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见到监控，方方的、帽檐突出的探头，小孔一样的隐形摄像头，就想着问候一声奥威尔。他一定被烦透了，只活了44岁，也许来到地下还咳个没完，可地上的人们依然时不时提他的名字，“奥威尔式生存”，“奥威尔式国度”，说得好像他是个什么灾星似的。
但奥威尔给我热血，鼓励我强大，是他告诉我，人越是强大就越会恐惧，因为他总能率先认出威胁自由的力量，他将被恐惧所保护，而大众则仰仗麻木的神经活着。《一九八四》，这阴郁而充满恐惧感、不给希望留一点点活口的小说，恰恰让人勇敢；奥威尔征收恐惧，熔炼成克服恐惧的力量。
我曾也是那個懼怕先知的人。我讀的那本《一九八四》，字扁扁的，那情節也彷彿被到處壓著一樣，看得我憋氣不已。怎麼可能，一個國家怎麼可能在一個無所不在的獨裁者的無所不在的監視之下運轉呢？怎麼可能有像茱利亞那麼積極的眼線，為了養肥一條大魚好拿它去給主子邀功而主動送上身子呢？這樣的事情怎麼可能發生？我斷定，奧威爾是在一種極端的心境下寫的這本書，他要找個渠道把一肚子的負能量吐出去，還要吐成一個有模有樣的造型。
我至今都这么认为，以至于每次接触到奥威尔的其他作品，就忍不住推荐给别人——它们为我消磁，消《一九八四》的磁，更消《动物农庄》的磁。我看透了《动物农庄》的恶毒，奥威尔将猪设定为独裁者——为什么不是马，不是狗，不是牛？还不是因为猪的形象最差，所以读者很容易接受书中的暗示，即独裁者就是些脑满肠肥、一肚子坏水的主儿。就这么简单吧，你最惧怕什么样的人，就会把现实中口碑最差、形象最差的生物安在他的头上。
可爱的奥威尔不在他“反乌托邦”时发生。可爱的奥威尔来自他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在《巴黎伦敦落魄记》里，他写了自己在伦敦收容所里被赶着检查身体的经过，细节毕现，夹着总是那么到位的议论：“我们赤身露体，战战兢兢地在走廊排好队。你想象不出我们看上去多么狼狈不堪，站在那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流浪汉的衣着很寒酸，但掩盖了更糟的事物。要了解他真实的、毫无掩饰的一面，你必须看到赤身露体的他。看着他那双平足、鼓胀的肚子、干瘪的胸膛和松弛的肌肉——各种孱弱的体格特征你都可以看到……有两个人绑着疝气带，至于那个七十五岁的木乃伊一样的老头，你不禁会怀疑他能不能每天赶路。”
他的「你」總是出現在恰到好處的地方：「你想象不出」，「你必須看到」，「你不禁會懷疑」。人稱的轉換不僅僅是為了拉攏讀者——不僅僅是！他追求全面審視自己，所以總在以腳跟為立足做360旋轉，以自身為對象作遠遠近近地審視：「你」來了，你看看我，再想想自己。難怪奧威爾不論是寫別人還是寫自己，都帶著某種收容所式的無情，某種特別乾燥的幽默感，剝下皮囊，露出原形，讓人回歸他原本的、也是十分可笑的樣子。
毛姆说过：当你自谦时，你乐于看到别人的表情，但当别人把你自谦的话当真，你就要火冒三丈。我曾想，我是不是常常因为一个人过得很惨才开始喜欢他，我是不是太容易相信那个低微的奥威尔了？关于收容所经历，除《巴黎伦敦落魄记》外，我后来又在他的一篇随笔中重温了一下，我发现，让我喜欢他的并非惨状本身，而是他那种独特的文字输出。
那些文字，可不是一个仅仅在收容所里呆过一下的人能写的，也不是一个仅仅想揭露一个外人不了解的世界，或者仅仅想表示对穷苦人的同情的人会去写的。它们写现实，却凭着一副不经意的样子，夹枪带棒地把很多东西都给撂倒了。奥威尔冷酷无情，但又满怀深情，虽然他把人写得又滑稽又可怜，“一半人早就该进医院”，可看见“我脑海里永远抹不掉那两三个人的形象”时，我相信他动了感情。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第一页，奥威尔描写一名意大利民兵，同样是这种锋锐毕现的风格，让人感到，他之所以难忘此人，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全貌：“他干得出杀人的事情，为朋友愿意两肋插刀”，“既正直坦率，又凶残暴虐”。接下来，奥威尔用同样狠辣的标准对待自己：同民兵握手后，他感叹“对一个陌生人你会感受到那股情谊，真是太奇怪了！似乎在那一瞬间我和他的心灵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结为了亲密伙伴。我对他颇有好感，希望他也对我有好感。”紧跟着理性登场：“我知道，如果我要保留对他的好感，我就不能再和他接触。”
