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P.弗雷（Kurt P. Frey）是新罗谢尔学院心理学副教授。他于1993年在普渡大学获得社会与人格心理学博士学位。艾登·P.格雷格（Aiden P. Gregg）是南安普顿大学心理学副教授。他于2000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
书中介绍了28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对实验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进行了细致解读，并阐释了很多有价值的心理学概念，比如心血辩护效应、沉默成本效应、登门槛效应、沾光效应、撇清效应、自我实现预言等等。
探讨人性的善恶转化，以及人在群体当中的行为特征，包括如下命题：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去作恶害人？又在什么情况下会去行善？人为何同时具备天使和恶魔的两面性？人为何会盲目服从权威，甚至不惜犯下严重罪行？在紧急情况下，旁观者越多，提供帮助的人就会越多吗？人的群体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不同群体之间为何会有歧视和对抗？人为何有时候会去沾群体的光，有时候又会撇清和某个群体的关系？等等。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学勤。今天要为你介绍一本非常有趣的心理学著作，书名叫《人性实验》，顾名思义，就是对人性进行实验。
乍一听，你可能会满脸疑惑，我们平常总说“人性复杂”、“人心难测”、“人性经不起检验”，怎么人性还能拿来做实验呢？这种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结论可靠吗？还有，拿人性做实验，会不会面临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
我们都知道，做实验是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手段之一，它通过设置自变量和因变量，来研究某个化学元素或生物细胞，在特定条件下的性状变化。后来心理学家也借鉴了这套方法，把实验手段运用到心理学研究当中，也就是把人作为实验对象，这些人简称“被试”。心理学家把被试人员安排在一个事先设定好的情境当中，再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通过这种方法来探索人性的奥秘，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性实验”。
人是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的，这也就意味着，人的言行举止和情绪，会受到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一个设计合理的心理学实验，会尽可能地排除各种干扰因素，确保实验结果的科学性。
这本书的作者库尔特P.弗雷和艾登P.格雷格，分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心理学学者，他们从那些经典的心理学实验中精心挑选出28项研究，对这些实验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评论，既为我们揭开了心理学实验方法的谜题，也介绍了很多新奇好玩的心理学观点。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心理学家们并不是脱离社会实际，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相反，他们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许多实验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现实世界里的重大困境和挫折，比如纳粹分子为何会参与大屠杀，种族歧视为何会发生，等等。他们通过一系列设计，把现实困境搬到了实验场所里。
这28项研究，对应了很多心理学的难题，比如，在人群中，人会感到更安全吗？成为盲从的人有什么好处吗？为什么有的情境会使人心甘情愿地服从权威，甚至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在紧急情况下，目击者越多，提供帮助的人就会越多吗？为什么有的人在互联网上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别人，在现实生活中却不会这样？为什么在一起说别人的坏话，能够迅速拉近与他人的距离？等等。
限于时间，我没法把每个实验都为你介绍一遍，我从书中拎出了三大主题，我会围绕这三大主题，把相关的实验串联起来讲解。第一部分，谈何为真实的人性？以及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去作恶？第二部分，谈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去行善？第三部分，谈人在群体之中会有哪些行为特征？
第一部分，让我们回到一个古老而严肃的话题，那就是，真实的人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去作恶害人？
我们都知道，关于人性的本质，古今中外众说纷纭。有人说人性善，有人说人性恶，也有人说，性善和性恶都不对，人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圣经》里的“堕落天使”路西法，路西法原本是上帝身边的天使，但他后来率领其他天使反叛上帝，最终被上帝逐出天国，堕落成为魔鬼撒旦。“堕落天使”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隐喻，那就是人性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由天使变成恶魔，有时候只是一瞬间的事。这种现象，后来被命名为“路西法效应”。
“路西法效应”的提出者，是斯坦福大学的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他是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他曾经做过一场非常有名也备受争议的心理学实验，那就是斯坦福监狱实验。他在学校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让24名心智正常的志愿者分别扮演狱警和犯人。那些扮演狱警的志愿者，平时都是知书达礼的大学生，但在特殊的环境和身份要求下，他们迅速改变了性格,变成了残暴的统治者，他们用各种方式折磨扮演犯人的志愿者，这些临时的“犯人”在“狱警”的淫威下，从拼命反抗变得越来越顺从。这个实验原本计划实施两周，但只进行了六天，就被迫停止了。
