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1933年3月28日－2019年2月24日）
生于北京，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我有个特别英俊的朋友，念书时住在我隔壁。那时经常有校花系花出入我的寝室——当然不是来找我的，是来打听我朋友的。他读书极用功，为人也极正派，洵洵然古之君子也。天道酬勤，后来他去了北京，跟随李学勤先生学习古文字与考古。
李学勤先生在年轻时的我们心中，是个神一样的人物。我们震惊于他的广博，笔触所及涵盖上古史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善于抓住重点，解决的都是关键问题。他的文章简洁大气，寥寥数笔就能把问题讲清，读之可医迂绕之病。他外语好，这一点在他们那一辈文史学者中，是个弥足珍贵的长项。七十年代末国门甫开，李老就结识了众多汉学家朋友，起到了中西学术桥梁的作用。前些年我翻译倪德卫（David S.Nivison）的遗稿，倪先生就是李老的老朋友，虽然他们在学术上有根本的分歧——倪先生后来在《纽约时报》上批评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轩然大波——但据李老的另一位老朋友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先生说，他们的私交并未受到影响。
《走出疑古时代》，代表作之一，也是争议之作
李老的贡献之大，要用一本书才能讲完。李老早年搞过哲学，懂得不同学问要有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他的广博是有体系的。比如，李老在深厚的考古学基础上解读古文字，见解自然高人一筹。让多种学科互相映照、相得益彰，我以为这正是李老学问最为卓绝之处。
不过，就像光芒万丈的太阳也有太阳黑子，那时候我也听一些口气比较大的同学说，李老写文章，每过三年就要颠覆自己先前的结论，经不起时间考验。我水平太低，不知道他们说的对不对，但我总觉得，要否定一位光芒万丈的老前辈，至少自己也要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否则很有可能沦为网上随处可见的黑子。太阳有无数黑子，太阳系却只有一个太阳。
李老为人和蔼，乐意提携后进，这在业内是出了名的，只要看他为晚辈新秀们写了那么多序言就知道了。我听一位朋友说，李老每天晚上都要陪太太看电视剧，一集不落，可见李老不是个苦行僧式的学者，play hard， work smart，这件轶事告诉我们，学术生活需要调剂，不要一味苦学。我觉得这一点对博士们尤其有参考意义，毕竟已经发生了不少悲剧……
我认为李老是当代为人治学的楷模。很多老师喜欢向年轻人强调学者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仿佛一旦做了学问，就像出了家一样，和世俗走的是两条道路。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认为“神圣”根本就不是一个现代观念。在现代社会，所有的职业，只要法律允许，没有高下之分，更无所谓神圣与否。我也很不喜欢把老师称为“圣职”，这个词大概来自日本，带着一股浓浓的中二气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会光魔法呢。这种无限拔高，只能招黑，从前被称作“圣职”的教士修女招了多少黑，看看《十日谈》就知道了。我以为学者也好，老师也好，都只是百业中的一业，都要遵守相同的法律和各自的行业规矩，而且有好有坏，一如他业——有好老师，也有坏老师；有好学者，也有坏学者——并不因为你是个老师或学者，就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坏，决定你好坏的是你个人的品格和能力，而不是你的职业属性。这也意味着，世俗的评判标准同样适合老师和学者。
也许是因为部分学者的自我特殊化和部分世人的刻板印象，很多人用不同于世俗的标准评判学者的为人，目中无人、口无遮拦、性格乖僻、傲慢无礼等等都成了学者性格真率的表现。学术追星族们津津乐道民国学者们的奇闻异事，仿佛学者之所以为学者不是因为他们的学问而是因为他们的古怪，于是学者成了世人心目中的奇行种。但据我的经验，那些性格暴躁、脾气古怪、吹毛求疵，动辄鄙视的学界中人，并不比外人更有赤子之心，他们只是单纯的情商低下而已，一遇上事，其中多数人的底线都很低，还有一些根本没有底线。
所以我觉得李老这样的学者在当代更有典范意义。他的学问博大精深，但在为人上，却没有所谓“学者”的特殊，而具备世俗的美德，通达、宽容、和蔼、谨慎、乐于助人。有人批评他事事说好，没有原则，但我以为这恰恰说明他善于体谅他人。我曾听说过一些所谓的“严师”，其实学问也就那样了，对待学生比灭绝师太还狠，打着学术之名各种刁难，没有丝毫同情和体谅，相比之下，李老这样的“事事说好”，是何等的可贵。
李老去世后，不少师友撰文怀念，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一位老师发的朋友圈。他是这么说的：“有人说李先生没有原则，啥都说好，其实这才是李先生的大智慧，是久经磨难、勘破尘嚣的大智慧，是建立在深知生活不易，做学问艰难的理解和同情上的大智慧。”我很同意这话。
李老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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