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辛亥革命的意义是非凡的，它终结了古老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成为国人人人标榜的“正确口号”。
但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钳制思想的制度与文化依旧存在，奴役自由的权力与意志仍在作祟，于是才有了后续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武装革命......
然而，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任何人都没有料到，庞大的清王朝竟会瞬间崩塌。那些原本支持清政府内部改革的君宪派，一再被清政府欺骗而失望，于是在革命爆发时顷刻倒向革命，清政府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与其说是革命派推翻了清王朝，不如说是清政府在以下四个层面“自掘坟墓”，将革命者一步步请进了家门。
▌没有看到“经济奇迹”背后的危机
清政府的第一次改革，是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诞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化工厂，轮船、电报、铁路、矿业以及民间资本的兴起，让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军事实力明显提升。甚至一些学者将其誉为“晚清经济增长奇迹”。
然而，清政府并没有看到“奇迹”背后的危机，没有意识到没有制度变革的支撑，经济变革是无法长久的。
他们将暂时的稳定美其名曰“同光中兴”，将新建的北洋舰队赞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八”，沉溺于暂时的进步与成就，仍旧深陷在帝国的迷梦中，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全盘破产。
而正是在甲午之后，孙中山等革命者彻底对晚清改革失望，于1894年底组建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
▌极端排外的情绪高涨
从洋务运动开始，改革派就在与强大的保守力量抗争，然而当国人的视野刚刚开阔一角，就立马退缩到狭隘且日益高涨的排外情绪中。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极端的排外情绪不仅在民间泛滥，还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与鼓动。
本在山东一隅汹涌的义和拳，在清政府的支持下瞬间席卷北方，最终酿成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惨剧。
义和团之乱，让更多士大夫和革命者看到了清政府的愚昧，脱离清政府的声音越来越高。
在内部，李鸿章、张之洞主导下的东南各省一度宣布中立于清政府之外；外部，孙中山顺势发动惠州起义，起义者一度发展至数万，革命势头迅猛。
▌将真正的“改革者”排斥体制之外
如果说洋务运动只是一场虚假的改革幻梦，那么甲午之后开启的维新变法则是第一次触及制度根本的改革尝试。
然而，百日维新三个月便夭折，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以至之后的清末立宪派提出更进一步的设立国会、制定宪法的主张后，只是遭到清政府的一再拖延与欺骗。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真正的改革者必然触动当权者的利益，也必然会遭到当权者的拒斥与迫害，正如历史学者雷颐所说：
“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这种体制外的力量一定要用暴力从根本上打破推翻旧体制。”
于是，革命便爆发了。
▌对传统中国政教与文化的过度迷信
洋务伊始，人们大多相信中国的政教制度是优越且完美的，我们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即可。
可当甲午迷梦惊醒之后，除了极少数清醒者，大多数人仍旧认为中国的政教制度具有不可撼动的神圣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仍旧大行其道。乃至清末政府宣扬接受“立宪”的理由，都是“可以保清室帝制万世不变”。
以至于任何改革尽管名目花样众多，最终都成了“新瓶装旧酒”，触及不到根本，打破制度神圣性的重任只能交给革命者。
正如雷颐所说：“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不只是终结了皇权专制，而是让制度层面的中国特色论破产了。”
正是由于有着以上种种盲目的自信与迷信，清王朝才一步步走向绝路，最后毫无征兆地瞬间倒塌。其实历史的征兆早已展现，只是上位者视而不见罢了，而当当权者甘愿自我蒙蔽、自我欺骗之时，只有革命的炮火才能唤醒他们。
以上关于晚清政府的种种盲目认知，总结于雷颐老师《帝国的覆没：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困局》一书。
本书中，作者从“传统天下观—现代国家观”“技术进步—制度落后”“改良—革命”三个维度出发，深刻揭示了晚清中国国家与社会转型的多重困境。然而，这一困境不仅存在于晚清，更存在于辛亥之后的百年历史，乃至牵涉到当下的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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