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30:02
点击查看大图，保存到手机，也可以分享到朋友圈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是美国作家理查德·罗兹的《原子弹秘史》。这是一本700多页厚，总字数将近90万字的大书，它讲的是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故事。在这本书里，到处都是“核裂变”啊、“链式反应”啊，这样专业的物理学术语，阅读门槛好像很高。但它又是一本非常受欢迎的畅销书。从1986年第一次出版以来，《原子弹秘史》已经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光是在美国就卖出了20多万册，还获得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两个重磅奖项。2005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过一份“了解商业必读的75本图书”书单，其中就有这本《原子弹秘史》。
为什么《财富》杂志的编辑，要推荐我们通过学习《原子弹秘史》来了解商业呢？别急，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原子弹是根据什么原理制造出来的吗？听到这个问题，你可能马上会想到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在研究狭义相对论时，提出了著名的质能转换公式E=mc2。E代表能量，m是物体静止时的质量，c是光速。根据这个公式，构成所有物质的原子，如果它的核心部分发生裂变，只要损失一点点质量，就可以释放出极其惊人的能量。正是在质能转换公式的启发下，20世纪30年代，欧洲科学家发现：铀这种放射性元素，是可以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发生核裂变，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的。美国在1945年造出的第一颗原子弹，内部装填的爆炸物，就是铀金属。
但是，注意了：爱因斯坦的身份，叫作“理论物理学家”。他既不直接研究核裂变，也不研究铀元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原子能之父’不是我，我起的作用是很间接的。”这样看来，知道E=mc2的原理，和造出最终的产品原子弹，中间可是隔了十万八千里。而这本《原子弹秘史》，讲的就是这个“十万八千里”。它通过详尽的历史回顾，告诉我们：原子弹从实验室里的理论，进化到最终的战场武器，其实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智力管理”，它是把分散在不同学科当中的核物理知识和顶级科学家，通过人际网络串联起来，为了开发原子弹进行协作。第二阶段叫“工程管理”，它是把分属于不同工业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原子弹项目上，为了造出最终的产品进行努力。这两个阶段的管理，对我们的日常工作，特别是商业和科研项目，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系统工程”这个概念，它就和原子弹研发过程中的工程管理有直接的关联。
《原子弹秘史》的作者理查德·罗兹，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一位精通核物理学的历史研究者。美国专门研发核武器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所有新入职的员工都要学习一本入门手册，这本手册就是罗兹编写的。为了写好《原子弹秘史》，罗兹采访了10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得主，包括5位参与过原子弹研发的当事人。在他笔下，爱因斯坦、齐拉、玻尔这些物理学巨人的形象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完全没有学术作品的枯燥味儿。195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塞格雷曾经是美国原子弹项目的成员，他就讲：“如果你想阅读一本和原子弹的诞生有关的书，那么罗兹的《原子弹秘史》将是最佳选择。”如果你还想从原子弹的故事里学习管理学知识，那就更不能错过这本书了。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原子弹的研发过程中，它的智力管理和工程管理是怎样实现的，其中涉及哪些关键人物。在第二部分里，我会把“二战”时期美国的原子弹项目和德国、日本的同类型项目做一个对比，告诉你为什么只有美国实现了有效的智力管理和工程管理。最后，我再为你总结一下，原子弹诞生过程中的管理学经验，能为我们的日常工作提供哪些借鉴。
第一部分
提到“二战”时期美国的原子弹项目，你可能听说过：它的代号叫“曼哈顿工程”，是在1942年正式启动的。但在本书作者罗兹看来，原子弹的故事，其实应该从1933年讲起。那一年，德国发生了两件大事：希特勒出任总理，开始疯狂迫害学术界的犹太知识分子。而一位名叫齐拉的德国籍犹太科学家，第一次构想出了原子弹的基本概念。