这种内心戏，忠实地、一点一滴地勾勒内心所有变化的笔法，简直太残酷了，哪里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让我彻底迷上了奥威尔，他那洞察一切并述说一切的雄心令我激动不已，这个“一切”既包含别人又包含自己，既包含现在，又不放过哪怕仅仅一秒钟前的过去。在他这里，没有一种情绪是可以豁免于反省的，相反，立场和倾向性降低到了零。在巴塞罗那，佛朗哥的军队占领了全城，奥威尔看到这些“敌人”训练有素，军容远比乌合之众的共和军齐整，便“忍不住喜欢上了他们的样貌”。这就是一种完全不受左右的、沉迷于自身的视角。他脑子里未必有“客观中立”这四个字，可他自觉地对一个东西作远近高低的观察，因此，每一次作为当局者讲述了现场后，他还要去想象在场的其他人：
「當我回首往事，在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的是當時無意間接觸的一些人，是我突然間向那些沒有參加戰鬥的人投去匆匆一瞥——對他們而言，整件事情只是無意義的騷亂……」
別來無恙，奧威爾。你的記憶有沒有過載？這世上還有沒有一個人，是你不能從其身上找出互相矛盾的品質來的呢？殺人如麻卻忠肝義膽，正直坦率又凶殘暴虐，小肚雞腸又大大咧咧。而在看到這些之後，你又如何在你的世界里安放自我？
自我浮现了，在散文名篇《射象》里：“在下缅甸的毛淡棉，我遭到很多人的憎恨——在我一生之中，我居然这么引起重视，也就仅此一遭而已”。——第一句话就是奥威尔式的“卖惨”。“一生”，“仅此一遭”，别人使出这种夸张的表述手法，我就抹头不看了，心知此人有问题，要么心智要么表达，两者至少居其一，可为什么奥威尔总能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振奋？
总是在书写个人惨境——包括内心那抑扬不定、反复纠结的感情——的时候，其貌不扬的奥威尔变成了一个魅力四射的人。“惨”就搁在那里，但是，他不卖，仅供参观与体会。从他的传记里，我看到他短短的一辈子里没有多少真正快乐的体验，而个人条件也不允许他快乐：身体羸弱，住房局促，手头拮据。早年的另一部小说《让叶兰继续飘扬》，被提及率应是比较低的，书中的主角，戈登，深味出身贫寒之苦，性格被严重扭曲：
「一個大人是很難想象當一個孩子懂得貧窮的含義後，勢利會對他的心靈帶來多麼大的痛苦。在那些日子里，特別是在讀預科學校的時候，戈登的生活就是在不停地偽裝，騙別人他的父母很有錢……戈登最擔心的就是父母來探望他。那時候戈登還是個信徒，總是祈禱父母不要到學校來，尤其是他的父親，他是那種讓你無法不覺得害臊的男人，面容蒼白沮喪，弓腰聳肩，穿著寒酸過時的衣服，看上去就是個憂鬱無聊的失敗者。」
有些人一旦寫作，就借助「字遁」，與他所描述的對象脫開了關係，彷彿所寫的都與己無關；可是奧威爾不管用第幾人稱寫作，述說的都是自己最誠實的所想，這種誠實的徹底性經過了個人的反復核驗，經得住內與外審視，容不下半點鄉愿和半點欲言又止的保留。
他一生的致命傷，就是沒錢。錢這種東西最可惡的地方就在於，你必須擁有很多錢，才能蔑視它，否則你就是在自欺欺人：一個吃了上頓沒下頓的人，愣說自己視金錢如糞土，誰信呢？而權力就不同，你不必先擁有權力再蔑視它。權力的名聲一向很臭，蔑視權力，有時甚至可以成為人自我提升的手段。我覺得，正是當奧威爾在金錢、物質等方面長期困窘，他才釋放出了有毒的想象力去諷刺政治，作為一種遷怒和發洩。
