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汉江奇迹”到“韩国教训”：规模速度型增长方式的盛极必衰
韩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发达国家的历程，被誉为“汉江奇迹”。然而，这个延续了30年之久的“东亚模式”典范，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不堪一击，暴露出千疮百孔的经济结构和过度追求规模速度型增长方式的教训。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三个过度”：
（一）举债过度
韩国的工业化起步是在国内市场封闭的前提下，走以民族工业为主导的内源型经济发展道路。为解决工业化初期的资金不足问题，韩国政府曾不惜以国家名义担保向外国金融机构举债。1953—1962年间，韩国进口额70％的资金来自外债，工业化的资金也主要依赖举借外债。在此期间，由政府扶持起来的大企业集团，更是将规模增速视为发展核心。在政府长期低息贷款的支持下，倾尽全力追求多元化扩张，甚至不惜成本、不计利益回报。由于自有资金匮乏，长期依靠举债融资，金融危机前韩国前30家大企业集团的负债比率高达518.9%。这种高外债、高投资的增长方式，使得韩国的外债结构极度失衡，短期外债比率过高，而外汇储备又严重不足，无法应对危机的爆发。
（二）政府对大企业关怀过度
韩国的产业政策及政企、银企关系实际上是“日本翻版”，政府对企业关照过度，企业对政府依赖过度。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在较短时间、以较快速度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国际竞争力。1973年韩国前5大企业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于全国GDP的4%，1988年上升至11%，1996年超过了25%。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脱颖而出，如现代、三星、大宇、LG、SK等。然而，政府的大企业集团战略和信贷、税收政策优惠，导致大企业举债投资扩张过快。韩国前30家大财团的自有资本比率仅为18.2%，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前，韩国企业平均负债率超过400%。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对大企业的“热切关怀”，使得资金配置严重扭曲，进而导致价格信号失真，市场资源配置失灵。
（三）短期资本流动过度
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主要是对内自由化，主要内容包括银行私有化、业务经营自由化、取消利率管制、取消进入壁垒等，从实施情况来看，经历了放松——再管制——再放松的反复过程。然而，这种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产生了两大问题：一是利率自由化使得金融机构的资金迅速向房地产、证券等高风险的非生产性行业倾斜，增加了银行体系和企业经营的脆弱性；二是为了满足经合组织（OECD）的准入要求，韩国于1993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1995年对国外投资者开放了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内部金融改革不彻底的情况下，迅速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导致大量国际短期资本流入。1996年韩国的外汇储备为332亿美元，而短期外债就高达930亿美元。而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开放产生的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衍生品交易风险、外债风险等估计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危机一触即发。
二、从“大马不死”到“壮士断腕”：转型的主要措施
（一）调整大企业集团结构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政府把改革大企业置于优先地位，对大企业集团进行彻底的调整改造。金大中政府于1998年宣布了改革大企业的五项基本原则：提高企业管理透明度、禁止相互债务担保、改善资本结构、集中专业化经营、加强大股东和管理者的会计责任。随后，为巩固和加强韩国企业结构调整的成果，政府又出台了三条补充原则：加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治理、制止流动贷款和非法内部交易、加强对逃避遗产税和礼品税的管理。为此，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一是进行分类调整。第一类是对于没有再生能力的企业令其破产，2000年11月前共有52家企业自动从市场退出。第二类是对于虽有竞争力，但负债过多的企业，政府要求其制定企业改造方案，对其中83家企业减少税收，向其提供86兆韩元的资金。第三类是对重化工部门进行调整，包括石油、化工、汽车、航空和铁路等，对9大行业的16家大企业强制进行业务转换。第四类是对五大财阀进行拆分，制定财务结构改善措施，三年内将韩国前30家大企业拆分为221个小企业。
二是引进竞争。大企业的研发实验室大多等级结构分明，缺乏灵活性。过度的内部化限制了同外部单位的联系与合作，自我完成的恶性循环阻碍了创新的发展。通过企业重组和贸易自由化，消除进入障碍，降低大企业过度集中的影响。
三是走专业化经营之路。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迫使大企业改变资本结构，将投资集中在核心能力建设上，搞专业化和对技术的深度开发。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手段控制大企业的扩张，如改革债务担保办法、禁止信贷交叉担保、加强信贷控制、贯彻垄断条例及公平贸易法等。在政府信贷的控制下，大企业只得走发展核心业务之路。
（二）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在长期的“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中，韩国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逐步形成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的关系格局。少数成功的核心大企业集团和大量落后的边缘化中小企业形成了韩国产业发展的二元结构。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韩国中小企业几乎陷入绝境，为此，政府和大企业在金融危机后对这种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
一是大企业拉“小兄弟”一把。自2002年开始，韩国政府与三星、浦项制铁等大企业及公共机构签订了官民合作计划，促进“以购买为前提的新技术开发事业”，即中小企业的技术研发产品被大企业购买时，政府便会负担中小企业部分研发费用。同时，韩国政府还积极推动大中小型企业合作由“制度上的共赢”转向“文化上的共赢”，推动以采购为主的合作模式转向涉及研发、质量等所有领域合作的共赢模式。2004年，韩国产业资源部决定将30%的产业基础资金提供给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合作事业，支持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同进行技术开发、设备投资、人才培养、提高质量、促进销售等事业。
