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说：
“罗马人征服世界用了三百年，我们征服世界只经过三次战役，而目前的世界比罗马时代扩大了一倍”。
我们知道，英国人在税权上的争执由来已久——英国革命中两场战争、一个国王被砍头，皆由此而起。所以，英国人对税权非常敏感。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确立了一个根本原则，即“无代表则不纳税”——税收必须由臣民的代表（下院）来决定。而北美的移民继承了英国人的这些观念。
当时的美洲移民在英国议会中，并无权委派代表，既然“无代表则不纳税”，而且此前北美人也确实不向英国纳税，所以，这个《岁入法案》立即引起人们的警惕，因为它违背了这条宪政原则——既然违反了宪政原则，那就是暴政的前奏。
1765年，格伦维尔内阁通过了《驻军法案》，要求殖民地为英国驻军提供费用与设施。这在美洲人看来会是怎么个情况呢？前一年刚刚“无代表而加税”于美洲，遭到反对，次年就派驻大军到美洲，是为什么？显然是要镇压反对意见，而且费用还要由当地人来承担，美其名曰是为殖民地人民维持秩序，防止暴乱。
而更要命的是，《印花税法案》中规定，违者须由海事法庭审判。这是美洲人最为痛恨的一个法庭，因为它没有陪审团，而且需要被告自证清白。我们知道后世美国确立的一项重要法案就是米兰达法案，就是禁止法庭要求被告“自证无罪”，严格维护无罪推定原则。所以，自由已成习惯的北美人对此简直无法忍受。
对于美洲人来说，他们的“自由观”其实就是英式的，其一是指财产权；其二是人身保护权。注意，财产权即物主对财物的自由处置权，这是个政治问题，决非经济问题；而人身保护权的背后，则是公正的司法制度。
如此，英国一连串的动作令美洲人觉得喘不过气，尤其是这个《印花税法》让他们觉得自由遭到严重侵犯——
第一，该法案违背“无代表不纳税”原则，因而是对财产权的侵犯；
第二，殖民地本土的法院被绕开，而被引渡到一个缺乏司法公正的海事法庭来审理，北美的法治遭到严重威胁。
北美人对此的反对相当激烈，以至于，该法案生效后仅一个月内，9个殖民地就派代表开会商议，通过决议：否认英国议会拥有课税于美洲的权利。此后，开始抵制英货，波士顿还发生了暴乱。注意，当固有的自由遭到威胁之时，发生暴乱实属正常，其罪其责不在美洲，而在于帝国当局的蛮横。美洲人视这种暴乱为理所当然，在他们看来，如果你原有的基本权利遭受侵犯，你还岁月静好视若无睹，那相当于说你是自愿接受奴役，活该！
由于美洲人的反对，英国政府发现，该法案实际上根本无法执行下去，因为运送印花税票的船只根本无法在美洲靠岸，负责分发税票的工作人员也因担心遭到美洲人的报复，纷纷辞职。
转机出现了——
此后，格伦维尔内阁倒台，罗金厄姆勋爵接任首相，保守主义的重要先驱艾德蒙·伯克作为其重要智囊进入下院，并成为辉格党的首席政论家。新内阁决定，撤销《印花税法》，同时保留一个《权利申明法案》，以明确英国对美洲的主权。这相当于是明确告知美洲，尽管英国拥有主权，但并不会轻易行使主权——这是伯克的一大理论贡献，即“拥有主权与行使主权”的分离思想。200多年后，在遥远的东方，也曾发生过“主权与治权分离”的争论；而当时的英国，也如后来的大国一样，想不通这一点。
在新政府的努力下，包括七年战争头号功臣、后任帝国首相的老皮特、还有殖民大臣
此处需要多提一下的是这位“老皮特”，他就是此前“七年战争”的首功者，当时任国务大臣，但实际上做着首相的工作，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支配了整场战争的战略。同时，他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句话的作者——“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此外，他的儿子小皮特也曾两度担任首相，其在任期间顶住了乔治三世欲图恢复绝对君主的企图、经历了法国革命，并以伯克《法国革命论》的精神为指导，复活了“新托利党”，这就是后世英国的“保守党”。
至此，美洲问题暂告平息。
钱的事了。这样做，只会是丢了利益，赢得骂名。但内阁不为所动，傲慢驱使他们仍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美洲人怀着怒气接受了，但是，既然你仍征收茶税，那么我就抵制茶叶进口。
