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经济学家都想法一致。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下面的概括能具有代表性。
对立的方法
在专业经济学家当中，奥派经济学家是一群怪人，因为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方法论问题。事实上，米塞斯巨著《人的行动》（Human Action）用了整个第二章来论述“人的行动科学的认识论问题”。最新一版《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没有类似讨论。
尽管20世纪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持强烈反对的看法，米塞斯坚持认为，经济理论本身是一门先验学科。他的意思是，经济学家不应该去模仿物理学家的方法，提出假设然后付诸于实证检验。相反，米塞斯认为，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从“人之行动”这一公理，即一种认为其他有意识的人利用其理性来实现主观目的之洞见或观点，经逻辑推导而来。
作为对比，芝加哥学派关于方法论的开创性文章是米尔顿·弗里德曼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弗里德曼非但没有推导出必然正确的经济原理或定律（如米塞斯所言），还进一步主张用错误的假设来发展模型，而这些假设并不是对一种良好理论的妨碍：
“对于某一理论的‘假设’所要提出的相关问题，不在于它们从描述上是否‘现实’，因为它们从来都不现实，而在于这些‘假设’对于我们眼前的目标来说，是否是一个足够好的近似物。而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通过观察该理论是否起作用，这意味着它能否得出足够精确的预测。”
虽然弗里德曼的分析听起来头头是道，好像是“科学性”的缩影，米塞斯认为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只是一道诱人的陷阱。为了快速说明观点的差异，让我从本人的教学经验中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堂微观经济学原理课，我们使用的是格沃特尼（Gwartney）、斯特鲁普（Stroup）等人编写的（优秀）教科书。在第一章中，他们列出了一些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指导方针或原则。我记得是诸如“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和“总是存在权衡”之类的项目。这些都毫无争议，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会同意，以上对于让本科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是很重要的。
然而，一个指导原则十分惹眼地宣布：“要成为科学，一个经济理论就必须做出可检验的预测。”我向全班人解释说，尽管这在职业经济学家中是普遍观点，但我并不认同。我解释说，我们整个学期从格沃特尼等人的教科书中学到的所有东西，都不会产生可检验的预测。相反，我只是简单地教给了他们一个框架，他们可以用这个框架来解释世界。学生们将不得不决定这个框架是否有用，但最终他们的决定不会归结为“这些供求工具做出了良好的预测吗？”
在我结束讲授时，一名学生发表了一个出色见解，也就是在其他这些指导原则当中，没有一个是可检验的预测。他是对的！例如，如何检测“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我可以对一个人说：“如果你切掉你的大拇趾，我就给你20美元。”不管发生什么，我的主张都是安全可靠的。如果这个人没有切掉他的大拇趾，那只能说明我没有给他足够大的激励。
这不纯粹是哲学上的哗众取宠。米塞斯强调，健全经济思想的重要遗产，不是关于对经济变量行为进行实证检验之主张的集合。确切说，经济理论首先是用于解释“数据”的内在一致的框架。
诚然，经济学的某些应用涉及历史证据——例如调查美联储是否在房地产泡沫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与主流经济学家为建立数学模型所作的典型辩护相去甚远。
景气和萧条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个主要分歧，在于他们对景气的解释和对萧条的政策处方。本文读者可能熟悉奥派观点，因此我将不再赘述。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显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总的来说，他们赞同“有效市场假说”。有效市场假说，在其最强形式下，连存在房地产泡沫这样的事物都加以否认。鉴于他们对理性行动者和市场迅速出清的假设，考虑到他们缺乏关于经济资本结构的湛深理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被迫将衰退解释为突然的“冲击”所导致的“均衡”结果。
从历史角度看，他们没有考虑过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所造成的扭曲（这当然是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关键因素）。然而，芝加哥学派最近有越来越多学者批评美联储，指出了本·伯南克零利率政策的危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货币政策领域存在的分歧最大，而这一议题恰是弗里德曼专门研究的领域。弗里德曼（及其合著者安娜施瓦茨）批评美联储的原因是：上世纪30年代初，美联储没有印足够多的新钱，以制止银行挤兑引发的衰退。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受过芝加哥学派训练的经济学家——他们理所当然地指出弗里德曼本人是对的——将2008年秋季的危机归咎于伯南克的“紧缩货币”政策。罗斯巴德传统的现代奥派学者自然嫌恶这些观点，并认为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废除中央银行。
法与经济学
最后，来到被称为“法与经济学”的领域，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大多数现代成员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无论是立基于自然法还是对普通法的传承，奥地利学派都倾向于认为人们客观地拥有财产权（句号），一旦我们明确了这些权利，经济分析就可以开始了。相比之下，一些可以被称之为“芝加哥方法”更极端的应用会表示，产权本身的分配应该依据经济效率来决定。（对此，在瓦特·布拉克巧妙的“归谬反驳”（reductio ad dum）中，法官通过询问双方愿意出多少钱来判断一名男子是否扒窃了一名女子的钱包。）
这是一个特别微妙的领域，我无法在这篇短文中充分总结。可以这样说，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一样，都能欣赏罗纳德·科斯那篇著名文章中所包含的惊人洞见，欣赏他对于庇古类型的标准市场批判发起的挑战。然而芝加哥学派传统对科斯的研究结论，让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现代奥派学者感到深恶痛绝。
结论
在诸如最低工资、关税或政府刺激支出等典型问题上，可以相对保险地将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纳入“自由市场”类型。然而，在许多其他领域，特别是纯经济学理论的问题上，这两个学派是分道扬镳的。作为一名以奥派经济学家自居的人，我鼓励那些只知道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爱好者将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加入他们的阅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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