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与奥地利学派

按：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是一位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20年5月22日去世，享年87岁。

虽然威廉姆森不是奥地利学派中人，但是他对奥派思想怀有善意，特别是他很赞同哈耶克对隐性知识和市场竞争的理解，他的“资产专用性”概念提升和扩展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他的企业边界理论几乎一手取代了产业组织和反垄断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完全竞争标准模型。他同时是一个务实、严谨，讲究实际的经济学家，他首要也是最主要关心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宁选择理论的清晰和现实的相关而非数学形式的优美。因为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的著作值得奥派认真研究。

开启黑箱

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或者是生产可能性集，是一个“黑箱”，它将投入转变为产出。给定现存的技术水平，投入要素的价格，以及需求水平，企业的货币利润最大化目标受到的约束是它的生产计划必须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企业被模型化为就像一个独角戏演员，面临一系列并不复杂的决定：确定产出水平，每种要素需要使用多少，等等。当然，这些“决定”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决定；它们不过是隐含在基本数据中的一些琐碎的数学计算。简言之：企业是一个成本曲线集，“企业理论”只是个微积分问题。

威廉姆森抨击这种企业概念，他把这种观点叫做“作为生产函数的企业”。基于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和“契约”方法，威廉姆森认为最好把企业看做是一种“治理结构”，是在各个代理人之间组织一系列契约关系的手段。因此，企业由一个企业家¬¬—所有者、他所拥有的有形资产，以及一系列雇佣关系所构成，这是一种现实的而且与奥地利学派完全相同的观点。威廉姆森强调“资产专用性”——一种资源专用于特定贸易方的程度——作为企业边界的关键决定因素，而将企业边界定义为企业内部的一组交易集（或者换种说法，企业家所拥有的资产集）。更一般地来看，他认为企业家会选择一种他认为最适应环境的组织形式，可能是一个松散的小企业网络，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或者一个特许经销网、联盟、联合经营；或者一个庞大的垂直一体化企业。

一些奥地利学人追随艾智仁和德姆塞茨（1972）的观点，认为科斯和威廉姆森宣称企业不是市场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企业家用自愿同意取代了强迫，而且企业层级与自由市场并不是那么一致(例如, Ellig and Gable, 1993; Minkler, 1993a; Langlois, 1994a; Mathews, 1998)。我认为这是对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误解。确实科斯说过企业“取代”市场，企业家“压制”价格机制,威廉姆森说企业的出现克服了“市场失灵”。但是他们的意思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说企业不是市场的一部分，认为市场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比政府计划更无效，或者任何之类的想法。而且，威廉姆森并没有在通常的左翼干预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市场失灵”一词，而只是表示现实世界的市场并不是如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那样“完美”，这就解释了企业为什么要存在。事实上，威廉姆森在垂直一体化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做是对市场的颂扬。不仅企业是市场的一部分，更广义的说，我们在市场中看到的各类组织形式——包括大型的、垂直一体化企业——都是企业家认为所应采取的组织生产的最佳方式，而这正是企业家创造力的明证。

威廉姆森所说的市场、层级和混合型组织是可以选择的治理形式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他意思是企业和混合型组织不是市场的一部分？当然不是。科斯和威廉姆森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即在一个更大的市场背景下的各类契约或商业关系间的差别。这一问题仅是说是否这种雇佣关系不同于一个独立供应商的现货市场或采购计划。艾智仁和德姆塞茨（1972）曾提出他们著名的看法，认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两者都是自愿契约关系，没有“强迫”、权势等。科斯（1937）、威廉姆森、赫伯特·西蒙（1951）、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我自己的研究，以及大多数现代企业研究文献都认为有重要的、质的区别。科斯和西蒙强调“命令”，他们的意思仅是指受限的雇佣合同范围是可扩充的。雇主不需要对某天雇员应该执行任务A、B，或C而与雇员谈判；他只需要命令他去干就行了。当然，雇佣合同本身和其他所有合同一样，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谈判签订的。但是一旦合同签订了，它就和那种“将在第一天执行任务A的独立合同X”有了本质的区别。西蒙（1951）将这种雇佣关系的特征称为“权限区域”。威廉姆森强调的是法律上的差别，即解决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争议与解决企业间的、企业和顾客间的、以及企业和独立供应商或经销商之间的其他争议是不同的。格罗斯曼和哈特，以及我和尼古拉·福斯的研究强调资产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区别。如果我雇佣你用我的机器工作，我拥有使用这台机器的剩余控制权和收入权，而你没有，因此你使用这台机器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如果你拥有你自己的机器，而我雇用你和你的机器为我服务，那么你（这种情形是一种独立的合同）拥有这些剩余控制权和收入权，而这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很多方面。

尽管科斯、西蒙、哈特和其他制度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明确地借鉴奥地利学派思想，这种差别我们还是可以用门格尔区分orders 和organizations，或者哈耶克区分cosmos 和taxis来说明。科斯和威廉姆森只是说企业是一个taxis，市场是一个cosmos。这不是否认组织和企业内部有“非计划”和“自发”的方面，也不是否认市场中存在目的、理性、利用货币计算，等等。

资产专用性和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

如前面章节我们所讨论的，研究企业的黑箱式的方法主导了新古典经济学，使它忽略了生产中关键的组织细节。生产被看做是一个单阶段过程，要素会立刻转化为最终产品，而不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历经时间的推移和多回合中间产品使用的过程。资本被看做是一种同质性的生产要素。而威廉姆森强调资源是异质性的，经常被专用化，而且通常重新调配是要花成本的。他所称的资产专用性是指“用于特定交易的固定投资，这种投资的机会成本比其他最好的使用途径低得多，或者该投资被其他人利用，可能导致初始交易过早地终结” (Williamson, 1985, p. 55)。这描述了一系列的投资特定关系，包括特定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还有诸如研究和开发（R&D）与企业特定知识或能力这样的无形资本。像克莱因等人（1978）一样，威廉姆森强调“占持”问题也属于这类投资，合约安全保证(contractual safeguards)的作用就是保证这些资产的回报（克莱因等人把它叫做“准租金”）。

