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短短16字深层次揭露古代帝王对天下的看法，如果说家是组成国的最小单位，那么帝王之家又该如何呢？
帝王与后妃以及子女，加上皇亲国戚，这些或明或暗的人际关系，交织成朝堂上错综复杂的势力党派，编织成各朝各代的政治主张和脉络。帝王婚姻是政治的产物，后妃是政治的附属品，外戚政治则是帝王婚姻的一个产物。我们以西汉为代表，从不同角度细数帝王的家事。
“后，君也”，太后是封建王朝最具地位和权威的女性角色，家庭中地位举足轻重。西汉时期，太后在朝政中颇具影响力，以吕太后窦太后为代表。
西汉以孝治天下，因而西汉时期的太后，要比后世诸多朝代权利更甚，太后权威直接体现“子孝”。相较于其他人，太后更能名正言顺干预朝政，皇帝年幼亦或昏庸无能，为保持政局的稳定，太后往往会及时出手临朝称制。
西汉时期最早干政的便是吕太后，“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大赦天下。”吕后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为之后文景之治奠定坚实的基础。
如果是幼帝，羽翼未丰前往往都会依赖太后，自身能力不足，有母亲嫡系势力补足，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心理上的亲近。这种情况，往往会随着皇帝的成长，皇帝和母亲之间迟早出现矛盾。
新帝羽翼渐满，自然而然的接手国家权柄，不愿再受他人指手画脚。多数时候太后贪恋权势，不愿意放下手中权利，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皇帝主动交出权利，如孝惠帝，由太后继续处理朝政，自己躲在后宫饮酒享乐。要么以太后为屏障，壮大自身实力，如汉武帝，不断积蓄力量，最终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后宫太后是重要角色，君恻的妻子同样有着重要地位。
古代施行一夫多妻制，作为权力巅峰的皇帝，自然是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民间更是有“后宫佳丽三千”的说法。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同时，又该如何处理如此庞大的妻妾关系？
皇后是皇帝正妻，既是常侍君侧的贤内助，同时也是后宫管理者，“皇后，大君也，指成王也”，以吕后为例，如果没有她的协助，刘邦很难成就大业。刘邦初为泗水亭亭长，“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为家中生计于田间劳动。刘邦与项羽争霸失败，项羽“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高祖讨伐黥布被箭射中，吕后赶紧为他请来良医医治。
刘邦出身微贱，成功之路离不开吕后这位贤妻，当然，这种无关情爱的相互帮助，少不了利益因素作祟。
吕雉刚毅果断心狠手辣，成为刘邦政治帮手，两人的婚姻虽没有过多情爱，却能彼此成就。陈皇后与霍皇后家庭背景优厚，能为新帝稳固新政，他们的婚姻与爱搭不上边，单纯的政治婚姻。卫子夫以她个人修养，得到武帝敬重，成为贤内助，她的婚姻有情有爱，有喜有悲。赵飞燕以她的妖媚，蛊惑成帝，扰乱朝纲，致使成帝无子嗣。
皇帝与皇后的夫妻关系与政局有着重大的关联，反之，时事政治也会对帝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除开正妻，皇帝的妾，也就是嫔妃，在西汉家族史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古代婚姻最主要意义便是传承子嗣。孟子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皇帝生育自然头等大事，而西汉皇室婚姻较为疏阔，不讲究门第出生，最直接的体现便是不论贵贱，不重贞操，不论行辈，比如刘邦宠幸过的薄姬，以前是魏王豹的妻子。选纳后妃以色艺取人。刘邦最宠爱的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
帝王对姬妾的宠爱，绝不会凌驾于政治利益之上，刘邦宠爱戚夫人，想将其儿子刘如意立为太子，当他发现太子刘盈大器已成，立马放废立的想法，同时劝说戚姬“吕氏乃真主矣”。
于皇帝而言，后和妃地位截然不同，皇后是帝王家女主人，在家庭关系中有绝对话语权，她们可以理所应当直接插手家中事务，是“男性主外，女性主内”的直接体现。
嫔妃始终是侍妾，家中大小事务都无权参与，一但色衰失去皇帝临幸，只能在深宫后院幽怨终生，用“笼中雀”形容嫔妃十分贴切。
“人之至亲，莫亲于夫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刘邦登基后这样说道，皇位继承是刘氏王朝得以延续的保障，是整个天下生死存亡的关键。从秦汉时期起，为了皇位的稳定，历朝历代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核心就是父死子继。
西汉建立前，刘邦就预立太子刘盈，刘邦并不是对刘盈有多偏爱，未立国而先立太子，这也是出于对统治的需要，目的就是防止皇位的争夺斗争，“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
后来刘邦想废除太子另立宠姬之子的举动，遭到张良、叔孙通、周昌为首的众大臣的强烈反对。叔孙通更是死保太子谏言道：
“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削污地。”
意思十分明确，晋献公废太子导致国家动乱数十年，秦朝废太子导致赵高作乱，吕后帮扶刘邦才有如今的局面，反正要废太子就先废了老臣我！