利奥·齐拉这位物理学家，并不像爱因斯坦那么有名。他没有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个性也很不合群。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核物理学界，齐拉却是一位关键的枢纽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从故乡匈牙利移民到德国，很快成为爱因斯坦的学术伙伴，两个人合作发表过好几篇论文。希特勒上台时，齐拉正在柏林大学任教。他敏锐地察觉到了纳粹党对犹太人的敌意，所以早早决定迁居英国，并劝说老朋友爱因斯坦也留在当时的访学地美国，不要再回德国冒险。这个明智的举动，为人类保全了一位科学史上的巨星，也为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在齐拉移居英国的1933年，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公式已经被整个科学界所熟知。但到底怎样才能让原子核发生裂变，选择哪一种物质的原子核作为实验对象，科学家们还没有想清楚。这个时候，齐拉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了一则新闻：英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叫中子。用中子当作“炮弹”，去轰击原子核，就会出现裂变现象。原子核会发生分裂，从内部释放出新的中子。齐拉马上意识到，新出现的中子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它们会继续撞击旁边的原子核，让裂变不断地持续下去，就像链条一样，一环扣一环地向周围传导。齐拉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链式反应”，还注册了专利。他同时也意识到：如果链式反应能以人工控制的方式进行，那么原子核裂变过程中释放的能量，是可以用来制造超级炸弹的。这种超级炸弹，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子弹，在当时是一种颠覆性的武器。
不过，齐拉提出的链式反应，只是一个理论模型，它还需要实验来验证。完成这项任务的，是当时的另外几位物理学巨星。1938年，德国科学家哈恩使用铀元素，成功地进行了核裂变实验。哈恩的同事、女科学家迈特纳把这项成果带到瑞典，分享给了另一位重要人物尼尔斯·玻尔。玻尔是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是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他在1939年春天去美国访学时，和爱因斯坦以及意大利科学家费米分享了关于核裂变的最新成果。这个时候，齐拉自己也已经到了美国，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几位科学巨人聚到了一起，讨论着核裂变现象的应用前景。
注意了，齐拉、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可不是在安静的实验室里研究一种抽象的理论啊。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欧洲，德国对西欧的入侵即将开始。在美国，齐拉、爱因斯坦、费米等人的身份都是犹太流亡者，他们非常担心纳粹德国会征服整个欧洲，继而入侵美国，开启一个彻底的黑暗时代。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这些科学家决心团结起来，阻止德国获得最新的军事科技。而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在当时并不是秘密。核裂变现象，就是德国科学家率先发现的。如果德国提前下手，造出了威力强大的原子弹，美国即使拥有雄厚的国力，可能也会吃败仗。有鉴于此，齐拉建议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封信，陈述原子弹这种武器的意义。
1939年8月2日，齐拉带着自己的好朋友、另一位犹太物理学家维格纳，赶到爱因斯坦家里，三个人一起草拟了给罗斯福的信。因为齐拉不会开车，他还找了一个小伙子给自己当司机，这个小伙子就是后来的“氢弹之父”特勒。在给总统的信里，齐拉和爱因斯坦竭力强调：如果德国率先造出了原子弹，只需要一颗，就可以炸毁美国本土的一整座大城市。为了阻止这种噩梦，美国政府有必要集中整个科研界的力量，抢先一步投入原子弹的开发。不过，爱因斯坦和齐拉都不直接认识罗斯福。齐拉找到了自己的朋友萨克斯，他是罗斯福的经济顾问，愿意去当这个信差。
萨克斯给罗斯福送信的故事，后来变成了科学史上的一段传奇。一开始，罗斯福对这封充斥着物理学术语的长信是很抗拒的。但萨克斯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19世纪初，美国人富尔顿发明了第一艘蒸汽机船。他把这项发明献给法国皇帝拿破仑，想说服拿破仑用这种新船去攻打英国。但拿破仑对富尔顿的发明完全无动于衷，后来果然付出了代价，在海战中输给了英国。萨克斯告诉罗斯福，原子弹就是20世纪的蒸汽机船，美国绝不能重蹈拿破仑的覆辙。听到这里，罗斯福大受震撼。他马上给爱因斯坦回了信，说自己会组建一个“铀顾问委员会”，专门研究原子弹。
