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有周公吐哺以归天下心，炎汉时期又有贤良对策以收四海之英才。人才从来都是明君治国安邦的抢手货，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君王要想网罗天下贤人，就应该有一套发现“千里马”的“伯乐”之法。
在两汉时期用来搜取人才的“伯乐”之法中就有贤良对策。贤良对策中的“贤良”不仅指的是才德两全的贤士，还指汉察举制度中的一个选拔标准和科目，即“贤良科”，它区别于察举制度中的常科，属于不定期举行的特科，而贤良对策就附着于此。
经过两汉统治者的不断修缮，贤良对策的运行机制趋于完密，形成了从开始由皇帝下诏征求贤良，各机构听令履行职责，举荐上人才，然后皇帝考核授官的运作形式，为汉朝廷官员队伍输入了大量贤士，利于国家的欣欣向荣。
两汉的贤良对策的形成一方面是先朝选官纳贤制度的借鉴与延续，另一方面又与既有的社会背景条件的影响有关。贤良对策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的人才推荐和战国时期的游说对策。
尧舜时期，以地方官员向君主推荐人才的选官方式，是将选贤任才作为宗旨的，这与两汉时期轻出身、重才德的察举制一脉相承。到夏商周时期，虽然“家天下”的世卿世禄制对选贤任才的制度有所冲击，但任才的选官制度并没有销声匿迹，仍然延续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起，学术界百家争鸣，各学派士人开始在列国间游说，以宣传本家政治思想。为了能够在群雄中脱颖而出，诸侯国首领们也十分重视这些学者，给予其宾客待遇。由此，通过游说取官的方式如火如荼地在各国间盛行起来，一时涌现出商鞅、陈轸、范睢、苏秦、张仪等治国能士。
游说策士是否能够入仕与他见解言论的好坏直接相关，因此，这种纳贤方式与而后的贤良对策十分相似。但是由于两个时期的客观背景不同，一个是四分五裂的战争环境，一个是大一统的稳定局面，所以汉朝的贤良对策与游说选官不能苟同，它还要与既有的国家背景相联系。
在政治方面，汉初时的社会萧条一片，百废待兴，急需官吏治理，但朝廷里的百官又多为当初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武将，因此，选举治国贤士迫在眉睫，之后的历代皇帝都在选官制度上下足了功夫。
在经济方面，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使得汉朝经济初步恢复，各种基础设施都建设齐全，为贤良对策的兴盛提供了丰厚条件。
在思想方面，“天人感应”的天命观深深影响了贤良对策制度，成为其思想前提。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的盛行使得“天人感应”思想成为皇上治国理政的重要观念，一旦有日食天灾等现象发生，君王就会以警戒人世为理由下诏征选贤良。
在历史因素与现实客观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汉代贤良对策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初见端倪，文帝时期正式出现，武帝时期得到完善与发展，成为重要的纳贤制度。
经过前几任皇帝的开拓后，贤良对策在武帝时期形成机制，成为了汉代官吏选举的特科。为选举出治国安邦的贤良，汉朝皇帝会亲自派遣专任官员前去举荐，同时还设立了职能机构来协理选举事务，像负责主持选举活动的机构太常及尚书等，负责招揽接待候选者的机构公车府等。
西汉时期，太常主要掌管礼仪祭祀事宜以及博士选拔活动，属于礼仪相关的机构，同时还会参与到考核贤良对策中来，负责人才考核以及名次排列等。
到东汉时期，尚书机构进一步侵吞了太常公卿的祭祀和选举的职能，职责范围扩大，权利逐渐增强。由此，贤良对策选举活动就开始受尚书机构掌管。公车府隶属于卫尉，官名“公车司马”，主要负责接待并总领被荐举的贤良人才,起着辅助性作用。
当然，这些职能机构只是负责前期的筛选等事务，并没有直接决定权，最终还是需要征召者皇帝来决定贤良人才的去留。贤良对策一般的环节包括：皇帝下诏征召贤良，职能机构选举人才，对候选人进行策问，根据策问情况进行排名和授官。
皇帝下诏征召贤良是第一环节，基本上发生在自然灾害之后，皇帝有感于天命，遂下诏选贤举能。在诏书中皇帝会明确贤良选举的具体标椎和人数要求。具体标椎没有定律，会随着客观实际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像“直言极谏”“亲民”等。人数一般是每位负责选举的官员举荐一人，有时也可以是两人。
对于负责举荐的官员，皇帝也会对身份与官禄有所要求。选举人可以是诸侯王、公卿、郡守、丞相或御史等，一般都是官禄为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可见皇帝对贤良对策的重视。
受命以后，负责举荐的官员、以及职能机构就在其管辖地域内开始检索人才。举荐者们以名望人品为依据，经过细心考量，会初步筛选出符合标准的贤良。有时是一名官员选举出一个贤良，有时也可能是两名甚至更多的人选举出一个贤良。
举荐机构选好人才后，就到了皇上审核环节，即对贤良的策问，此环节有时或由太常机构直接完成。贤良策问的内容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西汉初期的对策内容主要是贤良们关于宏观政治理念的阐释以及某些政治制度的建议。
到了武帝时期，则侧重于天灾人祸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以及相应建议的提出。晁错的《贤良对策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公孙弘的《贤良对策》都是有关阐述政治理念的贤良对策文的代表作，为皇帝治国理政提供了宏观的政治理论根据和行动建议。通过分析这些代表作可以了解汉代的政治局面以及士人普遍的政治理念。
晁错的对策文反映出了他对儒家“仁者爱人”正统思想的弘扬，要求皇帝顺应天道民意，仁政治国。同时为了防止歪风邪气迫害社会清明，还主张以法家思想作为辅助。
