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边际效用理论在1871年至1874年间的兴起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在那时，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并不代表范式的转变，它只是被看作是一项能拿得出手但却不那么让人兴奋的工作。它几乎与杰文斯和法国人瓦尔拉斯有关新边际方法的开创性著作同时出现。但对许多学者而言，“边际”的思想是“爆炸性的”，它将反映长期的变化。“边际革命”充其量是一种“缓慢的”革命。尽管门格尔和其他边际主义者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但这一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的变化仍然是渐进主义的。
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这主要是归功于苏格兰和英国学者，例如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戴维·里卡多。他们的工作使贸易，工业和交换问题的研究达到新的抽象水平和理论化程度。这些古典经济学家试图解释人类互动的基本原理：
“人们对自利的追求如何使社会受益，分工如何导致更高的生产率和财富，市场竞争如何产生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最佳的价格和产出。他们追求一般性规律，效仿自然科学。他们还期待数学使他们的工作形式化。这一工作在李嘉图那里达到其顶峰，后者提供了严格的比较优势模型以及租金和工资理论。”
尽管对19世纪的经济学家来说还有很多领域需要他们去发现，但在很多方面他们获得了共识。学者们一致认为，劳动对价值的决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与斯密和李嘉图密切相关的劳动价值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支柱。劳动价值论的最简要表述是，商品的价值来自生产该物品所花费的劳动。正如斯密所说：“对于一个已获得某物，并想要处置它或将其交换为其他东西的人来说，该物的真正所值是它可以为自己省下来的辛劳和麻烦，而对其他人来说，则要承受这些辛劳和麻烦。”古典经济学家在评估商品价值时侧重于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而不是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于1848年撰写《政治经济学原理》时，对价值论已经达到完美程度充满信心，他说“这个主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完成”。
穆勒可能认为，通过理论的确认和实验的应用，古典经济学已经具有了科学性。但是，一些大陆思想家对此持不同意见。在讲德语的国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自然法则提出质疑。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和威廉·罗舍（Wilhelm Roscher）有进一步的批评，他们试图将历史特殊性重新纳入经济学。由于这些共同的关切，这些人构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核心。同时，其他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完整性表示怀疑。
英国思想家对功利主义哲学充满兴趣，认为效用（无论是愉悦和痛苦，还是感知到的需求或需要）的计算为价值的确定提供了更好的手段。理查德·詹宁斯（Richard Jennings）称劳动价值论“荒谬之极”。在法国，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和萨伊（Jean-Baptiste Say）提倡效用理论。朱尔斯·杜普伊特（Jules Dupuit）早在1844年就撰写了关于边际效用的文章。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的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Auguste Walras）在稀缺性概念上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在德国的土地上，赫尔曼·戈森（Hermann Gossen）于1855年给出了收益递减法则的早期表述：也就是说，单位价值随着每增加一个可用单位而减少。所以有人说，经济学的边际转向实际上始于1850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到1870年代初，经济学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并引发了一场思想革命，标志着“现代”或“新古典”时代的开始。边际主义者颠覆了古典经济学。他们没有把重点放在经济学的生产方面，而是转向了消费。与价值息息相关的是消费者需求的满足，而不是生产所需的劳动力。确定商品总价值的是该商品的最终单位在市场上获得的价值。随着商品生产数量的增加，最后一个产品的边际价值趋于下降。例如，苹果每年销售约2.2亿部iPhone，iPhone X的价格为1,000美元。边际主义者认为，不是iPhone的生产成本，而是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决定了手机的效用。如果苹果公司只生产1000台手机，那么苹果手机的价格会飞涨，因为对手机的需求太大。相反，如果苹果公司（愚蠢地）试图提高手机的产量，使地球上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最新统计为76亿人），那么苹果手机的价格就会相应地暴跌，因为苹果公司会疯狂地寻求买家清理库存。归根结底，苹果公司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确定价格和生产水平。根据边际效用，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驱动评值过程（value process）。有三个人站在这一边际主义转向的中心。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在1860年代致力于效用理论，并于1871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理论》。莱昂·瓦拉斯在其父亲著作的基础上，于1874年发表了《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他着手分析有组织的市场如何实现买方与卖方之间的均衡。卡尔·门格尔完成了边际革命的三位一体。
在考察了财货和生产之后，门格尔引入了稀缺性和“需要经济化”的思想。经过一百页繁琐的理论研究，他得出了核心论点：价值的主观理论和效用递减法则。经济活动需要财货的仔细编排，对需求进行优先排序以及将可用资源作最大化的使用。正是从这些计算中产生了财货的价值。尽管经济财货具有价值，但它并不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门格尔的描述与杰文斯1862年作品中的描述相类似，后者经常被认为是边际效用的首次表达。但是，门格尔走得更远，他说明了财货的价值是如何从最终消费单位的价值中引致出来的。这一发现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门格尔用斜体字表示：
假如一个经济人所支配的财货数量中的一定部分量，为各种欲望满足中只具有最小意义的一个欲望满足所依存，则此人所支配的财货数量中的这一部分量的价值，对于此人来说，一定等于各种欲望满足中重要性最小的欲望满足对于此人所具有的意义。这些各种欲望满足都是为总体量所保证且可为同一部分量所实现的。
这种理解为边际效用之后的定义提供了基础，特别是他的学生弗里德里希·维瑟的定义。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所包含的新颖见解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进入了经济学。门格尔的书关注生产，时间的作用以及财货最后的（边际）单位的重要性，从而为价值理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门格尔还冒险尝试了一种利息理论。他演示了一阶财货（手机或汽车等消费品）和高阶财货（钢，玻璃，硅等）的价值差异如何体现了企业家行为的价值和资本的价值，这种差异确定并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利润和增长机会。这些有关企业家精神和资本的主题在未来奥地利学派的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门格关于货币起源的考察虽然不那么创新，但它也吸引了读者，因为它指出了诸如金属货币和银行业之类的经济制度的自然产生，以及这种媒介主观的和非中性的性质。
（节选自Janek Wasserman,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How Austrian EconomistsFought the War of Ideas,Yale University Press,2019. 由朱海就翻译，标题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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