这是关于人性善恶转换的一个经典实验，毫无疑问，这个实验对被试人员的身心都造成了巨大伤害，因而遭到很多伦理方面的质疑。暂时抛开这些质疑不谈，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人性中恶的一面，它提醒我们千万不要高估人性，要随时提防人性中的魔鬼被释放。
与斯坦福监狱实验齐名的，是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做的电击实验，也被称为“服从实验”，实验的结果同样让人毛骨悚然。
这个实验发生于耶鲁大学，1963年，米尔格拉姆当时是耶鲁的一名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助教。他为什么要设计这项后来备受争议的电击实验呢？他最初的目的，其实是想要了解人接受命令、服从权威的程度。而之所以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他在两年前看到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过程，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是对犹太人大屠杀“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但在审判中，他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说“一切都是奉命行事”。
不只是艾希曼如此，在更早的纽伦堡审判当中，很多参与过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也都认为自己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批评家汉娜·阿伦特为此提出一个“平庸之恶”的概念，她说，大屠杀那样的暴行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犯下的，他们放弃了思考的权利，无条件地服从命令。
然而，这些战犯真的只是无辜的执行命令的人吗？米尔格拉姆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一开始，他认为这种对命令的盲目服从，跟德国人的性格有关，是特定文化下的产物。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他设计了一套独特的服从实验，试图弄清楚人在服从命令时，到底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或者说，哪些因素会加剧或减轻服从的倾向？
具体的实验过程，就是让招募来的被试人员扮演教师，让他们对答错题的“学生”进行电击惩罚，电压从15V到450V，共有30个档位，每一档提升15伏。学生答错的问题越多，电击的强度就越大。当然，这些学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托儿，他们坐在与被试隔壁的房间，被绑在一张电椅上。实验过程中，他们会故意答错问题，来测试被试会不会加强电击，他们在被“电击”后，会故意痛苦地尖叫，或者捶打墙壁，或者假装晕厥，实验过程中，被试能听到他们的反应。
在实验开始前，米尔格拉姆预测，“很少会有被试实施中等程度的电击，更不用说强烈的电击了，只有一小部分'有病’的人，才会对别人实施极端强烈的电击。”但后来的实验结果让他震惊了。尽管这些被试通常会在学生痛苦尖叫后反对继续电击，甚至想要退出实验，但当主试官明确要求继续之后，被试大多都会服从命令，继续下去。
最后的实验结果是，所有被试都实施了240伏以上的电击，87%的人实施了300伏以上的电击，65%的人实施了最高等级，也就是450伏的电击。他们因为服从命令，用极端残忍的方式，惩罚了那些没有答对题的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大多数被试表现出了不适、恐惧、不情愿或者愤慨，但也有少部分人表现得非常平静。
这个实验后来引起很多讨论，人们突然意识到，在一个人身上，善与恶并非截然对立、不能共存的，在一个冷漠固执的权威人物的怂恿下，普通人也可能做出惨绝人寰的事情。用米尔格拉姆的话说：“只要是权威人士下达的命令，不管内容如何、是否符合良知，绝大多数人都会服从。”
纳粹分子并非天生就是杀人狂魔，但因为对领袖的盲目效忠，他们最后都成为大屠杀里的凶手。小说家冯内古特曾说：“如果我出生在德国，那我可能会成为纳粹分子，到处殴打周围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波兰人，即便如此，还认为自己拥有善良的内心。”
斯坦福监狱实验和耶鲁电击实验都表明，人的行为很容易受外部情境的左右。有些时候，道德和理性的作用会失灵，人会丧失自我意志，丧失价值判断能力，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其实，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强大，我们并不总能完全掌控自己，所以，防范坏的制度环境出现，是防止天使堕落成魔鬼的必要前提。
好，谈完人性中的恶，第二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人性中的善，看看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愿意帮助别人？或者说，人的利他行为，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人在什么情况下不太会去帮助别人。
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比如，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纽约皇后区那桩轰动全美的杀人案，一名年轻的酒吧女经理在凌晨回家途中，被歹徒用刀刺死，整个过程持续了半小时，这名女士大声求救，周围的楼房有38个人都清楚地听到求救声，但是没有一个人下来救她，后来有一位老太太报了警，但那时已经于事无补，最后那名女士惨死在血泊之中。
舆论在评价这类“社会冷漠症”的时候，一般会说这是人性异化、道德滑坡。但心理学家并没有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次，而是尝试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去分析旁观者的真实动机，分析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介入，不去伸出援手。