董仲舒糅合儒家以及阴阳家的学说提出“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是万物主宰，拥有意志与支配能力，它仁爱皇帝，以自然灾害、祥瑞征兆等警示指导皇帝治国理政。当然，董仲舒并没有把天作为治世的绝对依据，他也强调了人的能动作用，“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这体现出了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
公孙弘同样是儒家仁政理念的追随者，他在对策文中提出了上正、民信、任贤臣、去妄言、节赋敛、修民时、赏德功、赏罚得当的“治民八法”，要求君王爱民勤政，教化文明，推广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同时透过“八法”中的后几项规定可知，公孙弘的治国思想也有法家色彩，这与其旧时狱吏的职业经历有关。
到了汉武帝以后，贤良对策文开始重视具体政治事务与自然灾异，要求透过自然灾害的祥瑞预示，来联系人事政治并提出相应建议。比如汉成帝时期的杜钦就曾在对策文中借助自然灾异联系实际的政治缺失，以警示皇上。
在指出灾异与现实的联系后，杜钦又随之提出弥补建议：陛下要匡正后宫法度，杜绝过分的奢侈，勤俭节约，选贤举能，亲贤臣远小人，休养民生，抚慰百姓……
成帝时期的谷永同样在对策文中以自然异象来规劝皇帝，文中提到：“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萧墙之内，二者同日俱发，以丁宁陛下……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恤政事。”谷永借用日食异象警示皇帝切勿耽于女色，而应勤于政事以成就大业。
总的来说，贤良对策的策问内容基本都符合现实的政治需要，利于君王从中提取有益的统治经验。策问结束后，太常机构会依据被举荐者们的表现来对其进行排名，然后再由皇帝根据名次授官。所授予的官位可能是郎官，也可能是县令或太守等。如此，贤良对策活动就圆满结束。
汉代贤良对策过程严密有序，为辅佐皇帝统治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有明理善政的政治人才，像晁错、董仲舒、黄霸和鲁丕等人；能征善战的军事人才，像有种暠、张奂、皇甫规等人；有知识渊博的学术人才，像李育、孙期、张楷和周燮等人。这些人才各具其能，在官位上大放光彩，给汉代政治发展及社会各方面的繁荣带来可能。
在政治上，贤良人才通古今之运，观天下大势，提出了很多治世良策。像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力挺儒家学说，将其作为国家主流思想，顺应了大一统的政治形势。他用思想武器一扫以往政治弊端，加强了中央集权，稳定了大局。而这项政策也一直影响着此后的皇帝统治，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
汉代的外戚宦官乱政现象严重，威胁到了刘氏江山的稳固。贤良人才们作为汉皇手足，自知有责在身，也曾与这些乱政的外戚宦官针锋相对过。这在一定程度上销蚀了宦官的作乱锋芒，维护了汉朝廷的政治环境，延续了统治时间。
汉和帝时期的贤良李法，就以 “宦官权重，椒房宠盛”上书讽谏皇帝，极言外戚官宦的权力之大，恃宠放旷。除此之外还有荀淑和皇甫规，他们曾在贤良对策文中讥讽宦官梁冀的专权行为以警示皇帝。
许多贤良还坚定回绝了梁冀的威逼利诱，像杨厚等人。更有贤良不顾自身利益，逮捕贿赂奉承外戚的官员以匡正朝纲，像益州刺史种暠就是如此。
在经济上，贤良人才为汉王朝财政提供很多良方，助推了社会经济繁荣。像贡禹就在赋税制度上建议“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在钱币制度上建议“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 “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其中的口钱制度就被采纳并获得了一定成效。
在法律上，不少法令制度也出自于贤良人才之手。文景时期的晁错就是儒法两家思维的集大成者，曾积极整顿过国家法令，提升了汉王朝的法律效力与统治威信。像他的削藩法令，削弱了诸侯势力，虽因触碰了藩王利益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却成全了刘氏江山的稳固。
在文化教育方面，贤良人才不仅学以致用，将才识融入政策制定上，也以自己的高风亮节为百姓做出了表率。像董仲舒就曾在贤良对策文中提出建立太学、庠序以教化子民的建议，为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乡里文明开化提供了条件。
两汉贤良对策在先朝游说取官的历史土壤上破土而生，又在国家既有的大环境之中茁壮成长，在历代皇帝的辛勤浇灌下变得一树欣荣，成为纳贤取士的重要策略。贤良对策一般是从皇帝在感知自然异象之后下诏征人开始，各受命官员及专职部门初步考核出候选贤良来，再由皇帝或专职机构进一步策问。
根据具体情况排好第次，授予官位，如此才得以完成。过程较为严密而有序，给汉王朝输送了众多治世能臣，排出不少尸位素餐的禄蠹官宦，为汉帝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繁荣发展夯实基础。
官吏是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推手，他们的学识才德的深厚与否关系着运转效率的高低。贤良对策在发掘候选官员的才识与能力发面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让有才之士得以大展身手，这也是其被广泛采纳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尚书正义·周书》
《汉书·食货志》
《汉书·杜钦传》
《汉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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