三年之后的 1773年，东印公司滞销的茶叶达1700万英镑，遭遇重大财政困难。为解危机，东印公司从议会那里获得了美洲茶叶贸易的垄断权，而将美洲本地茶商排除在外。1773年底作为报复，美洲人制造了“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4年6月，英国为报复“波士顿事件”，通过了《强制法案》。其中最令美洲人无法接受的内容是，波士顿所在的麻省，其议会原本由推举产生，现在改为中央委任；法官原本由民选议会推选，现在改为由总督任命；被告叛国罪的人，遣送回英国受审。
我们可以看到，从1764年开始到1774年的十年拉锯时间里，英国的政策中数次出现一个内容，那就是“将反抗的美洲人，押送回英国受审”，而不是让当地法庭审理。对司法公正的侵害，其结果是，引起了美洲的全面恐慌，人们称之为“对美洲自由权的大屠杀”，各地迅速陷入叛乱状态。说真的，跟我们相比，美洲人真是个个脑后有反骨，散NMB的步啊，直接抄家伙就开干了。
当时北美人对英国以及国王乔治三世的仇恨，焚烧国旗之类的事情不都显得太温和了。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电影《爱国者》，不无幽默地展示了这段时间北美人对母国英国的仇恨。
之后的内容，大家就都熟悉了，1774年9月，北美12个殖民地派出55名代表，于费城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通过了《权利宣言》：美洲人既然是英国臣民，就应享有英国人的一切特权；要求撤销《强制法案》，截止1775年9月，若不撤销，则停止与帝国的一切贸易。
应该说这个《权利宣言》是较为温和的，美洲人仍然只是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并没有正式要求独立，1775年初老皮特在议会发言，希望和解，接受美洲的要求，而同时美洲必须承认英国的主权。结果却遭议会否决。当时的英国上下，从普通民众到内阁普遍持强硬态度，希望对美洲进行镇压。
成吉思汗说的好，“你要战，便作战。”
1775年4月传来了莱克星顿与康科德的枪声，民兵不畏生死要与国王的将士决一死战，战争正式开始。
此后的八年战争中，英国举国上下一致喊打。官商、政客、就连社会上的歹徒、流氓、骗子也都成了高尚的“爱国者”，明知自己不会上战场，却高声请战。那些岁月静好的小老百姓，也“为他们永远掌不上的统治权，摇旗呐喊”，他们说：
“美洲人是暴徒，美洲人是忘恩负义的不肖之子，美洲人是背叛祖国、投靠敌人的下贱货！”
幸运的是，英国的商人思维、利益原则，很快清醒过来，中止了战争，否则，当时他的人口是美洲的三倍，其军力无敌于天下，若舍命一战，美国是无法独立的。
此后百年，美国对英都怀有敌意，每逢英国外患，美国必站在其敌对的一边。英国人用傲慢，换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敌人。
问题应尽量回避。
波士顿茶案之后，傲慢的英国人失去理智、决定镇压，伯克警告说：
武力一击而不中，就不再有和解的希望了。而且，北美会投向敌国怀抱（法国、西班牙）
战争爆发之后，伯克仍反对武力，谴责英国那些狂热的愚民，主张隐忍、退让、接受北美的要求。伯克认为，
如果英国大度地接受其独立，则同文同种的文化纽带，将使英国得到一个最坚强的盟友；但如果北美独立是以血换来的，则英国会多一个可怕的仇敌。后记：按今天某些流行的说法，可以说，北美人2/3都是坏人——当年在英国受迫害的清教徒，跑到北美谋出路，幸好当地人收留了他们，不少北美人就是当年那些遭受迫害的流亡者的后裔，这帮人对大英一定怀恨在心。此外，如果按能培云先生5个标准，北美移民无疑是暴徒遍地，因为他们太不温和、太“激进”。但依我看，人类需要这样的“暴徒”，这样的“暴徒”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须知，伯克这种保守主义，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并不反对战争与武力，尽管需要审慎动用武力（因为一旦动武，就意味着难以回转，所以武力一定是作为最终选项，而非优先选项）；但“温和”绝不是保守主义的关键“特征”，甚至或许连“特征”都算不上。对于伯克来说，他反对“激进”，但“激烈”并不等于“激进”，尽管激进者常常会伴随着激烈。而维护自身原来就有的权利，那并不是“激进”，而“激烈”的手段却是维护正义所不应被排除的——一旦固有的、消极自由的底线被触及，那么反抗不仅仅是必要的，甚至更成为了一种义务，不可不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