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事件。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敬仰陶渊明这种对抗强权、标榜高洁、富有精神力量的举动。但是人们很少去深究，在这个故事背后，那个时代的实际生活状况究竟是什么样，陶渊明此举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许只有在明了这一切之后，人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如果想活在理想主义的世界里，要面临怎样的挑战；才能明白，为什么千百年来只有一个陶渊明。
疑问一：五斗米是多少
陶渊明有一句最著名的名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是指他的薪水。通常理解有三种：
一、这是个概数，形容工资之少，并不是确指做县长有五斗米的薪水。
二、这不是概数，东晋后期官员工资以实物为主，当时陶渊明的月薪就是五斗米。
三、五斗米不是月薪，而是日薪，陶渊明每天能挣五斗米。
我认为，第三种理解是对的。
看《晋书?职官志》就知道，当时最高级别的官员“食俸日五斛”，每天的薪水是“五斛”，即五十斗米；二品官“食俸日四斛”，每天的薪水是四十斗米；三品官“食俸日三斛”，每天的薪水是三十斗米；三品以下官员每天能领多少斗米，《晋书》无载，但依此类推，陶渊明这个彭泽县令每天五斗米，应该符合晋朝工资定例。
有人认为，“五斗米”也可能是月薪。这个说法错得离谱。晋朝一斗米还不到四斤重，五斗撑死了二十斤。一个月二十斤米，别说养活家小，就是陶渊明一个人吃也不够。
关于两汉和魏晋时的古人口粮，史籍上的记载实在太多，一个成年男子在正常情况下，每天的口粮绝对不低于五升，稍高一些的，会多到十二升。
我还听过另一种疑问：如果“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指一天五斗米，那为什么陶渊明不说大家都习惯的月薪，而偏要说日薪呢？
其实经济史界早有定论：晋朝官员是以日计俸的。也就是说，当时就是按天算工资，而不是按月算工资。至于证据，从《晋书?职官志》《晋书?安帝纪》以及《晋书》某些列传中可以找到一大批。
但是按天算工资不等于按天发工资，两晋给官员发薪水的频率其实是很低的，既不是每天发一回，也不是每月发一回，更不是每年发一回，而是每季发一回。有时候朝廷嫌每季发一回太麻烦，改成每半年发一回。这个规矩后来被唐朝继承，唐高祖、唐太宗在位的时候，给官员发禄米也都是半年一回。
探讨完了陶渊明“五斗米”的真正含义，我们再来看看这每天五斗米究竟是多高的薪水。
前面说过，晋朝一斗米最多四斤重，五斗米则重二十斤，一天二十斤，一个月六百斤。按现在来说，设若每斤米2.5元，六百斤米则值1500元。光看这个数字，陶渊明的月薪是很低的。
疑问二：除了五斗米，额外还有嘛收入
统计晋朝的官员收入有一个基本定律：月薪可以忽略不计，公田收入才是大头儿。
晋朝政府给地方官划拨一批耕地，允许他们自由耕种，每年收获的东西归他们所有。这些收获的东西，就叫“公田收入”。具体给每名地方官划拨多少耕地，取决于该地方官的品级和职位。像“大军区司令”(都督)，能得到二十顷耕地；“省长”能得到十顷耕地；“市长”五顷耕地；“县长”三顷耕地。《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在彭泽县当县长时，“公田悉令吏种秫(shú)谷”――把朝廷拨给他的全部公田都拿来种酿酒的植物。他媳妇不乐意，说这么多土地都拿来供你喝酒，太可惜了，于是陶渊明退让一步，“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加起来刚好三顷。
三顷就是三百亩，这么多公田，陶渊明一个人耕种肯定是忙不过来的，即使加上他的老婆孩子也够呛。那么，谁来帮他耕种呢？四种人：文吏、武吏、医生、算命的。“文吏”就是县衙里的书办之类，“武吏”就是县衙里的保安之类，在帝制时代，这两种小吏与医生和算命先生的地位同样低贱，另外，四种人各有各的谋生手段，不靠种地为生，不为国家贡献农业税，所以晋朝政府强令他们定期去地方官的公田里干活儿。当时在陶渊明公田里干活儿的，应该以他县衙里的书办和保安为主，因为史传有载，陶渊明那300亩公田“悉令吏种秫谷”，没提医生和算命先生。
东晋时，江南地带中等肥沃的土地，每亩(晋亩，比今亩小)每年能出产粮食三十三斗。陶渊明的三百亩公田，每年应该能出产粮食九千九百斗。我们前面说过，他一天的工资是五斗，一年则为1825斗，公田收入是他年薪的五倍还要多。
