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允修史秉正义 |
| 邓忠强 |
| 北魏时期，太武帝拓跋焘命司徒崔浩和著作郎高允共同撰写国史。书中比较真实地记录了拓跋氏祖先的言行。崔浩仗着自己受魏帝的宠信，擅自作主将史书刻在石碑上，并把石碑竖在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借以标榜自己的修史功劳。 这事立刻遭到了皇室贵族的攻击，引起了朝廷轰动。由于国史里记载了北魏皇室先世在奴隶制时期的野蛮政治文化风俗等史实，一些天皇贵胄看了觉得脸上很不光彩，又认为将史书刻石树碑，公之于众，弄得天下皆知，不是存心出皇家的丑、往帝王脸上抹黑吗？他们个个气急败坏，纷纷向皇帝告发。拓跋焘闻讯后也极为震怒，认为崔浩等人是在“暴扬国恶”，不可饶恕，遂下令把写国史的一批人统统抓起来，要治他们的死罪。于是，一起“国史案”骤然兴起，崔浩首当其冲，其他众多参与修史的史官写手们也被牵连其中…… 著作郎高允自然也在“罪臣”之列。他当时正担任太子的老师，太子得知这个消息，想极力为他脱罪，便进宫对皇帝说：“高允这个人向来小心谨慎，而且地位卑微，国史这个案子全是崔浩的事，请陛下赦免高允的罪吧。”拓跋焘不置可否，当即召高允进宫问道：“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和崔浩共同撰述《先帝记》和《今记》，但是崔浩管的事多，不过抓个纲要，“至于著述，臣多于浩”。高允没有打算“金蝉脱壳”，而是根据事实厘清各自应负的责任，毫不隐瞒，绝不讳言。可是太武帝听了，心想你高允写的比崔浩还要多，禁不住恼怒万分，转过头对太子说，高允“罪甚于浩，何从得生”！ 太子无奈之下，只得对太武帝撒了一个谎，高允官卑职小，现在见了陛下害怕，所以才“逆乱失次”，胡言乱语的，我先前问过他几回，他都说是崔浩所为。太武帝又半信半疑地问高允：“是这样吗？”显然，太子是想暗示高允，你老先生只要顺着我的竿子爬，把责任全部推到崔浩头上，准保没事。谁知高允却回应皇帝说，太子适才所言是想救微臣的命，其实，太子“实不问臣，臣亦无此言”。一下子当面戳穿了太子编造的假话！太子哭笑不得，尴尬不安，心里为高允捏了一把冷汗。 然而，太武帝渐渐有了一些感动，暗自赞许高允的刚毅正直，怒气也消了。他对太子说，高允“临死不易辞”，死到临头都不说假话，真是忠贞可嘉，我赦免他的罪就是了。 高允总算逃过了一劫。然而，风波并未止息。太武帝又审崔浩，崔浩吓得面如土色，“惶惑不能对”，毫无一点大丈夫之敢作敢当的气概。拓跋焘一怒之下，命高允起草一道诏书，要将崔浩等人满门抄斩。史书上说：“帝命允为诏，诛浩及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眼见那么多人即将赴死，高允回到官署，握着好似千钧重的笔，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皇帝派人连连催问，他又要求进宫再次面奏。 照常人看来，高允好不容易才侥幸免罪，为何还要多事？原来，他认为崔浩罪不当死，自己不能袖手旁观，决计为他据理力争。进宫后，他对皇上说：“我不知道崔浩是不是犯了什么其他的罪，如果仅仅因为写国史而触犯了朝廷，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啊。”好一个高允，竟敢为他人直言抗命，真是难能可贵！可是这一下太武帝不乐了，你这家伙太不识相，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于是吆喝一声，叫武士把高允捆绑起来。高允又一次自蹈死地，后来还是太子为他再三恳求，拓跋焘气色缓和过来，才又把他放了。 过不多久，太子责备高允说：“一个人应当见机行事，我一心想替你开脱死罪，可是你反而触怒皇上，差点丢掉性命，每每回想当时情境，我还心有余悸。你先生啊，真倔！”高允不愠不火地解释道：崔浩私心重，做了刻石的错事，但是，记载帝王活动和朝政得失，这是为史之大体，并没什么错；再说，事实上国史是我和崔浩共同修撰的，出了事，怎能全推给他呢；殿下一心想救我，我是十分感激的但是要我为了活命说违心的话，我是不能这样干的（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一番肺腑之言，让太子为之动容，激动地对高允赞叹不已。 这件“国史案”发生在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五月，到了六月，崔浩还是被诛杀，崔氏同族无论远近，甚至包括其姻亲在内，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在皇权大于天的时代，崔浩该不该杀，当然由皇帝说了算，但因崔浩而株连其他人，就不仅是崔浩个人的悲哀，而且是专制制度造成的悲剧。太武帝说：“无斯人，当有数千口死矣。”要不是因为高允直谏，拓跋焘还准备杀掉几千人，可见高允的刚直无畏、诚实无私，使这位皇帝多少有了一些感动和顾忌，才使得成百上千的无辜者免遭株连。 话说回来，当案情已到了危及个人生命的严重关头，高允依然处变不惊，坚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敢讲真话，绝不自欺欺人、违心以求自保，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多么了不起！想想一千多年前的这位古代官员，能够这样襟怀坦荡、无私无畏地求实崇真，勇担道义，现代某些惯于明哲保身、诿过卸责的人，真该脸红心跳！从这起震惊朝野的“国史案”（见《资治通鉴》卷125）中，我们当然不止于看到一种维护历史真实的直笔修史精神，更当思考如何为官做人，才能不愧先贤、不愧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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