不过，当时的美国还没有正式参加“二战”。美国政府组建“铀顾问委员会”的进展，实际上推进得非常慢，直到1941年12月才正式挂牌。在那之前，美国物理学界对核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自主进行的，核心人物就是那位齐拉。1940年春天，齐拉通过私人关系，从美国陆海军拉到了一笔6000美元的赞助。这笔钱帮助费米在哥伦比亚大学，建造了美国第一座小型核反应堆。1941年年底，这座反应堆被搬到了芝加哥大学，安装在体育场底下的一个网球室里。1942年12月2日，费米的反应堆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控运转。这是核物理学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美国原子弹的早期研发过程中，齐拉承担了重要的“智力管理”任务。当时，参与这个项目的有很多来自欧洲的科学家，比如费米和维格纳。他们才华横溢，但对美国的学术体系和政府部门并不熟悉。齐拉充当了这批科学家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纽带，为他们的研究争取到了广泛的财力、物力援助。他还亲自担任了芝加哥大学核反应堆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对费米的实验提供了很多专业建议。当时，齐拉有个绰号叫“牛虻”。同事们开玩笑说，只有他提出最尖锐的问题时，不会被其他人反感。如果没有齐拉这位“人脉之王”，美国的核武器研发一定会耗费更多的时间。
当然了，美国政府本身的资源投入和工程管理，对核武器项目同样是不可或缺的。1942年6月，罗斯福正式批准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并把这项工程委托给陆军工兵部队去执行。工兵的办公室设在纽约的曼哈顿，所以，原子弹项目的内部代号就叫“曼哈顿工程”。被美国工兵派去主管“曼哈顿工程”的，是五角大楼的建造者格罗夫斯将军。
“曼哈顿工程”的第一项任务，是生产出制作原子弹弹头需要的核材料。当时，美国人用的原料是铀。但铀金属本身很难发生裂变反应，真正起作用的是它包含的一种同位素，叫铀235。这种同位素在铀矿石里的含量只有0.7%，需要进行提炼和浓缩。另外，铀矿石里还有另一种同位素铀238。这种同位素经过核反应堆的转化，可以生成另一种物质钚，它也能充当原子弹的弹头。为了有备无患，“曼哈顿工程”采取的是双线并进的策略。格罗夫斯在田纳西州找了2.4万公顷荒地，修建了一座用于提炼铀235的庞大工厂。这座工厂，就是后来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同时，在华盛顿州的汉福德还建造了一座新的反应堆，专门用来制备钚。现在，这里是美国的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
核原料工厂的建设启动之后，原子弹本身的设计工作也全面铺开了。科学家们被带到偏僻的新墨西哥州，那里有一处峡谷，叫洛斯阿拉莫斯。从1943年1月到1945年夏天，他们将在峡谷里度过整整两年半的时光，与世隔绝，不允许和外界通信。为了配合科学家们的需要，格罗夫斯的工兵在洛斯阿拉莫斯修建了一座全新的城市，面积有1.85万公顷，从实验室、住宅到商店一应俱全，只是每间住宅都没有门牌号。在美国政府的档案里，这座城市叫作“Y基地”，它的总负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奥本海默。进入Y基地的科学家，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个化名。费米叫作“法默先生”，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普顿叫作“康斯托克先生”。到了1943年年底，又有一位眉毛浓密的新客人住进了洛斯阿拉莫斯。Y基地里的人都叫他“尼克大叔”，他的真实身份是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丹麦物理学家玻尔。
玻尔加入原子弹研发，是美国政府成功实施工程管理的一个缩影。要知道，玻尔虽然在1939年曾经到过美国，但很快就返回了祖国丹麦，并被入侵的德国军队困在了那里。直到1943年，他才被盟军营救出来，用飞机偷运到了英国。当时，英国也有一个独立的原子弹研究项目，他们希望吸纳玻尔。但财政困难的英国政府，根本掏不出足够的科研经费。正在这个时候，美国伸出了援手。他们不仅开放了“曼哈顿工程”，让英国科学家也参与进来，还主动提出可以分享最终的研究成果。玻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英国去到了美国。而在美英合作的过程中，美国也了解到了英国核物理学界的最新动态。可以说，整个“曼哈顿计划”，就是一项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大型国际工程。