纵观整个西汉，太子的废黜不在于能力多寡，而在于皇帝对宠姬的喜爱程度，只有宠姬百般劝说与权谋之下，皇帝才会有换太子的想法。
再来就是太子和父权的距离太远，父子间感情的确实使得猜忌丛生，让外部奸邪有了可乘之机，而父子矛盾的升级导致了皇帝下狠心废立新太子，比如汉武帝太子刘据，景帝时太子刘荣。
可以说皇帝的后宫，对太子的地位稳固与否有着重大的影响。刘邦取得天下后，虽然他对吕雉还有感激和敬重，但吕雉色衰加之后宫嫔妃诱惑，刘邦还是倒向了其他嫔妃一边。
《汉书·外戚传》记录了这一段内容：“后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太子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己，常欲废之而立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
皇帝家事的影响直接投射到政治决策上，不难看出，刘邦对戚姬的爱衍生到孩子身上，认为如意“类己”，而刘盈太过“仁弱”，刘邦如此举动，无疑是加剧他和正妻吕后间的矛盾，这让吕后清楚认识到婚姻关系外政治资本的必要性。
后来吕后为了重新赢得信任，开始一系列的动作，吕后听从张良的建议，请出商山四皓辅佐刘盈，并树立自己的威信，相继替儿子除掉了政治上的隐患，这才让刘盈成功登上了帝位。
吕后和戚姬的矛盾，在刘邦在世时还能压下来，但刘邦驾崩后，吕后开始疯狂报复，她先是害死赵王如意，又将戚姬的手脚剁去，挖去双眼，熏聋耳朵，灌下哑药，扔在猪圈，称之“人彘”。
皇帝与储君间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皇帝必须预立储君，不让子女们抢的头破血流，不给奸臣可乘之机也是朝堂稳固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储君如果太过出色，也会直接对皇权的稳固造成威胁，如果帝党和太子党互相倾轧，整个国家秩序都会极大的震荡。由此可见，皇帝和储君的关系不仅仅是家庭关系的衍生，更是统治地位和父权的对立平衡。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刘邦逐鹿中原获胜后，整个刘氏宗族都成了时代的获利的者。
中国人对于亲情关系的链接十分重视，经常会将感情影响投射到政治利益中。楚汉之争初期，由于外部斗争激烈，刘邦大量分封异姓的诸侯王，汉朝初期几乎处于君臣“共天下”的局面，而随着汉朝的中央集权愈发强盛，分封贵族的弊病也逐渐显露了出来。
诸侯王存在的本事就是对皇权的威胁，刘邦为了保证王权的统一，是一定会过河拆桥铲除异姓诸侯的，汉是刘姓宗族的天下，
《史记》与《汉书》中记载：“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故王者疆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性于天下也。”
武帝通过颁布“推恩令”，“附益之法”，“左官律”，又酎金夺诸侯，削弱了封国的势力，使诸侯王再也没有能力与中央抗衡。
自汉武帝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像“七国之乱”这样巨大的叛乱事件发生，而后又经过了文、景、武三代的打压，诸侯王的实力大减，在西汉后期面对外戚、宦官的擅权，面对刘氏江山的改姓易号，刘氏宗族只能叹息，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通过分封诸侯国的王子们得以封为王子侯，拥有了自己的一小块封地。这一措施的出现固然会得到大量的皇族王子的支持，他们对皇帝感恩戴德，自然而然会拥护皇帝的统治。
各个侯国之间又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从表面看，汉武帝是在维护诸刘氏王子的利益，实则是通过大量的分封来分化瓦解各诸侯王的实力。
此外，经过推恩，数量庞大而且拥有政治特权的王子侯们，在皇族的发展壮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社会基层，侯爵对皇族子弟是一种政治保护。
在宗法社会关系中，宗室一直都是皇权左右的重要政治力量，而诸侯王又是与皇帝血缘关系最近的政治势力，虽然两方有血缘作为联系，但皇帝和太子间都会因权利斗争翻脸，更何况还是宗族之间呢？宗族和皇权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解的。
西汉中后期以后，诸侯的实力受到限制，特别是汉武帝以后推行“推恩令“等一系列的措施，诸侯再也无力与中央相抗横，沦落为一般的编户齐民。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虽然杀母立子，防止外戚擅权，但最终却是从这里开始了外戚干政的局面，昭帝时霍氏、宣帝时史氏、许氏、王氏，自元帝以后王氏外戚统领整个西汉，另外成帝时又有傅氏、丁氏，赵氏。汉朝的天下最终还是葬送在了外戚手中。
纵观历朝历代，围绕皇权组成的复杂家庭关系，大小矛盾无非都是权利，而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了当权者皇帝上，这其实也算是传统帝制的机制问题。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君主的意志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种世袭的权利体制下，逐渐使王朝走向衰落是必然的。王权当有能力者居之，后来者亦然。但唯有相信人民，依托于人民者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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