皇帝一般只具有一点，不具备两点，他这个结论是通过比较后才得出的。

第二部分是通过一系列比较逐渐深化对产生李世民的历史条件的认识的。

首先，是将隋末农民战争与此前农民战争（秦末、新莽末、东汉末的农民战争）相比较，得出结论：“隋末农民起义，不是一次一般的农民起义，而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对地主阶级的打击特别沉重”。从而使唐太宗“怕”字当头，特别谨慎，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不允许出现暴君和坏皇帝”，这是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开明、进步的皇帝的重要原因。

其次，作者又将隋末农民战争与元末、明末农民战争相比较，得出结论：元末、明末两次农民战争的规模均超过隋末，但明初、清初为什么没有出现象唐太宗这样的皇帝呢？因此唐太宗的出现，农民起义的作用只是一个重要方面，并不代表全部。这种比较、设问，使作者再从其他方面去找原因，作者把唐初和此前各王朝初年相比较，终于找到了两个相似的王朝，即唐初和西汉初。西汉初总结亡秦的教训，唐初总结亡隋的教训，通过这种比较，得出重要结论：“如果一个还比较强盛的王朝，主要不是因为土地兼并等无法抗拒的经济规律所起的作用，而是由于皇帝个人的残暴引起农民战争，那么继起王朝的君臣就特别留心从前朝统治中汲取惨痛的教训。”隋朝就是这样灭亡的，所以唐太宗就特别注意和研究“君道”。

第三，作者又进一步比较，既然西汉初和唐初的情况类似，那么为什么文帝、景帝不能像唐太宗那样呢？由此而想到是不是与他们所遇到的反面教员有关？于是作者又将隋炀帝与秦始皇相比较，发现“残暴”是两人的共同点，除此之外就不一样了，隋炀帝“骄矜自负”拒谏饰非，生杀任情、嫉才妒能，偏听偏信，秦始皇则不突出，正因为有隋炀帝这样特殊的的反面教员，才造就了唐太宗这样特殊的开明皇帝。

第四，以上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呢？作者又将唐太宗和一前一后的李渊、李治相比较，为什么客观原因完全一样，而李治、李渊就不能成为李世民呢？这就足以说明，唐太宗的政治品质确有过人之处。通过这一比较，又找到了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开明、进步皇帝的主观因素。

总之，作者十分善于作多种多样的比较，通过比较，使作者对唐太宗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达到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运用比较法对历史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遵循“可比较原则”。因为历史比较研究不是任何条件下都能进行的。它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时，必须具备共同的基础与联系。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基础或联系就不能进行比较。这就是“可比较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只有同类事物才能比较，不同类的事物不能比较，如果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就无可比较性，如人与树，王安石变法和德国农民战争，岳飞和圈地运动等等，都不能进行比较。

比较的方法有很多种：大致说来有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宏观比较，微观比较，比较时自然不限于一种方法，也可以同时采用几种比较方法。

运用比较法也有一定的步骤：①确定可比性主题。②分别研究可比各方的特点、过程、根本属性。③综合起来比较异同，意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④提出命题假设，寻求历史的本质和规律。⑤验证理论，通过比较研究说明提出的理论的真实性。

运用比较法一定要注意两点：

一是对所比较的事物要有充分的了解和研究，否则很难进行比较。如前述将严嵩、徐阶进行比较，就必须对严嵩、徐阶要有充分的研究，然后才能进行比较。中西服装文化也如此，如果你只了解中国服装，而对西方服装不甚清楚，也不能进行比较。

二是防止流于形式上的比较，比较如果仅仅看到两个事物之间的异和同，这是不够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比如能区别一枝笔和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认识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小逻辑》P：262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而要看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就必须在比较的过程中同时运用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的逻辑方法，才能深入到历史的本质，得出正确的结论：

2.批驳

批驳就是对错误观点的批评、批判，或是对不同观点的反驳、驳斥。这也是史学论文写作中常用的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经常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争论，人们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有的就免不了反驳对立的观点，只有驳倒了对立的观点，自己的观点才能站住脚，因此要掌握批驳的方法。