二是政府推“小企业”一把。一方面，通过专业机构推动中小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如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在全球70多个国家设立近百个贸易馆，为中小企业提供从产品出口手续到客户资源拓展等全过程、全方位的支持，具体包括搜集海外市场信息、海外人才招募、解读当地法律法规与政策环境、支援中小企业海外投资与市场开拓等，成为韩国中小企业走向全球的“桥梁”。另一方面，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融资。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韩国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大量长期低息贷款，一般贷款周期为8年，利率在2%-8%之间，远低于10%左右的商业贷款。同时，设计了多种以政府为背景的风险投资基金，以补充和引导民间风险投资。更为重要的是，韩国还以技术作为担保依据，由政府基金向银行提供担保，银行向风险企业提供贷款，主要支持资产规模小、资金不足但创新能力强、具有成功前景的中小企业。
（三）推进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金融危机前，韩国在推动金融自律化上畏首畏尾，在推进金融开放上时断时续，面对严峻的金融形势，监管机构的决策却一再政治化、复杂化，并由此对金融改革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痛定思痛，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壮士断腕”式的改革，主要表现为：
一是重新确定金融监管的作用和地位。明确提出，既要减少政府干预，避免根据政府意志进行管制，又要加强监管，避免出现管理盲点。二是为减少政府干预、确保监管的中立性和统一性，把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合并了金融监管体系，成立了单一的金融监督院。央行主要以物价稳定为目标，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行使最终贷款人的职能。三是对贷款企业实行监管。由于大企业的贷款数额大、渠道多，一旦出现经营问题破坏性很大，因此需要把大企业的运营状况纳入监管范围。韩国的主要做法是事先监督和事后惩罚相结合。事先监督主要强调企业会计制度的公开性、透明性，要求企业由一年披露一次会计信息改为一年披露两次。事后处罚主要是追究破产企业法人责任。四是要求投资者进行自我约束。对于超过一定数额的存款，政府不再提供保障，由投资者自己判断并承担金融机构的风险。
三、“化危为机”的转型成效
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是一种破坏性创新。事实也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成为韩国发展创新型经济、实现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转折点。
（一）发展创新型经济：走企业主导型创新之路
金融危机后，韩国的创新模式开始由政府推动型向企业主导型转变。长期以来，韩国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可以概括为“引进—模仿—改进—创新”，具体而言，即是“引进—模仿—基础研究—创造—自主研发—快速转化生产力”。其实质是在原有资源与新技术整合的基础上，实现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过程。
图1 引进——创新的内在过程和外部推动
在技术开发上，韩国大企业除采用通常办法，如直接花钱购买技术和通过合资消化吸收技术外，还主要采用了其他三种形式：一是非贸易型技术引进，就是通过派遣人员接受培训、参观考察和交换技术资料获得技术；二是与外国机构共同研究开发，以技术合作的形式获得技术。如三星电子曾与日本索尼公司开展技术合作和共同研究，现在其不少产品已在技术上比索尼更胜一筹；三是在国外开办技术型企业和研究中心，通过当地的技术力量获得先进技术。韩国的大企业都在美国硅谷设立了研究中心或分公司，聘请美国工程师帮助设计、开发，将先进技术引进来。
以三星电视产业为例，它的发展与壮大主要经过了技术引进、技术吸收、技术改良和技术创新四个阶段。第一阶段（70年代前半期）：三星制定了从日企引入技术的方针，派员工到日本工厂研修，掌握隐含技术。技术获取后马上运用于国内生产，并将产品进行出口。第二阶段（70年代后期）：经过技术吸收阶段，三星集中力量进行选择性的技术导入与自主开发及原材料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第三阶段（80年代）：由于三星在黑白电视时期就通过技术吸收储备了生产彩电的技术和能力，当韩国政府允许彩电投放市场时，与其竞争对手相比，更为迅速地进行了转产。这一阶段，三星为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将重点关注于提高质量与生产率以及自主品牌的培育。第四阶段（90年代）：通过技术改良阶段的学习，三星的四家企业成功完成了大型电视的研发，几乎与世界其它先进企业同步进入概念电视的开发。
韩国企业技术创新之路之所以越走越宽，还在于技术创新成果能够快速转化为生产力。据统计，韩国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是世界上最快的。韩国企业注重根据市场需要确定研发项目，很多项目在研发初期便与市场挂钩，一有成果就能很快产业化、商品化。例如，近几年重点开发的通信技术及其产品便成为韩国最大的经济支柱产业和出口行业。
（二）外向型经济转型：摆脱“三明治面包”困境
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挤占了韩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使得韩国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与纺织类产业基本退出市场，成为处在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三明治”面包。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地位，韩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便着手对外向型经济进行转型升级。一是提高出口产品的复杂度。韩国政府鼓励企业从日本等国购买高端技术与先进设备，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用出口(对中国)带动进口(从日本)，跳出“三明治”困境。二是加大吸引外资。在金融危机前，韩国对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接受产业转移和向海外直接投资并不积极，甚至进行限制。金融危机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实施新版《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后，韩国对外商在韩直接投资实行全面自由化和鼓励政策，如大幅放宽投资领域，提高优惠程度，延长税收减免期限，为大规模引资实行了“指定外商投资区”制度，甚至允许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进行敌对性并购等。三是推动企业“走出去”。2007年韩国海外直接投资额超过200亿美元，投资地区集中在亚洲、中南美和非洲，投资行业集中在电力、电子、汽车、石化、房地产、矿业等。
四、启示
一是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全面改革，化危为机，顺利实现了经济的转型升级。这也说明，危机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决策，而不能畏缩不前、犹豫不决，错失转型的时间窗口。二是要真正实现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当前我国与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类似，均属于技术追赶型国家，尚不具备依靠自主创新而实现技术赶超的能力，但又都具有较强的模仿创新能力。因此，韩国企业的技术模仿创新模式值得我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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