在纽约皇后区的命案发生后，美国的心理学家达利和拉塔内提出一个“旁观者效应”的概念，就是说，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旁观者越多，任何一个个体介入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小，介入的速度就会越慢。
具体到这个案件中，旁观者之所以没有采取行动，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当他们看到别人没有提供帮助，可能会以为现场的情况没有那么紧急，比如可能误以为那是情侣在吵架，要知道，在别人不需要帮助的时候去提供帮助，很可能带来双方的尴尬和难堪；第二，当时有的旁观者也担心会出事，也想报警，但他们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围观，猜想肯定已经有其他人报警了，也就没必要再采取行动，这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判断失准；三是因为“责任扩散”，也就是说，帮助的责任会扩散到所有目击者身上，旁观者越多，每个个体身上的道德义务就越小；最后，还有对现实利弊的权衡，如果去救人可能会导致自己受伤，也可能会因此卷入一场冲突，被警察调查，这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旁观者的心理活动是极其复杂的，这两位心理学家为此做了一个实验：把被试人员带到一个房间里，然后制造了一个癫痫患者突发疾病的假象，以此来测试被试的反应。实验结果是，当被试知道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他们为“癫痫患者”提供帮助的概率，要低于只有他一个在场的时候。当旁观的群体规模越大，被试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小。
后来，又有心理学家做了另一个相似的实验：被试人员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填写调查表，一位年轻的女性研究者在分发完表格后，假装去另一个房间取材料，随后那个房间传来书柜翻倒的声音，还有那名女性痛苦地呻吟，说：“哦，天啊！我的脚踝动不了了，我觉得它折了！”其实这些声音是提前录制的，这名女士到另一个房间之后就开始播放。
实验的结果是，当只有一个被试在场的时候，70%的被试都提供了帮助；而当同时有两个被试人员在场，则只有40%的两人组中的一个人提供了帮助；而当两人组中的一个人是故意不提供帮助的假被试时，只有7%的真被试提供了帮助。可见，旁观者效应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
那么，除了旁观者的数量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人的助人行为吗？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是人的情绪因素。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在公共电话亭的投币处放一枚硬币，那些“幸运”地捡到这枚硬币的人心情愉悦，他们会更倾向于帮助“不小心”掉了东西的路人。另外，有研究者发现，向神父忏悔前的天主教徒，通常会比向神父忏悔完的人捐赠更多的钱。这是为什么呢？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忏悔前的人内心充满负罪感，而忏悔后的人负罪感得到释放，捐赠是释放负罪感的一种方式。当然，天气也是影响情绪的常见原因，有人发现，人们在晴天时给的小费，要比阴天或雨天时多。
其次，是性别因素。有心理学家发现，男性通常比女性更乐于帮助陌生人，尤其是有旁观者在场、帮忙有一定危险性或者需要帮助的人是女性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被帮助人的性别同样重要，比如，有人发现，驾驶人员在高速公路上更换轮胎，如果驾驶员是女性，那么会有25%的汽车停下来帮忙，而如果驾驶员是男性，那么只有2%的汽车停下来帮忙。可见，性别因素也很重要。
再者，是与需要帮助的人的相似程度。比如在美国，种族差异是人的显著特征，根据研究者的观察，便利店的白人店员，在发现顾客没有带够钱买某件商品的时候，如果顾客是同样是白人，那么至少在2/3的情况下会把商品卖给顾客；但如果顾客是黑人，尤其是黑人男性，那么只有1/3的概率会卖给顾客。作者认为，这可能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人们会更倾向于帮助与自己相似程度更高的人，也就是说，如果店员是黑人，那么在顾客没带够钱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把东西卖给黑人。
最后，是否帮助别人，还与人的匆忙程度有关。达利还做过另一个实验，他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招来一批学生作为被试，这些被试在去往指定的实验地点的路上，会遇见一个倒在地上呻吟的人，这个人是研究者事先安排好的。每名被试的时间匆忙程度不一样，实验结果是，在低匆忙程度下，有63%的被试会上前帮助这个人；在中等匆忙程度下，有45%的被试提供了帮助；而在高匆忙程度下，只有10%的被试提供了帮助。你看，这样一个小小的情境因素，也会成为导致人们行动差异的原因，这可能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很多时候，人的善与恶在一念之间，前面说天使可能堕落成魔鬼，那么，人有没有可能由恶变善呢？著名学者斯蒂芬·平克，曾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里用详实的资料论证，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向善的。而在《人性实验》这本书里，作者也提出“人们在大规模群体中潜在的善意是不容置疑的”，作者认为，这种善意来源于一种移情的能力。
我们该如何理解人的善举，或者说利他行为？学界存在一定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利他同样是出于某种自私的动机，比如获得他人尊重、获得人脉资源、避免内疚感，等等。但作者认为，人的移情能力被激发之后，就能够对他人的痛苦和困难感同身受，这时候，他们帮助别人并不是出于某种自私的目的，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就是造福他人。这种解释，大概会让我们对人性有更多的信心。
好，我们刚刚说了害人和助人，这两种行为都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偏个人化的。第三部分，我想回到群体，看看人在群体当中，会有什么好玩的行为特征。