批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驳论点、驳论据、驳论证方法。

①驳论点：在论辩文章中，常常直接用事实或理论证明对方论点的错误：

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笼统而不精确的，要想驳倒这一观点，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事实了。因此，一位学者在文章中列举七个方面的事实，反驳这种观点：一、中国古代的天文记录极为丰富，公元1500年前出现的40颗彗星，其近似轨道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观测。二、植物、动物、药物的识别分类，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析族、区类、振纲、分目”，表现了科学分类的先进性。三、对空间的测量—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已相当准确；宋代天文学家测定的28星宿距度误差绝对值平均只有1.5度；人体经络图与现代科学仪器所显示的结果完全吻合。四、时间的测量有对回归年长度、行星会合周期、交食周期、岁差测定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五、演算—祖冲之圆周率求出第七位有效数、明代发明十二平均音律达到尺单位以下24倍。六、参数配合—春秋战国时，中国已有当今世界上最早的一份铜锡合金配方表；康熙、雍正两朝的彩瓷瓷胎的化学成份AC2O3、SiO2等含量都掌握了一定的比例。七、仪器制作—— 北宋沈括制作的浮漏，其读出的时刻值每昼夜误差竟小于20秒。秦汉时期，我国已掌握精确的割图技术、指南车、水运仪等仪器的齿轮。作者在列举了以上七个方面的事实以后说，这些考察是极其粗劣的，“但这些考察也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科技在许多活动领域都呈现很高的精确性。”“所谓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笼统而不精确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吾敬东《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笼统而不精确的吗》1990.7.23《光明日报》）。

驳论点最有力的就是以事实说话。前述关于宋江是否受招安、打方腊问题，之所以各种观点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是因为未掌握过硬的事实材料，后来马泰来先生找到了李若水的一首诗，立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宋江未投降的论点驳倒了。

②驳论据。观点是由论据支撑的，驳论文章为了驳倒对方的观点，往往采取驳论据的办法，论据驳倒了，论点自然也就驳倒了。所以我们在撰写驳论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先弄清对方的论据是什么，然后想办法如何驳倒对方的论据。

例如：关于宋朝的“杯酒释兵权”究竟有无此事，学术界曾经争论不休。否定此事的学者有两条重要论据（理由）：

第一个论据，也是“最过硬”的理由是：“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三），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及国丧期间，朝廷上不作乐，不宴饮，而李焘所考'杯酒释兵权’之事恰恰发生于此时，恐难令人相信。”第二个论据是：“有关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记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详的过程……”。

王育济为了论证“杯酒释兵权”确有其事，必须驳倒上述这两条论据，且看作者是如何反驳的：（略）

③驳论证方法。也有的文章驳论据比较困难，这时可以采取驳对方的论证方法来达到驳倒对方观点的目的。

例一：1990年4月29日《科技日报》上的《唯心主义预测观的荒诞结论——评〈1999年人类大劫难〉一书》（此文作者司有和，《新华文摘》1990年第10期转载此文），就是用的这种反驳方法。

1558 年法国人诺查丹玛斯写了一本四行诗诗集《新世纪》，对一些事情和人类的未来作了神秘的预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人五岛勉对该诗集中的部分诗篇作了“创造性”解释，来证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99%准确可靠。他特别渲染了这样一个预言：人类将在1999年遭到大劫难，宣告灭亡。他将自己的书名叫作《1999年人类大劫难》。《科技日报》的文章驳斥了这个荒缪的“预言”。文章指出，这种“预言”所运用的论证主法，是任意的，反科学的，为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所不取。

首先，五岛勉运用了错误的逻辑推理，他的全书采用了一个演绎推理结构。写成三段论的方式就是：

大前提：诺查丹玛斯的预言都是应验的；

小前提：1999年的诗是诺查丹玛斯写的；

结 论：1999年的诗也能应验。

五岛勉的推理过程表面看来似乎没有错。但是要保证推理的正确，首先必须要求大前提绝对正确，那么它的大前提是不是正确呢？五岛勉从《新世纪》的1013首诗中摘取了16首所谓“应验”了的诗，便作出结论：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命中率高达99%”，“几乎全被社会发展的现实所验证”，因此，他的预言“今天还将继续得到应验”。

作者抓住了五岛勉论证方法的错误，指出这是用简单枚举法作出的不完全归纳推理。逻辑学的常识告诉我们，通过简单枚举法作出的逻辑推理，列举的事件即使件件都是真实正确的，结论仍然是“或然的”，即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若列举的事件不真实不正确，（如他所摘取的那些并不能自圆其说的诗），那结论就肯定不正确了。要保证推理结论的正确，只能大量收集真实资料，即进行完全归纳法的逻辑推理。

