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陈修园

        陈修园  名念祖，字修园，号良有、慎修，以字行。福建长乐人。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生；道光三年（1823年）卒于榕城（今福建福州）。中医普及家、尊经崇古派。
      陈修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由博学通医的祖父陈居廊抚养。陈修园7岁能背诵经文，14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兼习医学。19岁举秀才，20岁开始在乡里悬壶济世，兼课生徒。后为求深造，又负笈赴榕城鳌峰书院，受业于孟超然，攻经史，研岐黄，并开始撰写《伤寒论浅注》。以后行医于福州南台，并传授医学于族侄定中等。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后北上会试，不第而留寓京师。适值光禄寺卿伊朝栋患中风，昏迷不醒，手足不举，群医束手，陈氏投以大剂而治愈，于是名闻燕京，求医者盈门。岭南名士二戴（戴均元、戴衢亨）赞誉陈氏为当时第一儒医。军机大臣和坤病足痿，亦经陈氏施治而愈。和氏欲强留其于馆中，并允荐陈为太医院院使引诱之，陈氏固辞弗就。是年秋，托病南归故乡，出任长乐吴航书院山长，既教学生以《四书》、《五经》之儒学，亦授以《灵枢》、《素问》等医学。两年后又赴泉州任清源书院讲习，师事名医蔡宗玉先生。1800年又上京会试，蒙恩赐赴保阳，次年任威县知县，后曾赴保阳、高阳等地救灾，继升同知知州，一度曾代理正定府知府。在任时能善体民情，不事鞭挞，遇事善断，颇有贤声。如1801年在威县时，得知直隶妇女多患“阴挺”（子宫下垂），为之研制内服外敷方，救治甚多。恒山夏雨成灾，陈氏奉旨勘探灾情，发现当地温疟流行，误于医而死者甚多，乃按辨证分型，制成丸药三种，遍施城乡百姓，并告以对证选服法，治人甚众。尚于公余采方108首，编为歌括，付梓刊印，使医家能按法治疗，救人无数。其时，陈氏个人却因积劳成疾，得寒厥证而诸医束手，当他夜半神志略清时，自拟一方，服药两剂得愈。次年，直隶省制台熊谦病中风，陈氏处以黄芪五物汤常服，并以补肾养肝之丸调理得痊，深为熊氏所嘉许。是年，陈氏之《新方八阵砭》（原名《景岳新方砭》）付梓；入秋，陈母病逝，遂回籍守庐。他所著《时方妙用》和《时方歌括》各四卷亦于此时刊行问世。继而并在榕城刻印《医学三字经》、《神农本草经读》等书。

1808年陈氏又晋京补阙，仍赴保阳供职。公余取《伤寒论》原文重予注释，又以韵文体编撰《长沙方歌括》。为了纠正当时庸医误药杀人之弊，陈氏又著《医学实在易》，以引导学医者入门。

1810年秋，陈氏在高阳救灾时，遇天津尹丁攀龙来访。陈氏见丁氏面色黧黑，睑肿鼻青，遂告称：你患有水饮病挟肝气，如马上治疗可愈，若拖延至20日后，则病危殆，即使庐医扁鹊也难挽回。丁氏怪其言而不信，后果发病，虽延陈氏诊治仍无效。

1819年，陈氏已67岁，倦于宦海浮沉，遂以年老乞归乡里。返闽后，住在榕城嵩山井上草堂，各地趋前求教者日众。他亲自教授《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典籍，兼论各家学术之长，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生平勤于著述，于医学普及尤有突出贡献。1823年因右胁部生一疮疡，久治无效而逝于榕城，终年71岁。后归葬于长乐眉溪村前山麓。

陈氏虽曾为官多年，但他在医学方面的成就大于政绩。陈氏生当清代乾嘉盛世，其时朝廷提倡八股文，又大兴文字狱以限制异说，考据学风充斥于典籍之编修。当时医界受此风气影响，也出现了以注释、疏证经典作为医著之重点。陈修园的思想和著述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但在他的论著中，还是敢于表述个人见解的，如他在《医学实在易》中有一处提及“御纂《医宗金鉴》云‘中风客忤便闭里实者，仲景用备急丸’，可知无汗表实者不当用备急丸通里，当用还魂汤以通表也”，就是一例。

陈修园在学术上受张隐庵、高士宗的影响较大，注重古代经典的学习和研究，故有人指责他“尊经泥古”。实际上，陈氏尊经是实，但不泥古。因在当时，陈氏的不少同道，不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和学习，临证之际理法不明，片面追求时髦方剂，殊多流弊。有鉴于此，陈氏认为：“医道之不明也，皆由于讲方而不穷经之故。”所以他苦心研究《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著作，认为“理不本于《内经》；法未熟于仲景，纵有偶中，亦非不易矩获”（《医学三字经》源流第一下注），遂撰著以补偏救弊。至今，《内经》、《伤寒论》等仍是学中医者必读之经典，陈氏之尊重经典无可厚非，而这种通过经典著作之学习以掌握治病之理法，从而指导临床，对提高学术水平无疑是有帮助的。尽管陈氏尊古，但他对后世各家的长处也并不是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如他的《医学从众录》一书，就是集各家精华发挥而成；他曾批评过金代医家李杲用药驳杂，但又认为李氏之“惟以脾胃为重，故亦可取”；他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持批评态度，但又推崇李时珍的《濒湖脉学》为脉诊最佳之作。而陈氏的《时方妙用》、《时方歌括》两书中收载的108方，也大多是唐宋以来的时方，并在加减应用方面，则有所创新或阐发独到的见解，如治疟用小柴胡汤加常山，就是他灵活变通，并非泥古的一个例子。他还说，有能读薛立斋、王金坛、赵养葵、张景岳、张石顽、李时珍、李士材，喻嘉言八家之书即为不凡之士，尚可与言。盖此八家虽未能合《内经》之旨，仲师之法，而书中独得之妙，亦复不少。说明他虽尊古，但也适当吸取各家之长。

