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草书在继承汉魏章草、晋代“二王”和汉代张芝等人的基础上，出现了如孙过庭、贺知章、张旭、怀素等一代书法大家，把书法线条的流动美和笔意变化的技艺推向草书发展的顶峰，至今罕有其匹。而孙过庭与贺知章在继承二王草书的传统上颇有功夫，但创新不多。张旭、怀素既有继承更多创新，创造性地发展了自汉末以来400年间的草书艺术，充分地展示了草书的艺术美，世人以“颠张狂素”来形容他们臻于化境的草书艺术，并敬称其为“草圣”。
张旭以酒为嗜好，作书每每大醉，高呼狂叫，甚或以发濡墨，人称“张颠”。他以王书为基底，又得法于张芝，发展了传统的草书，与怀素一起，开创了草书的全新境界。当时人们对初诸家每有微词，而独对张旭无异议。唐文宗把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术和张旭的草书称为“三绝”。张旭自称其学书“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法。观公孙大娘舞剑，始得其神。”可见他草书的灵感源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不是单纯的在书桌上玩弄笔墨技巧。杜甫在诗中写到：“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
另一位草书圣手怀素是释家中人，他与张旭一样嗜酒如命，竟一日九醉不醒。他自称“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其酒中作书，每出佳品。他和张旭有“颠张狂素”之说。怀素家贫，曾种芭蕉万株，以叶习字，极为刻苦。他用木板写字，竟然将板写穿！习字用过的毛笔，堆积成冢，称“退笔冢”。时人评论：“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
张旭《古诗四帖》
张旭（675-750），字伯高，一字季明，苏州吴郡人。他的主要政治和书法艺术活动都在盛唐时期。史载他初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故人称“张长史”。盛唐时期，人才辈出，张旭就是一个以草书名世的奇才，《唐书》云：“后人论书，欧（欧阳询）虞（虞世南）褚（褚遂良）陆（陆柬之），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昊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可见其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
张旭的“奇”，不仅在他的草书艺术，还在他的诗和酒。他的诗，虽然现存的只有6首，但唐诗数万，《唐诗三百首》是其精华中的精华，就选有他的《桃花溪》七绝诗一首，“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诗情画意，人称抵得上一篇《桃花源记》。张旭的嗜酒，在盛唐也是有名的，盛唐有所谓的“醉八仙”，张旭与大诗人李白、贺知章都在其列，他平生以饮酒作书为乐，饮酒，见其豪爽；作书，抒其性情。他为人的风流倜傥，为当时的才俊豪杰所倾倒，几位著名的诗文大家李白、杜甫、韩愈都曾有诗文赞颂过他。
张旭《古诗四帖》
李白有诗云：“楚人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相随。”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往时张公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状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张旭的书法，初学于他的堂舅陆彦远，唐卢携的《临池诀》中转录了一段张旭的学书自述：“吴郡张旭言：自智永禅师过江，楷法随渡。智永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传陆柬之，陆传其子彦远。彦远，仆之堂舅，以授余。”这是说他所继承的是二王以来的正统的书法艺术。自汉末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就一直很注重口传身授的渊源关系。的确，从书法的流变来看，没有师承，是很难得其门径的，但有师承得其门径者，如果学养、才分、功力不够，仍然难以做出成就。羲献之后，智永、虞世南、陆柬之在书法上各有成就，但都是能守家法，却不能自立门户，到张旭的堂舅陆彦远，虽然得家传之秘，却不得其法，几乎是连家法也守不住了。那么，张旭向他学习，可以说，是只能从他那里听到他转述前辈所说的书法之秘，张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凭着他对书法艺术的爱好和他很高的悟性，不但有所继承，而且更有所创新，当之无愧地戴上了“草圣”的桂冠。