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集中关注不同类别的专用性，即在生产时间结构中某种资源专用于某一特定用途的程度。门格尔根据“秩序”提出了著名的商品特征分类法：最低秩序的商品是那些直接消费品。用于生产消费品的工具和机器位于更高一级秩序，用于生产工具和机器的资本品的秩序更高。根据他的理论，所有商品的价值由他们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决定（即它们的边际效用），门格尔指出较高秩序商品的价值由它所生产的较低秩序商品的价值给定或叫“转嫁”。而且，因为某种资本品自身就是由其他更高秩序的资本品生产的，这说明资本品不是同质的，至少从时间上来看它们被运用于不同的生产阶段。这不是说资本品之间不能替换，而是说替换的程度是受到限制的；正如拉赫曼（1956）指出的，资本品的特征是“多重专用性”。有些替代是可能的，但是要付出成本代价。

米塞斯和哈耶克运用专用性概念发展出了他们的经济周期理论。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关注的不是一个特定生产过程的专用化，而是一系列特定贸易方的专用化。他的目的是解释这些贸易方之间的商业关系（正常交易、正式合同、垂直一体化，等等）。换句话说，奥派关注专用性资产的专门使用，而威廉姆森关注专用性资产的专门使用者。但是明显两者都认为可能从贸易中获得收益。奥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可以通过考虑垂直一体化和长期供给关系如何能缓和或加重经济生产结构中信用扩张的影响来进一步拓展。此外，交易成本经济学不仅可以从生产的时间结构，还可以从柯兹纳（1966）根据主观个人生产计划——这种计划由追求利润的企业家（和彭罗斯1959年提出的企业“主观机会集”的概念）提出并不断修改——提炼出的资本资产的定义中获得养分。

垂直一体化、战略制定和充分利用

威廉姆森通常所讲的垂直一体化不是说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失灵”了，而是说在一种通常无法预测的方式上它们成功了、更富有了、更复杂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垂直整合型组织，即使当没有明显的技术协同增效效应时，也可能通过减少治理成本而提升效率。因此威廉姆森(1985, p. 19)将这一问题称为反垄断中的“非友好传统”，即企业进行非标准化的商业实践行为——例如垂直一体化、客户和领域限制、配合、特许经营权等等——是为了获取垄断收益。事实上，反垄断机构随着这类商业行为的演化变得越来越宽容，它们更多是基于个案的调查而不是对一类特定行为本身进行严格管制。尽管这种变化敏感地在芝加哥学派上反映了出来，他们宣称垂直一体化和管制并不会降低竞争，而不是宣称这种（制度）安排能提供合约安全保证(Joskow, 1991, pp. 79–80)，芝加哥学派对垂直一体化进行管制的主张很大一部分依赖（尽管不是明确的）交易成本来解释（Meese，1997）。在这个意义上，威廉姆森的研究可以看做是对完全竞争模型正面的攻击，特别是当运用于对反垄断和监管政策方面的标准案例分析时。

而且，威廉姆森认为对于经理人来说，“充分利用”是“战略制定”的最佳方式。波特（Porter，1980）之后的商业战略方面的文献都趋于强调将“市场力量”看做是企业层次的竞争优势的来源。直接建立在老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之上，波特和他的同事认为企业应该通过建立进入壁垒、形成联盟、限制买方和供给方的讨价还价能力等等来限制竞争。威廉姆森在他1991年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战略制定、充分利用和经济组织》里反对这种战略定位方法，文中他（1991d）指出经理人应该通过选择恰当的治理结构专注于提高经济效率， 而不是专注于增强市场力量。在这他再一次指出，采取企业整合、与上游和下游伙伴合作、形成联盟，以及类似方式不但能使企业受益，消费者也能从中获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与完全竞争理论不同的地方是资源分配到最有利用价值的地方的市场过程，消费者获得全部收益（正如米塞斯强调的）。

尾声

从个人层面来讲，威廉姆森对奥派和奥派学人是抱着友好和善意的态度的。他鼓励学生阅读奥地利学派的文献（特别是哈耶克的著作，他自己就经常引用）。威廉姆森是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经济计算和组织的限度”，最初是在威廉姆森在伯克利的制度研究所提出的。威廉姆森并不同意我关于计算和激励问题之间的区别的观点，他认为（并且坚持认为）是代理成本，而不是米塞斯对计算的解释，能解释中央计划的无效。但是他的观点帮助我形成和修正了我对米塞斯和哈耶克文献的核心的理解。（并且，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亚力克·诺维【Alec Nove】那个学期正好访问伯克利，恰巧那天作为听众观看了我的答辩，并给了我很多参考和相反观点。）

威廉姆森知道我对奥地利学派感兴趣，曾建议我写一篇关于奥多学派、哈耶克对欧根和勒普克（Eucken and Röpke）的影响，以及它在塑造经济政策上的思想作用的文章。他警告我写这样的文章不利于找工作，但是鼓励我坚持自己的兴趣，不要随大流。最后我选择了一个更平淡的主题来写，但是从没有忘记他给我的忠告，并把这个忠告接着传给我的学生。（选自克莱因：《资本家与企业家》，谷兴志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