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垮戊戌变法的“最后一根稻草”

提要：1898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再次训政，戊戌变法失败。从前，人们大多以为政变是因袁世凯告密而起，但后经考证，原来竟和袁世凯没有关系。那么，到底是什么最终让慈禧下了政变的决心呢？

光绪帝的密旨

1898年农历八月初三晚上，谭嗣同在康有为等人的嘱托下，到北京东城报房胡同的法华寺，面见袁世凯，请袁杀荣禄，并派兵入京，一部围颐和园，一部入宫。袁世凯对此只是虚词应对，并没有给予直接、肯定的回答。因为他心里清楚:“北洋军有四五万人，本军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更严重的是“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起兵勤王根本没有胜算。

但谭嗣同言之凿凿，说是奉了光绪密旨，袁世凯觉得难以置信，但也不敢完全不信。因此，在初五日面圣请训时，他才会对光绪帝隐晦地说:“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后来光绪帝的密旨面世，他是让维新派想办法，既能推动变法，又别让慈禧太不高兴，根本没有要求起兵勤王的意思。

杨崇伊的折子

就在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同时，慈禧在颐和园看到了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呈上的《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折中罗织罪名，特别提到来华观光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很可能会留京参政的传闻，这引起了慈禧的高度关注。

此时帝后政治关系已相当紧张了。维新变法后期，京师闲散衙门被裁撤了十余处，以致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七月十九日，光绪帝又因礼部阻挠主事王照上书，盛怒之下，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职”，士林惊恐，抵触情绪陡增。因此，在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应诏到达北京之前，以推动慈禧太后出来“训政”为形式的政变，已经进入了秘密策划阶段。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和庆亲王奕劻，以及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而真正出面奔走联络、打头阵的则是一些言官，其中坚人物就是御史杨崇伊。

读过杨崇伊的折子，考虑到光绪帝初五日将在西苑召见伊藤博文，慈禧担心光绪一时兴起作出难以挽回的决定，遂当即下令:“本月初四日皇太后回西苑，初六日还颐和园”。西苑就是今天的北海、中南海一带，那时是毗邻紫禁城西侧的皇家园林，也是皇帝召见王公大臣和接见外宾的地方。慈禧决定初六日返回颐和园，也说明她此次回銮的目的并非针对光绪，因为光绪预定初十日才会去颐和园。慈禧一路上休息了两次，换了两次船、三次轿，还到万寿寺去烧了香，连歇带逛，完全没有赶回紫禁城发动“政变”的样子。

八月初四日下午，慈禧抵达西苑，京中一切平静。

杨深秀的折子

初五日早朝，光绪帝首先接到了御史杨深秀的奏折，建议他引进人才，比如聘请英国牧师李提摩太、东瀛名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官；奏折还提出要与英、美、日三国“合邦”，也就是建立四国同盟(或联邦)。

这篇奏折是康有为起草的，维新派精确计算了时间，特意赶在中午伊藤面圣之前将奏折交到了光绪帝手里。光绪帝对该折仅下旨“存”，并于当日呈送慈禧太后。

杨深秀此折，坐实了杨崇伊“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如同)拱手让人”的警告。慈禧阅后，终于下决心临朝训政，并改为初十日与光绪帝同返颐和园，也就是说，光绪帝不再有单独执政的机会了。

这份奏折，堪称压垮戊戌变法的最后一根稻草。

袁世凯事后告密

慈禧于初六日早朝开始第三次训政。御史宋伯鲁不明就里，按维新派的预定计划呈上康有为起草的另一份奏折，更明确地要求四国“合邦”，共管“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并提出以李鸿章、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四人来共同商议此事。慈禧大怒，当即将其革职，永不叙用。慈禧当日即直接下令给步军统领衙门，缉拿康有为、康广仁，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史称“戊戌政变”。

很明显，慈禧发动政变并非因为袁世凯告密，否则，游说袁世凯起兵造反的谭嗣同不可能不在缉拿之列；而且，两康所涉罪名也较轻，完全不像后来处斩六君子时的定性:“心存叵测，广结党羽，大逆不道，罪不容诛。”

袁世凯初五日早朝面圣请训之后，乘坐11点40分的火车出京，于下午3点到天津，立即去拜见荣禄，但心存犹豫，依然没有告密。次日上午，政变已经发动，荣禄过府来看袁世凯，袁世凯这才将谭嗣同怂恿他起兵的事说了出来。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才知道了兵变围园的密谋，遂于初九日下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

1898年农历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被处决。他们的罪状中，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这当然要归咎于袁世凯了。

(《人民政协报》10.17马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