张旭《古诗四帖》
张旭的学习书法不仅是祖述二王，在传统中讨巧，更注重于参天地万物之理，并广泛地学习和借鉴。张固的《幽闲鼓吹》中记载有这样一件事：“张长史释褐为常熟尉，上任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但观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箧笥之珍耳。’长史异之，诘请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爱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曰：‘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又传说，张旭看公孙大娘舞剑而从中悟出道理，草书大有长进。其草书从“古法”中脱化出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风格。那么，张旭草书的特点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狂”，这种“狂”，表现在精神上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狂放自由，表现在书写的用笔与结构、章法处理上是一种不离开法度而又出神入化、变幻万端的奇丽雄壮之美的展现。世传张旭写狂草每每需要乘着酒兴，使自己进入一种如醉如狂的状态中，有时一边狂呼大叫，一边运笔如飞，信手挥洒，龙飞凤舞，从他的腕底奔泻出一片俊逸活泼的文字，直令人拍案叫绝。
书法，尤其是草书，到了张旭这个时候，其创作成了一种充满激情和浪漫色彩的艺术活动，这和魏晋以来写草书的那种蕴籍风流、带有理性色彩的创作是大不相同的。王献之也写连绵草，但他写的时候是冷静和理智的，是有法度的严谨的草；张旭则有所不同，他要“狂”草，如暴风骤雨之袭来，如江河汹涌而奔下，是顾不得那些理智的安排的。但他的“狂”不是“疯”，所以，表面上的奔腾不羁，令你细看，处处又都不失法度，其难能可贵也正在于此。但遗憾的是，张旭的狂草之作，在当时主要是书于壁，而不是书于纸，《述书赋》云：“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面壁而无全粉，挥笔而气有余兴。”但这些书写在粉壁上的狂草之作，却无法保留至今，所以流传到今日的张旭的作品相对于其他唐代大书法家来说，数量是比较少的。传世的只有《肚疼帖》、《千字文》、《般若菠萝蜜多心经》、《自言帖》、《酒德颂》和正书《郎官石柱记》等数种。
除此之外，世人多有以《古诗四帖》为张旭所作者，此帖无款，明朝以前，或有题为谢灵运所书者，明人丰仿曾辨之，以为不可能为谢灵运所书，但也没有指明书者为何人。董其昌定为张旭所书，后人多信从之。张旭的《肚疼帖》6行30字，真迹不传，有宋刻本，明代重刻上石在西安碑林。此帖不属于狂草，但它是传世张旭草书中最为著名的一种。此帖书写用笔变化莫测，但法度严谨，可以看得出并不是酒后之作，但纵横跌宕，勾连回环，顿挫起伏，有若天纵。他的狂草作品以残本《千字文》最为精彩。此帖真迹不传，仅存刻帖200余字，其笔法意趣，令人耳目一新。线条变化多端，点画遒劲，字势结构的处理迥出意料之外，字与字之间，或连绵不断，或笔断而意连，或两字处理如一字之势，或一字分隔若两字之形，但细看却自然相连，于无穷的变化中，将龙腾虎跃的气势，展现在欣赏者的眼前，在欣赏者来看，好象已经找不到那些书法所要求的种种法度和规则，只觉得他是率意而作，即兴挥毫，云烟满纸无半点雕饰与刻意的痕迹。
张旭草书《断千字文》
张旭的所谓“癫狂”，实际上正是他的“率真”的表现，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他的精神才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解脱一切束缚，去尽情发挥他的天才的创造力，去表现他的出神入化的美。这种神逸翰飞的境界，决不是刻意可到的，所以苏轼说：“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这种神逸之作，非但他人难以企及，在张旭自己也是偶然得之，《国史补》记载张旭的书法创作，说他“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 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视之，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可见，张旭的书法艺术实是借酒力以求达到浑然忘我的创作境界，但在这种境界中，他并不是不要法度，前人早已经指出：“其草书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宣和书谱》语）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评他的《千字文》说：“反复徐观，至‘雁门云停’、‘愚蒙瞻仰’等字，与后题日月，则雄隐轩举，槎 丝缕，千状万变，虽左弛右鹜而不离绳矩之内，犹纵风鸢者，翔戾于空，虽风上下，而纶常在手；击剑者交光飞刃， 忽若神，而器不离身。