《科技日报》的文章接着列举事实，证明五岛勉书中“在科学上、常识上和史实上的错误比比皆是。”说明大劫难逻辑大前提是虚假的。

五岛勉找到1999年天象将会出现“大十字”形的排列，作为人类特大毁灭的根据。所谓“大十字”，指的是太阳系九大行星加上太阳和月亮共11个星体运行到 1999年将会以地球为交叉点排成一个“大十字”。耶酥是在十字架上殉难的，所以行星“大十字”标志着人类的毁灭。《科技日报》的文章用许多天文学的科学知识和十分精确的数字，驳斥了五岛勉荒唐可笑的牵强附会，并且指出，科学的预测（“假设”）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根据已知的客观事实所呈现的规律和趋势，经过理性思维和科学论证而推知的。至于唯心主义的预言必然导致荒诞的结论。（戴知贤书P：137-139）

例二：近年来，史学界曾对宋代官员俸禄水平的评价，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宋王朝采取“益俸”政策，当时的官员俸禄都很高，“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员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并多以清代史家赵翼《宋制禄之厚》条中所述宋代官员俸禄“给赐过优”，可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作为重要佐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代“官吏的待遇并不优厚，在官史中鲜有不穷窘者”，当时，“大多数官员的所得俸禄低于实际支出”，并以宋代史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中引述宋太祖所讲的“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等语作为基本论据。

究竟哪一个观点正确，或者两个都不正确呢？一位学者认真研究了两种观点的论据和论证方法，发现了问题：认为宋代官员俸禄水平低者，多以北宋初有关官员俸禄的史料，尤其是以那些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感叹自己俸禄低廉，有失体面，或生活确有一定困难的官员之所述作为立论依据。相反，认为宋代官员俸禄水平高者，又多以北宋中期不断“益俸”以后元丰时期规定的官员俸禄数额，尤其是以当时待遇优厚的中级以上官员所享有的较高俸禄数量作为立论的根据。由此可知，双方在具体时间性的界定和所指对象的层次上，缺乏同一性，其结论自然有别。

而且，这位学者还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论证的方法也存在问题。他认为，衡量一个时期官员俸禄的高低，如果按照不同的标准和价值体系作比较，结论肯定不一，评价自然也有差别。若仅根据宋代俸禄制度中确定的某一时期的俸禄数量对整个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作简单的判断，显然是不科学的。若仅根据当时个别官员生活奢侈，富裕或节俭，则更是欠客观与公正的。实际上，宋代官员俸禄的多少，是一个动态性的复合变量。仅从当时俸禄制度规定的发放数量来看，从宋初至宋末，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且大多时候都较高；若按折米比较，则有少数时候低于盛唐官员的俸禄水平。从实际含金量或购买力来看，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则随社会的治乱与物价的涨落而有所变化，呈现出时高时低的特点，不可一概而论。这是因为，官员的俸禄水平，不仅随官吏等级、官品大小有高下之分，而且俸禄的发放，在较长时期中，即使按《禄令》所载数量，官品相同，所定俸禄待遇无别，实际收入也因官员是否担任实职、俸禄发放的是实物或货币以及购买力的大小变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新方法：就是在衡量、评价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时，拟根据宋代各个时期俸禄数量的变化与物价指数的涨落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生活状况等，作一些具体的定量的比较分析，力求得出较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由于作者采取了新的方法来研究，得出的总结论是：从总体上看，其官员的俸禄水平大致处于中国历朝的中上等水平，不同时期官员的俸禄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不论是哪一时期，绝大多数依靠俸禄为生的官员在整个社会中，都是处于相对富裕地位的阶层。（张全明《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历史研究》1997年第2 期）。

上述作者所使用的论证方法显然比较科学，所得出的结论也很有说服力，他虽然不是批驳所提的两种观点，但实际上是指出了他们所采取的论证方法不科学，那么，采用这种不科学的论证方法得出的观点自然也是不科学的。

3.叙述

史学论文中离不开叙述，所谓叙述就是将历史人物的经历、行为以及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用语言表达出来，叙述也是我们常用的方法，叙述有不同的形式：有顺叙、有倒叙、插叙、概叙和评叙。

叙述最常见的毛病有两个：

一是裹杂不清。一些同学在写作时，思路不清，层次不明，缺乏内在联系，往往有“断气”之感，尤其是段与段之间没有逻辑联系，让人看后不知所以，或者看时非常吃力。

二是详略不当。叙述时该详的不详，该略的不略。叙述详略应遵循的原则是：重要的材料宜详，次要的材料宜略；“新”材料宜详，“旧”材料宜略；人所难言者宜详，人所易言者宜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