可愛的奧威爾和令我敬而遠之的奧威爾，哪一個更接近真實的他？為什麼《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里總在為普遍人性感到悲憫的他，到了《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時，卻開始「站隊」，採取了某種陣營立場？過去，我也受俗見的影響，以為「反烏托邦」不過就是站在「自由世界」的一邊反蘇罷了，因此，我拒絕承認書中所寫的那些事情有可能成真或者已經成真，甚至覺得，他在1944年寫出的《一九八四》，未必是基於極權引起的憤怒，反倒是書出之後，沒准其中的想象還啓發了極權的手段。
然而，拒绝承认，并不能阻止我想起它。虽然“老大哥”不太可能存在，但那些企图控制人的力量从未缺席，而且还越来越被我所感知到。控制总是以安全的名义进行的，似乎无可辩驳，可是，当我们的社会因为电子化、互联网化而催生种种新的便利的时候，一种随处都有“后台操作”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了：需求是人制造的，选项是人提供的，舆论是人影响的，让你知道什么和不让你知道什么，统统依某些人的意愿为转移。在这种控制中，没有具象的独裁者，也没有肉体折磨的胁迫，温斯顿们不再遭到非人的折磨，而是自愿接受改造。
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閱歷，才能和奧威爾重逢，需要不被任何寵辱所馴服的熱血，才能在重逢的時候說一聲：「奧威爾，別來無恙。」倘若說「憤怒」一詞有點文青兮兮，有點虛張聲勢，那就改成「恐懼」吧——每個人都該學會恐懼，認出那些擠入我們日常的工具、設施、制度、機構的足以令人警惕的本質。
《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反对的其实是控制人的企图，尤其是前者，当注意到农场里的动物是在推翻了人类的统治后开始建设自己的新社会时，我觉得，我终于明白作家究竟为什么心如死灰了：他看到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控制欲，在每一个社会形态里都恒常如新。而《一九八四》的缘起，则跟奥威尔在战时接受的洗脑训练有关：1941年8月8日起，他当了一名BBC海外节目的助理播音员，为此读了不少战时宣传册，不用说，从头到尾都是颠倒黑白、玩弄词藻、引导舆论的内容。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里那種讓我激動不已的公平意識——對每一個陣營保持同等力度的批判，對每一種宣傳保持同級別的蔑視——是奧威爾血液里流著的東西。他為英國效力，卻同等地唾棄一切利用權力來行洗腦之事的行為。在他的《日記》的弁言中，編著者戴維森指出，《一九八四》里折磨溫斯頓的「101房」，其原型並不是某個蘇聯的勞動營，而正是BBC海外東方部的會議室。這可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處在戰時的特殊情境里，但奧威爾卻據此想象出了一個可怕的未來社會，寫這樣的小說，對其個人而言，只會致郁，根本沒有借此發洩、報復的可能。
這兩本書都沒有得到激賞，尤其《動物農莊》，英國讀者很不高興，他們覺得天然的優越感被毫無理由地打擊了。果然是先知的命運，活著的時候沒幾個人愛他，多數人都嫌他總發驚悚之論，不願去看到事情的「積極面」。這個不快樂的人也很知趣，匆匆地過完了不快樂的一生，就此閉口不語，讓後人從他留下的文字裡找尋啓迪，獲得內心強大所需的養料。我就是這些後人中的一個，經歷了一個從不理解、排斥到深深感激的過程，感激他帶給我恐懼的能力，然後，通過看清每一個被監視和被宰制的時刻而向著強大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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