那么，为了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美国花了多少钱呢？我们可以算算这笔账。整个“曼哈顿计划”，一共花费了18.9亿美元的财政拨款，相当于今天的228亿美元。巅峰时期，直接或者间接服务于“曼哈顿工程”的人员达到了50万，光是橡树岭和汉福德的两家工厂，就雇用了12万工人。能把这样庞大的人力，组织在整个项目里，没有出现一起安全事故，也没有发生泄密，正是美国科研部门和军方工程管理能力的体现。在这当中，奥本海默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作者罗兹注意到，奥本海默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对着文件指手划脚。他会出现在每一次重要的会议现场，跟进每一项重要的发现，让每位科学家都感到自己的工作对整个项目有帮助。这对一个汇聚了全世界最智慧头脑的超级工程，意义尤其重大。
在这种高效的组织下，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时距离“曼哈顿工程”正式启动，刚刚过去3年时间。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枚原子弹分别被投放到日本的广岛、长崎。人类历史上杀伤力最大的武器之一，最终成功地加速了“二战”的结束。
第二部分
好了，以上就是《原子弹秘史》一书记录的，美国通过智力管理和工程管理，成功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经过。听到这里，你可能有一些疑问：在1939年爱因斯坦和齐拉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不是特别担心德国抢先一步造出原子弹吗？德国作为当时欧洲的头号科技强国，为什么在原子弹研发上，反而被美国“弯道超车”了呢？
要知道，在核物理学的早期发展中，德国科学家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发现质能转换原理的爱因斯坦和发现核裂变现象的哈恩，都出生在德国。前面提到的齐拉、维格纳和特勒，要么长期在德国的大学从事学术研究，要么已经加入了德国籍。作者罗兹有一个形象的描述：1933年之前，德语才是欧洲科学界的通用语言。整个核物理学界最重要的原创性工作，有一半以上是在德国完成的。但随着希特勒上台，情况发生了变化。纳粹政权实行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政策，甚至在科学界也大搞“去犹太化”。爱因斯坦、齐拉等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了背井离乡。德国的反犹浪潮，还蔓延到了另一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意大利的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米和塞格雷，就是在1938年流亡去了美国。换句话说，德意这两个轴心国在“二战”正式爆发以前，已经损失了一大批顶尖核物理人才。
可别小看这种人才流失的影响。从1935年到1938年，光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教授级自然科学家，数量就超过300位。这批学者一走，德国的物理学界，马上就没有办法进行智力管理了。实验室和设备还在，重要的科研负责人却消失了，而且每个细分领域都有人出走，这让德国的核物理界瞬间变得千疮百孔。举个例子：核反应堆是研究裂变现象和生产武器级钚的重要工具，它需要用到石墨作为减速剂。但德国研究石墨的专家大部分在战前出走了，剩下的人在实验室里搞出了一堆错误数据，误以为石墨的减速效果不好。于是，德国研发的核反应堆，一度选择了人工制备的重水作为减速剂，生产速度非常缓慢。光是这一个问题，就让德国的核技术开发延误了两年时间。
更糟的是，离开德国和意大利的犹太裔物理学家，大部分去的是美国。1941年年底美国对德国宣战之后，这批顶尖科学家纷纷加入“曼哈顿工程”，反过来为美国研制打败德国的武器。一来一去，德国的处境就更加不妙了。而纳粹政权的侵略色彩，还刺激了其他欧洲国家的中立科学家。比如，玻尔一开始选择留在丹麦，既不跟德国合作，也不去帮助美国。但德国的核物理学家在1941年找到玻尔，向他炫耀纳粹军事科技的成就，表现得趾高气扬。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激怒了玻尔。他在1943年下决心去往美国，就和对德国的厌恶有关。而玻尔并不是受迫害的犹太人。
不过，就算是经历了智力管理上的损失，德国的核武器研发启动得还是比美国早。1939年9月1日，也就是“二战”爆发的第一天，德国陆军军械局召开了一次全国核物理学家会议，决定让柏林威廉皇帝物理学研究所来承担研制核武器的任务，并由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海森堡担任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海森堡的项目运营能力，比美国那边的齐拉和奥本海默可差太多了。他马上就犯了两个致命错误。首先，德国的核武器工程自始至终没有被有效整合起来。它的9个项目组，设在9所不同的大学里，有的负责研究核裂变，有的负责生产重水，彼此之间缺乏信息互通。这样一来，整个工程的流程就变得一片混乱，进度根本没有办法对齐。海森堡自己呢，又是一位怕担风险的管理者。他担心提前制定了时间表，到时候完不成任务，会被军方怪罪。于是，他干脆把时间线拉得很长，说造出一颗原子弹需要5年时间。要知道，德国的顶级武器项目，是由希特勒亲自主抓的，而希特勒是非常急功近利的。他听说研制核武器的周期居然这么长，马上就失去了兴趣，海森堡也不能指望得到足够的经费和人力了。