驻目视之，若龙鸢飞腾──然后知真长史书不虚得名矣！”的确，张旭的书法创作，正是孔圣人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艺术化境。
张旭《般若菠萝蜜多心经》
可以这样说，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由于张旭的出现，使书法作为艺术的境界又一次得到了升华。文字本来是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但汉文字发展到汉朝末年，由于张芝、钟繇、刘德升等人的创造性发挥，使它有了艺术的含量，这是书法艺术的自觉时期，是汉字书写成为艺术活动的第一次升华；到了东晋二王等人的出现，为汉字的书写创立并完善了一套用笔和结体的规矩，并充分地展示出书法的艺术美，可以说是书法艺术的第二次升华；到张旭这个时候，他将汉字这种工具性、使用性的符号进一步发展为一种纯艺术，使这种抽象的线条结构成为表达其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使汉代扬雄所谓的“书为心画”的书法艺术的最根本的特征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是“草圣”，是汉文字书写彻底升华为艺术的第一人，是在盛唐文化繁荣的推动下将书法艺术的境界进一步升华的创作“心画”的大师！
张旭不仅是一位书法圣手，而且还堪称是一位杰出的书法教育家，他不仅用自己的书法艺术创作影响了后代的书法家们，而且在当时就将自己所掌握的书法艺术创作的一整套经验传授给了韩 、徐浩、颜真卿、崔邈、韩方明等人，为盛唐书法艺术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颜真卿，曾两次辞官拜张旭为师学习书法艺术，张旭毫无保留地将笔法传授给他，颜真卿后来写成《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和所传授的内容。这不仅使颜真卿成为唐代一位杰出的书法大家，更使他成为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位彪炳千秋的楷书大师。颜真卿的书法艺术的巨大成功，与张旭的玉成是绝对分不开的。
怀素《大草千字文》
怀素（725-785），是盛唐至中唐时期的又以为卓越的草书大家。他是长沙人，俗姓钱，自幼出家为僧，法名怀素，字藏真。关于他学习书法的经历和他的书法在当时的影响，他的狂草书代表作《自叙帖》中有简要的叙述，他“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他出家之后，依然过着清苦的生活，因此，他学书法的道路也异常艰难。历史上有不少记载怀素学习书法的艰苦状况，陆羽《怀素别传》说他“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共挥洒。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版，书之再三，盘版皆穿。”宋代陶谷的《清异录》有更详尽的记载，说怀素在零陵，于庵之东植芭蕉数亩，取蕉叶代纸学书，并把自己所居之庵名之为“天绿庵”。他同历史上的大书法家王羲之、智永等一样也有他的“笔冢”和“墨池”。唐李肇《国史补》云怀素“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后人出于对他的敬佩和仰慕，在他的“笔冢”上建起一座塔，名为“笔冢塔”。《零陵县志》记载他以“小石池洗砚，水常黑为墨池”。可见他对于书法艺术追求的锲而不舍。他的《论书帖》中有一段自勉的话：“为其山不高地亦无灵，为其泉不深水亦不清，为其书不精亦无令名，后来足可深戒。”这也可说明他早年的志趣所在。由于怀素的勤奋和聪颖，他实际上在青年时期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草书大家了。大诗人李白在他的《草书歌行》中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怀素30几岁以前，基本上生活在湖南的零陵，由于他在草书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赢得了前后来湖南做官的贤达们的赞誉，如做永州司户的卢象、大历初任永州刺史的王邕、任潭州刺史的张谓，湖南主运戴叔伦以及诗人李白、窦翼、任华、苏涣、马云奇等都先后给他写过几乎是同题的《怀素上人草书歌》，这些诗在怀素的《自叙帖》中多有引述，后来颜真卿还为这些诗作了序。这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位在青年时期就获得了这么多诗人赞誉的书法家。