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是：书办、保安等小吏帮陶渊明耕种公田，作为报酬，每年收获的东西需要分给他们多少？答案是：一点儿也不用分给他们。因为晋朝地方官的公田不同于唐宋地方官的“职田”，后者虽然也是按照地方官的品级和职位来划拨，但并不是直接把土地拨到官员手中，而是指定某一县某一乡某一村的若干百姓，命令他们以后不用将农业税交给国家了，改为交给某一地方官。也就是说，唐宋的职田名义上是拨给官员一些土地，实际上是拨给他们一些税收，职田里谁去种庄稼，种什么庄稼，种不种庄稼，都不用官员去操心，他们需要操心的，只是自己到年终能不能拿到“职田实际拥有人”――也就是农民们交上来的那批粮食。
而晋朝的公田，却是实实在在划拨出去的国有土地，是官员任期之内完全归其所有的，上面并不“附有”农民，谁来耕种，种什么作物，甚至连怎么进行田间管理，都需要地方官去管，但是他们最后得到的，是全部的农业收入，而不是仅仅只有农业税。至于帮他们耕种公田的书办、保安、医生、算命先生等人，其劳动只是一种必须付出的劳役，并没有丝毫报酬。当然，假如某些地方官心肠软，出手大方，也有可能允许他们在收获时扛几袋粮食回家，但那是“恩赐”，并非报酬。
疑问三：
提前辞职损失多大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陶渊明公田的收入远远高于工资。我曾经以俗人之心度高人之腹，猜测陶渊明当初之所以干祭酒干不长，干参军也干不长，偏要来彭泽当县令，就是因为县令有相对丰厚的公田收入，而祭酒和参军没有。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我想错了。陶渊明在县长的职位上待的时间更短，才干了八十多天县太爷，就一甩衣袖，扬长而去，既不留恋县令的权势，也不留恋公田的收入。
陶渊明辞职的原因，历史上写得很清楚：某督邮到彭泽县检查工作，陶渊明出去迎接，一下属提醒他，迎接上司得穿官服，您连腰带都不系，可别惹督邮不高兴。陶渊明听了这话，恼了，然后就说了那句千古名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随即挂印而去，非常潇洒。
督邮这种官品级不高，跟陶渊明做过的参军一样，同属幕僚阶层，只为长官打工，不对朝廷负责，薪水也不从国家财政发放。督邮的品级与参军等同，都是七品，但这个七品不能算是正式官阶，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属于“编外人员”。陶渊明呢，身为彭泽县令，官居六品，级别比督邮高，而且是货真价实的领导，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说督邮是“乡里小儿”。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督邮索取贿赂，狐假虎威，到彭泽县后作风不正，就像当年刘备在小沛当县令时碰到的那个督邮一样，才使得陶渊明怒气勃发，不愿意系上腰带去见他。
陶渊明的脾气很大，远不及其曾祖陶侃有韧性。陶侃年少时，家境也很差，经亲戚推荐，才做了小官，然后一路向上爬，最后终于飞黄腾达。他仕途中所受的气，可比陶渊明大得多了。譬如说，他跟一个出身士族的官员坐同一辆马车，被另一个士族官员瞧见了，那个官员质问车上的这个官员：“你怎么跟这种不属于士族的下贱东西在一块儿？”士族瞧不起非士族，是两晋南北朝的惯例，换作陶渊明，或者换作你我，立马给他来一个漂亮的回旋踢，让那个趾高气扬的士族口鼻出血，但陶侃把火气憋在肚子里，不动声色，所以这是个能搞政治的人。陶渊明胸无城府，受不得窝囊，所以他只能做文学家，不能当政治家。当然，当政治家也未必是好事儿，当文学家也未必是坏事儿。
因为督邮的缘故，陶渊明愤而辞职，满打满算，这一任县官干了不到三个月。前面我们探讨过，晋朝官员薪水按天计算，却按季发放，陶渊明的任职时间不到一季，所以我怀疑他走的时候还没有领过一回工资。
我们乐观一点儿，假设陶渊明领了一回工资，那么公田呢？他能拿到公田收入吗？肯定不能。东晋后期和后来的南朝宋前期，“郡县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此后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前人。”芒种在农历六月，而陶渊明是农历八月做彭泽县令，农历十一月辞职，做官时间和辞官时间都在芒种以后，所以“一年秩禄皆入后人”，他让小吏种植的两百五十亩“秫谷”和五十亩“粳”，全都归了下一任县令。我想，要是陶渊明的继任者跟陶渊明一样爱喝酒，是会夸前任种植有方的。
现在民营企业为了留人，常在薪酬制度上想办法，譬如押你一个月的工资，或者每三个月才发一回工资(这点类似东晋，大有古风)，或者把年终奖挪到来年年初发放，搞得你即使想跳槽，也得再忍一段时间，不然工资、奖金统统泡汤。陶渊明不能忍，提前辞职，于是公田收入没了。
文|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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