除了项目管理上的失误，德国的核武器计划，还有一个目标不清的缺陷。海森堡本人并不是原子弹的推崇者，他偏执地认为：核物理学最重要的军事潜力，是造出安装在军舰和潜艇上的小型反应堆，而不是生产原子弹。因为他的这种偏执，德国核项目的“科技树”完全点歪了。所有的研究小组都在测试，怎样才能让实验室里的核反应堆运转得更加稳定，却不去关心威力更立竿见影的原子弹。德国在核项目上的先发优势，就这样被无谓地浪费了。偏偏海森堡还是一位自视甚高的科学家。1942年2月，德国陆军军械局组织了一场科普会议，邀请戈林、希姆莱等纳粹高官出席，并安排海森堡做主题发言。这场会议的初衷，是强调核项目的重要性，好从高官们那里申请到更多拨款。结果，海森堡却准备了一篇及其专业的演讲稿，里头充斥着各种物理学术语，高官们一个字也没听懂。德国的军械部长施佩尔，对海森堡的表现及其失望，直接把核项目的优先级降到了最低。这样一来，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了。
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在核技术研发方面一共投入了800万马克的资金，相当于200万美元，这个力度只有“曼哈顿工程”总投资的1/1000。在资金如此有限的情况下，德国人的智力管理和工程管理还搞得一团糟，结果不仅没能生产出原子弹，连勉强组装出的3台核反应堆也是故障重重，根本无法持续运转。1945年5月，美国陆军的一个情报小组在德国南部找到了海森堡和他的团队，把他们带到英国软禁起来。一直到这个时候，海森堡还认为自己的研发进度要比美国人的快。1945年8月7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消息传到英国，海森堡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告诉同事：“那肯定是一颗化学炸弹！美国人怎么可能赶在我们德国人之前，造出用铀做战斗部的超级炸弹呢？”
平心而论，海森堡在核物理学上的造诣，肯定是不容否认的。“二战”结束后，他在慕尼黑成功设计出了一座结构精巧的实验型反应堆，后来还主持了联邦德国第一座核电站的规划。这些事实表明：在外部条件宽松的情况下，海森堡是有能力管理一个复杂项目的。但在“二战”期间，由他牵头负责的德国核武器工程，却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这首先是由于纳粹政权的非正义性：他们把种族主义从政治领域扩散到科研，造成了智力管理的崩坏。而海森堡的傲慢和偏见，又导致了工程管理的瘫痪。不过，我们也应当庆幸：原子弹这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没有诞生在邪恶的纳粹德国。否则，人类还要经历更漫长的挣扎，付出更惨重的代价，才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
除了纳粹德国以外，另一个法西斯国家日本，在“二战”期间也曾经研制过核武器。跟德国相比，日本的核物理学基础要薄弱得多，但他们也有几位明星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的学生荒胜文策，就是京都大学的教授。还有一位学者仁科芳雄，曾经是玻尔的研究伙伴。1941年5月，日本政府正式启动了研发原子弹的项目论证，这个时间同样比美国的“曼哈顿工程”早得多。但日本有一个独特的体制缺陷：它的陆军和海军矛盾重重，长期勾心斗角。为了争夺在核项目上的话语权，日本陆军和海军各自搞了一个核武器开发小组，分别以荒胜文策和仁科芳雄为负责人，彼此封锁信息。结果，两个项目的进展都很缓慢，既没有造出核反应堆，也没能生产出足够数量的浓缩铀。
到了1945年春天，日本本土已经处在美军战略轰炸的阴影下，大部分核物理实验室已经被彻底摧毁。但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军方还在自我感觉良好，要求仁科芳雄用一年时间造出原子弹来。8月6日下午，广岛遭到轰炸的消息传来，仁科芳雄被紧急派去当地做现场调查。他得出结论说：美国已经成功生产出了原子弹，日本即使再努力，短期内也追赶不上了。这场通往原子弹的多国竞赛，最终的胜利者，是更善于进行智力管理和工程管理的美国。
结语
好了，关于罗兹这本《原子弹秘史》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牵头的超级科研项目，“曼哈顿工程”的成功，至今都是一个经典的管理学案例。美国政府投入的18.9亿美元资金，在“二战”时期只够维持9天的军费开支，却留下了4颗成品原子弹、3座国家实验室以及几千项科学专利，可以说是军事史上回报率最高的投资。这也是《财富》杂志把《原子弹秘史》列为“了解商业必读书”的主要原因。
在这当中，美国科学家和政府高层实施智力管理、工程管理的经验，也可以为我们普通人所效仿。像齐拉这样的枢纽型人物，也许不是最受关注的明星，但他在不同部门之间维持信息流通，及时反馈问题和需求的能力，却是每一家公司、每一个团队都会需要的。另一方面，最高决策者罗斯福的魄力，实际操作者格罗夫斯的执行力，加上部门负责人奥本海默的全程参与，更是任何成功的商业项目中，不可或缺的“三位一体”。这也是罗兹这本《原子弹秘史》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