陈氏对医学的突出贡献在于普及。清代除《医宗金鉴》为法定的医学教科书外，陈修园医书16种可算是中医的自学丛书。我国长江以南以这些书自学或传授者不少。因而其著作多畅销，不少书商甚至把其他医家的著作编入，以谋取厚利，如另有陈修园医书18种、21种、24种、32种、48种，乃至72种等，可见其影响之一斑。陈氏的医书包括从基础到临床，以《内经》、《神农本草经》为基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中心，并有医学入门著作《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时方歌括》、《时方妙用》等，灌注了陈氏的心法和经验，且大都用通俗浅显的文句，赋以韵脚，或作歌赋，便于习诵。而其内容又都深入浅出，切于实用，有利于自学，因而对医学的普及教育有推动作用。他的医学弟子达20余人，也是他育材树人的结果。他在教学方面，强调“入门正则始终皆正；入门错则始终皆错”，以及“惟其熟而巳，熟则生巧，自有左右逢源之妙”（《医学从众录》）的教学思想。

陈修园治学严谨，所撰《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两书，稿均三易，寝馈数十年弗倦，因而《清史稿·艺术列传》陈氏评传中称誉他的著述“多有发明，世称善本”。在他病危时还不忘著述，曾对其子陈元犀说：我数年所著之书尚未完备，即霍乱吐泻二条亦须重补，应录取仲景理中汤、孙思邈治中汤，以正群言之失等。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后学钦佩和学习。

在学术观点上，陈修园在研究《伤寒论》方面，是继张志聪、张锡驹之后最有影响的一家维护旧论派，即认为王叔和编次《伤寒论》是有功千古的，反对方有执等的错简说。在具体研究上，陈氏将六经辨证采取分经审证论治法，有纲举目张之用。如将太阳证分为太阳经证、腑证和变证三类，而其小注和原文可以连读，也可以分读，使经旨更为明畅，并编以歌括，便于后学记忆习诵，因而对《伤寒论》的学习和理解很有帮助。在临床上，陈氏治杂病重温补脾肾，不喜寒凉滋阴，也有其特色。《时方妙用》中治痨证就体现了这一见解。他说：“寒凉之药不可久服，人人俱知也，惟滋阴降火及不凉不温之品，最是误人。……余素不喜寒凉，姑以寒凉方之不可弃者列”，他认为，如滋肾丸、四生丸、清燥救肺汤等，虽寒凉，且能培补生气，为痨门不可少之方，但也只能权用。而其言保元方、六君子汤、五味异功散、归脾汤等则“补虚退热，进食除疾，止血极验”；附子理中汤、近效术附汤等等，有“益精气，扶元气，补火以致水之妙”，前类方属甘温补脾，后类方甘温补肾，可见陈氏之重脾肾，善温补。

陈修园在为官期间，仍热爱中医事业，关心百姓疾苦，如在《伤寒论浅注》（跋语）中说，“文章报国，尚挟时命而行，而能为良医者，随在可以活人”；又在《医学实在易》（凡例）中说：“昔贤为秀才时即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余于辛酉孟夏（1801年），试令畿辅……因思补缺尚无定期，三十余年从事于医，若能以此道公之于人，亦可以起■札而福苍生，盖以有待不若无待也。”故在为官时常以医术济人，特别在恒山救灾时，还制药施方于百姓、医生，以救温疟，在直隶时研制方药以治妇女“阴挺”。但陈氏也有封建文人的陋习，自视甚高，所撰医书中每多诟责前代医家之句，此种陋习自不足取；他好骂人，但也好学人，能择善而从，则为其优点。如他骂得最多的是张景岳，有《景岳新方砭》一书，但其治咳嗽，却以景岳的六安煎为治外感咳嗽第一方。据说陈氏在40岁以后，日益谦虚。

陈修园的著作有《灵素节要浅注》12卷、《金匮要略浅注》10卷、《金匮方歌括》6卷、《伤寒论浅注》6卷、《长沙方歌括》6卷、《医学实在易》8卷、《医学从众录》8卷、《女科要旨》4卷、《神农本草经读》4卷、《医学三字经》4卷、《时方妙用》4卷、《时方歌括》2卷、《景岳新方砭》4卷、《伤寒真方歌括》6卷、《伤寒医诀串解》、《十药神书注解》1卷等16种，合刊为《南雅堂医书全集》，清代以后多次重刻，有版本2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