古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旦有群，就会有群内和群外、圈内和圈外之别。在群体内部，人们讲究的是集体凝聚力、忠诚度、荣誉感，而在群与群之间，则会存在竞争、冲突和歧视等问题。
我们都说人是群体性动物，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人的群体意识是如何被塑造的？人为什么会对群体有认同感和忠诚感呢？构成一个群体的最小公约数是什么？
英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塔吉菲尔等人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招来了64名十四五岁的男孩做被试，这些男孩来自同一所学校，彼此之间很熟悉。在实验过程中，实验人员把40个不同数量的光点组合投射在屏幕上，每个男孩被要求估算一下其中一个组合的光点数量，然后实验人员会假装给这些孩子打分，告诉他们是高估还是低估了光点的数量，然后把这些孩子分成“高估者”和“低估者”两组。分组完之后，这些学生被要求在另一个游戏中，为所有被试人员分配奖励和惩罚的金额。结果发现，绝大多数被试的学生，为自己组的成员分配的钱，要比给另一个组的多。
你看，“高估者”和“低估者”是两个临时组成的群体，高估或低估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它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但就是这样最简单的差异，也足以把人区分开来。这些孩子在实验过程中，自动地产生了群体意识，会去关照群体内部成员的利益，这确实是一个让人惊讶的结果。
好，说完构成一个群体所需要的最小差异，我们再来看看，群体之间的歧视和冲突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都知道，北美土地上的种族歧视问题严重，这种局面已经持续了四百年。1968年4月4日，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爱荷华州的一名三年级教师简·埃略特，在看到这个新闻后的第二天，为了让学生认识到种族歧视问题的严重性，她在班上做了一个实验。
她煞有其事地对那些8岁左右的孩子说，蓝色眼睛的孩子要比棕色眼睛的孩子更优秀，因为褪黑素会让人的眼睛变蓝，也会让他们更聪明、更善于学习。然后，她让蓝眼睛的孩子在棕眼睛孩子的脖子上围上一条棕色的领巾，让他们变得更有辨识度。接下来，她宣布蓝眼睛的孩子将获得一些特权，比如，他们会坐在教室的前排，午餐时的食物会多一份，并且享有额外的休息时间，还可以喝教室饮水机里的水，而这些特权棕眼睛的孩子都没有。
孩子们的行为很快发生了变化。蓝眼睛的孩子变得更快乐、更活泼，并且对棕眼睛孩子的态度开始变得傲慢、专横，甚至产生了一些敌对行为；与此同时，棕眼睛的孩子开始变得孤僻、胆怯、顺从，他们在操场的边缘挤作一团，感到羞愧和愤怒，他们的学习表现也突然变差。第二天早晨，埃略特改变了态度，她说自己撒了谎：事实上，棕眼睛的孩子比蓝眼睛的孩子更优秀。于是，前一天的情况发生了大逆转。
实验结束后，埃略特向孩子们说明了实验的目的，以及希望他们懂得的道理。
这个人性实验，让孩子们感受到受人歧视的感觉，也让世人明白群体歧视的产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在权威人物的简单引导下，眼睛颜色的差异，就足以让两个群体产生敌对，那么，其他更明显的肤色、国籍、宗教、性别、职业、社会阶层差异，则更容易产生社会歧视行为，这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
当然，群体不只是带来歧视和对抗，它也能给人带来荣誉感和归属感。关于这个问题，心理学家也做了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并提出了“沾光效应”和“撇清效应”两个概念。意思就是说，当你所属的组织或地域，比如学校、公司、城市、家乡，发生值得炫耀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对这个群体表现出更多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沾光”，而当它们发生负面新闻的时候，你会倾向于和它们撇清关系。
心理学家在美国七所大学调查发现，当一所学校在最近的橄榄球赛中获胜时，学生们会倾向于使用“我们”来描述，比如说“我们赢了”，而在学校输掉比赛时，学生则倾向于使用“他们”来描述，比如“他们输了”。与此同时，如果学校赢得比赛，那么，穿着标有学校或球队名字衣服的人就会增多，相反，如果输掉比赛，则会减少。
这种微妙的群体心理，被心理学家们精准地捕捉到了，确实很值得玩味。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期音频的主要内容。
我们谈到，心理学实验是通过情境设置，来考察人的心理动机和行为规律。通过心理学实验，我们认识到，人性中同时存在着善与恶的种子，善与恶的转化，常常被复杂的情境因素和个性因素所左右。人既可能因为盲目服从权威而变成嗜血的魔鬼，也可能因为移情而变成善良的天使，而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更多培养移情的能力。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性也必须放在各种关系，放在群体生活中去考察。心理学实验让我们看到，群体划分可能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并不一定都有理性的考虑，人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会有一种天然的偏好。这有利于群体的建设，但也可能因此导致群体之间的歧视和对抗，这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
我们常说“人心隔肚皮”，好像你永远没法猜透别人的想法。但听完这本书，你会发现，无论是个体心理，还是群体心理，都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规范下生存，也就必须遵守一些共同的行为准则，最终会形成许多相近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透过这些有趣的心理学实验，我们得以更深刻地洞察人性的奥秘。
撰稿/讲述：徐学勤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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