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上有个概念叫疼痛指数，这个指数将人能忍受的疼痛从轻到重分为10级，其中7级以上为重度疼痛，10级为剧痛。比如，被蚊子叮一下的疼痛级别是1级，而女性在分娩时的疼痛级别是10级。而像炮烙、竹签刺骨等酷刑带给人的疼痛，远远超过10级。
“在酷刑面前，没有人撑得住。”这是国外一名法医的论断。“屈打成招”这个成语，说的也是人们面对酷刑最终屈服的道理。
然而，近读党史，很多面对敌人酷刑而坚守初心的铮铮铁骨，撼人心魄，让人敬仰。
比如，四川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党代表唐伯壮，就是这样一名视初心重于生命的共产党员。1929年6月，因叛徒告密，唐伯壮不幸被捕。“只要不当共产党，就放你出去。”刑讯室里，老虎凳、辣椒水、炮烙、电刑、竹签、皮鞭，敌人用尽所有刑具，也没等来唐伯壮“我不当共产党”这句话。
再如，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酷刑不仅没能让他低头，反而映衬出他的崇高。刘仁堪被捕后，敌人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当他醒过来时，他还是那句话：“我一辈子都是共产党的人，让我丢信仰，没门”。临刑前，刘仁堪被敌人割掉舌头，血流满地，他用脚蘸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
“你的离开只是风吹熄了一盏灯，而这个世界的烛光却因你忠诚的灵魂而燃到天明……”在读完《忠诚与背叛》后，一名诗人这样赞扬那些在酷刑面前誓死坚守信仰的共产党人。
哲人有言：“举凡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做到的事情，背后往往都有特殊精神力量的支撑。”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共产党人为何“坚挺脊梁死，决不跪着生”？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他们只向初心鞠躬？是什么信仰让他们像一柄火炬燃烧着照亮了灵魂？是因为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特殊”之“特”，就在于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毅力、有追求，相信“革命终将成功”。在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为主义而牺牲，虽九死而不悔”。
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刘真面对酷刑正告敌人：“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活一天就坚决跟共产党为人民奋斗一天。”敌人在挖掉刘真的双眼，挑断他的脚筋和手筋后，将这名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放到蒸笼里活活蒸死。我党黄麻起义领导人程昭续被捕后，敌人用刺刀顶住他的脖子问：“你要脑袋，还是要共产党？”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可以想见，得有怎样坚定的信仰、怎样执著的选择，才使他们能够如此坚贞不屈。
白公馆里，一份份自由书，字字血斑斑；渣滓洞里，一首首绝笔诗，句句情切切。历史是最好的镜鉴。今天，面对一名名“纵死犹闻侠骨香”的钢铁脊梁，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该扪心自问：追随信仰的动机纯不纯？践行信仰的底气足不足？
令人扼腕的是，在党的历史上，不少起初相识相知的人曾为了同一个初心而坐在一起，却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选择了屈服。这些曾在“历史的草稿”上留下记录的人，最终把臭名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标注一个人的品质和价值高度的，永远不是物质财富的丰裕，而是初心的洁净与信念的纯粹。
“打仗时，抓到俘虏是英雄；生活中，不被俘虏也是英雄。” 新形势下，我军承担着繁重而艰巨的使命，也面临着和平环境的考验。这种考验看似平静温柔，实则刀光剑影。当初面对党旗的誓言，能不能经得起时光的考验？行进在强军征途上，会不会走着走着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前进的智慧、向上的力量，常蕴于先行者的足迹和历史的辙印。回溯历史，多少先烈我以我血荐轩辕、万顷涛花涌血花，即使身陷囹圄，也初心如磐。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理应在心中为先烈设一个祭坛，经常提醒自己不忘初心、不违本心、不负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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