怀素《自叙贴》局部
看看戴叔伦所作的《怀素上人草书歌》：
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神情骨竦意率真，醉来为我挥健笔。
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忽为壮丽就枯涩，龙蛇腾盘兽屹立。
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
人人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
颜真卿在他为怀素所作的《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中也称赞怀素说：“开士怀素，僧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著。”
但就是这样一位“其名大著”的书法家，在他自己，对书法艺术却并未满足，仍然进行着不停探寻。步入中年的怀素，为了增长见识和寻求名师，离开了湖南零陵，“担笈杖锡”，来到当时全国著名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开始了他探索书法艺术的新时期。
在长安，他先拜邬彤为师，邬彤是张旭的弟子，深得张旭笔法，陆羽《怀素别传》中记述了邬彤和怀素讲论书法的情况，他对怀素说：“草书古势多矣！唯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寂劲硬，不置枝叶。张旭长史又尝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怀素听罢，茅塞顿开，“连叫数十声，曰：‘得之矣！’”（同上）这番开悟对与怀素来说，分明有走出五里雾的感觉，才使得他如此激动和振奋。而后怀素又拜张旭的另一位弟子，已经是大书法家的颜真卿为师，更增进了他对张旭笔法的“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的理解。颜真卿又对怀素说：“夫草书于师授之外，须自得之。”并问他有何所得，怀素说：“贫道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无壁折之路，一一自然。”怀素对草书艺术的必取“自然”之“势”的深刻感悟，可以说在邬彤告诉他“孤蓬自振，惊沙坐起”时，就已经体悟出其中的奥妙了。
怀素书蕉
拜师学艺是一个途径，寻访前代大师的书法名迹是另一个途径，怀素到长安以后，到处寻访，“遗编绝简，往往遇之”（《自叙帖》）后又到洛阳走访名公士夫和龙门石刻文字，这对于他的书法艺术的登峰造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的确，他的书法艺术经过这样一番学习和考察，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京城，他的书法创作和表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获得了轰动效应。我们看任华的《怀素上人草书歌》：
吾尝好奇，古来草圣无不知。岂不知右军与献之，虽有壮丽之骨，恨无狂逸之姿。中间张长史，独放荡而不羁，以癫为名，倾荡于当时。张老颠，殊不颠于怀素，怀素颠乃是真颠，人谓尔从江南来，我谓尔从天上来。负癫狂之墨妙，有墨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粉白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请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盆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以后始癫狂，一癫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翕似长鲸波刺动海岛，若长蛇戍得透深草，回环缭绕相勾连，千变万化在眼前。飘风骤雨相击射，速禄飒拉动檐隙，掷华山巨石以为点，掣衡山阵云以为画。兴不尽，势转雄，恐天低而地窄。更有何处最可怜，哀哀枯藤万丈悬。万丈悬，拂秋水，映秋天。或如丝，或如发，风吹欲绝又不绝，锋芒利如欧冶剑，劲直浑是并州铁。时复枯燥何褵褷，忽觉阴山突兀横翠微，中有枯松错落一万丈，倒挂绝壁蹙枯枝。千魑魅兮万魍魉，欲出不可何闪尸。瀚海日暮夕阴浓，忽然跃出千黑龙。天矫偃蹇，入乎苍穹，飞沙走石满穹塞，万里飕飕西北风。狂僧有绝艺，非数仞高墙，不足以逞其笔势。或逢花笺与绢素，凝神执笔守恒度。别来筋骨多情趣，霏霏微微点长露。三秋月照丹凤楼，二月花开上林树。终恐绊骐骥之足，不得展千里之步。狂僧，狂僧，尔虽有绝艺，犹当假良媒，不因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得名声，一旦喧九垓。
他在京华的日子，成了王公大人们争相礼请的焦点人物，狂草书法艺术的魅力，到此可谓达到了极点。
怀素的书法遗迹流传同张旭有相似之处，因大多书于当时的“粉壁”和“素屏”之上，往往都随着建筑物的毁坏而无法保存下来。所以，今天所能够看到的他传世的刻帖，也不过有数种，而他的书法真迹流传至今的，也只有《自叙帖》、《小草千字文》、《食鱼帖》和《苦荀帖》等数种。
《自叙帖》是怀素传世草书的代表作，此帖作于唐大历十一年（777）冬，内容叙述他自幼学书，书法有成，得到文人士大夫的赏识和赞誉及游京华访名师、创作书法的情形。怀素创作此帖时，正当他的壮年，也是他的书法已臻至佳之境的时期。所以，此幅作品写得洒脱不拘，字字飞动，瘦硬通神。应当说，这幅狂草，有“狂”的一面，但不是那种“酒酣兴发”的作品。作为自叙，文是比较长的，或者是要有一个草稿的，至少要打好腹稿再写。所以，这幅作品，应当说是他在比较冷静的状态下写出来的。要说“狂”，也只是运笔的迅疾和艺高胆大的“狂放”而已。这种运笔如飞的“狂放”挥洒，所造成的效果，是书写合于法度之内又出乎意料之外的运笔与结体的奇险动人之趣。戴叔伦的诗所言“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时”，正是这种效果。用许瑶的诗“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洒半无墨”来理解《自叙帖》的艺术性，可以说是恰倒好处。拿张旭的狂草与怀素相比，在“狂”这一点上有其共同之处，而张旭书肥，怀素书瘦，则是其异。张旭书肥故显示出一种“雄奇”之美，怀素书瘦，所表现的则是一种“矫捷”之美。
《自叙帖》于矫健迅捷中，还让人感到一种出家人不染尘俗的精神境界的存在。前人论《自叙帖》多谈到帖中近700字无一不中规矩，又多变化，运笔乍开乍合，欹正相生。通篇看，文字大小错落，左呼右应，全出天然而毫无做作之态。这其实是只看到了他的表面。实际上，这种外在的变化除了有他的深厚的艺术功力作基础外，更与他书写时的感情起伏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读《自叙帖》起首数行，怀素写得是相当规矩的，这是他平静心情的自然流露，及写到当代名公对他的赞誉，自然是愉悦的心情流露笔端，运笔开合变化也随之加大，再写到颜真卿对他的指教和评价，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种庄敬之情。所以字虽草而显端劲；再往下，我们突然看到一个奇大的“戴”字，大到几乎占了三行的位置。这个“戴公”就是对他奖掖有加的书法知音戴叔伦，在怀素心目中显然有着特殊的位置。所以运笔至此，禁不住精神突然为之一振，而大书一笔！但妙在此字虽大，却并没有让人感到不和谐，反而更见其章法之美，这是何等‘心手相应’的神奇之作！
人言怀素“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钱起《送外甥怀素师还乡觐亲》）好象怀素狂草的“神奇”，必须借酒方能够得到。这其实是一种误会，他嗜酒成癖，酒后进入一种浑然忘我的境界，固然可以创作出书法的神妙效果来，所谓“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但他是出家之人，自有一种不受世俗礼法约束的精神自由，世俗人所谓的“狂”不过是他精神自由的一种表现而已，世俗人所理解的在酒醉之中才敢有可原谅的越出礼法的言行，在他也不过是一种精神自由的表现而已。出家而挚着于书法一艺。怀素还要接受什麽礼法的拘滞？所以世俗人所说的“狂”与不狂，醉与不醉，在怀素都是一样的，他的精神永远自由。所以也可以说，他自始至终都是在一种“狂”与“醉”的状态中。有《自叙帖》的存在，我们应当能够理解这位“狂素”了。
怀素的《食鱼帖》是其特别值得一述的书法名迹。此帖8行56字，据说是他的晚年之作。用笔较舒缓，且带方折之意。别是一种狂放老练之态。更可奇的是此帖自述云：“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这位佛门弟子，“不拘细行”到了不吃斋不礼佛的程度，是何等“上人”？当然，唐代佛教分南北二宗，南宗不禁酒肉，所以他在零陵食鱼，或属正常。但到了长安、洛阳，“和尚吃肉”自然是要被“常流所笑”了。这样看来，世俗人看他是出家人，出家人看他有不象出家人，怀素是生活在何等境地中？他一生都生活在书法的太虚幻境中。继张颠为“草圣”，当之无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