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法重要? 还是知识重要? 这个问题不论对正在读书的学生，还是对正在工作的人们，这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
“逻辑”一词是由英文“Logic”音译而来，具有思想、原则、理性、力量、规律等含义。 因此逻辑思维是指严格遵循逻辑规律，逐步分析与推导,此同时最后得出合乎逻辑的正确答案和结论的思维活动。反之，非逻辑思维则是一种没有完整的分析过程与逻辑程序，依靠灵感和顿悟， 快速地做出判断与结论的思维活动。
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是性质、特点、作用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法，在常规思考或创新思考的过程中，两者往往交替使用，但在思考的不同阶段，它们所起的作用又有主与次的区别。 [1]
一般来说，逻辑思维讲究准确性、严密性和条理性，是人们自幼通过参加各项实践活动和学习各门知识过程中使用较多、掌握问题的方法；而非逻辑思维则讲究流畅性、灵活性和独特性，是一种长期为大家所忽略的思维方法。当我们面对咄咄逼人，富有挑战性的难题，运用步步推进的逻辑思维难以解决时，使用灵感思维、直觉思维，以及联想、想象等具有跳跃特性的非逻辑思维往往能找出新途径，想出新点子。
《武器与人》是英国大文牵萧伯纳的杰作。这个剧本在首次公演时，就征服了广大观众，他们纷纷要求萧伯纳登台，接受祝贺。这时也有一位寻衅喝倒彩的。他当众指责萧伯纳：“萧伯纳，你的剧本糟透了，赶快停演吧！”
面对这种无礼的叫嚷，一般人都会以高声杭议来予以还击，可萧伯纳似乎并不生气，他先面带笑容地向挑衅者鞠了个躬，然后彬彬有礼地说道：“我的朋友，你说得好，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随后，他又指了指观众：“但遗憾的是，我们两个人反对这么多观众，又有什么用呢？”
萧伯纳话音刚落，全场便爆发出幕风雨般的掌声，那位寻畔者只好灰溜溜地溜走了。
同样，在科学研究中，利用非逻辑思维实现创新的例子也不少，维生素K的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29年，丹麦的一位名叫达姆的博士特制了一种饲料，他利用小鸡作为材料进行生化研究，结果发现用这种特制饲料喂养的小鸡皮下和肌肉都有出血的现象，如果用针尖刺破，小鸡就会流血不止，随即死亡。此后的许多年时间内，达姆进行了无数次试验，包括将一些已发现的维生素添加进饲料，仍不能使患病的小鸡康复。直到1939年的一天，达姆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农家的小鸡没有一只患出血症的,达姆灵机一动，他猜出在农家小鸡所吃的饲料中一定含有一种能防治小鸡出血症的特殊物质,于是进行了深人研究，最后终于发现绿色植物的叶子对防治小鸡的出血症有奇效。随后达姆又对绿色植物的叶子进行了仔细研究，从中提炼出了一种黄色液体，这就是维生素K。在发现维生素K的过程中，达姆的灵机一动，所运用的就是非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创新过程中，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是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的，逻辑思维是非逻辑思维的基础。非逻辑思维是高度成熟的逻辑思维的产物。没有逻辑思维做先导，难以提名出新问题、新设想。可以说，非逻辑思维在创新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创新思维的主要形式。在新思想、新设想提出之后, 仍然需要运用逻辑思维进行推理和论证。因此，我们在突出非逻辑思维的同时，不能排斥或贬低逻辑思维在创新活动中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有的人头脑灵活、机敏、迅捷，而有的人则比较僵化、呆板、迟钝；有的人思维活跃，头脑中新点子、新念头源源不断，一生中做出了许多创造发明，有的人则一生默默无闻，只会按常规想，做常规事。这反映出不同的人在思维能力上的差别。
现在，越来越多的教育家、人才学家认为，一个人的才能除了取决于知识、技能外，往往还有赖于他的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能力。思维能力，尤其是非逻辑思维能力的缺陷会影响人们对知识的科学加工和创造性运用。这类事例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
众所周知，青霉素是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1928年发明的。当时，弗莱明在研究葡萄球菌的变种时，发现培养皿的边沿生长了一些霉菌，而这些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没有了。在此之前，日本科学家古在由直也曾发现过这种现象，他经过仔细思考后，将这一现象归为普通的污染现象，认为是霉菌的迅速繁衍，消耗了葡萄球菌生长所需养分的缘故，因此未作深入研究。而弗莱明大胆运用非逻辑思维，这一现象想象成是“霉菌杀死了葡萄球菌”的结果。随即对这一设想进行了检验，终于从霉菌中分离出了一种能抑制细菌生成的抗菌素—青霉素，人类战胜肺炎、白喉、脑膜炎等“绝症”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并因此获得了1945年的诺贝尔奖。
同样，前苏联科学院的夏尔布里津教授在1981年前就通过实验发现了物质在超低温下电阻消失的现象，但由于他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将这一现象归因于“物质表面异常”而未加深入研究。五年后，瑞士苏黎借研究所的缪勒和柏诺兹两人根据与夏尔布里津教授相似的实验现象，提出了超导理论，并因此荣获了198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思维能力的缺陷使古在由直和夏尔布里津教授等著名科学家们失去了作出重大创造发明的机会。不过我们经常对自己思维素质的优劣和思维能力的强弱往往不大注意，一个人做错了事，如果你批评他粗枝大叶，或记忆力不好，以至于忽略了某一情况，他可能会虚心地接受；但要是你批评他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对，或是思维能力不强，他往往难以接受。
平时，人们常常注意到自己的知识贫乏和记忆力不好，主动去想办法改善，然而很少人会注意自己的思想能力，更想不到去培养、提高。实际上，在人们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思维能力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知识和记忆力！请看下面这个事例：
一位著名的文物专家与他的朋友结伴外出。晚上，朋友留在宾馆内休息，专家则上街溜达。
在街上，专家看到一位老大娘在卖一只铁猫，要价500元。经仔细观察，他发现猫的两只眼睛是两颖大珍珠，便还价400元买下了猫的眼睛。
回到宾馆后，专家将此事告诉了朋友。朋友听后，赶忙去用100元将那只缺了眼睛的铁猫买了回来。专家笑他太傻了，100元买一只铁猫未免太不合算了。可朋友却笑而不答，只见他用刀去封“铁猫”，不一会儿，“铁猫”便零出了黄灿灿的金色。原来这是一只涂了黑漆的金猫。
专家感到难以理解，便问道：“你怎么知道它是黄金做的？” 朋友回答道：“你这个人知识渊博，我则对文物一窍不通，但你的思维方法不对，既然猫的眼睛是珍珠做的，那么它的身体还会是不值钱的铸铁吗?
有人也许会说，他们也承认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可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学习了大量的课程，做的习题近乎天文数字，而且久经考场，应该说受到的思维训练的机会相当多，因此没有必要再特意去进行思维能力的培养。
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员们提供的启示 [2]
1．多用右脑开发你的聪明
右脑思维的工具是表象，左脑思维的工具是词语。用表象进行思维，其处理信息的机制在空间上可以是同时的、并行的、多渠道地进行的；用词语进行思维，其处理信息的机制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必须按照一定的序列，按部就班地进行。
右脑是形象的，直觉的，可以在很短暂的时间之内产生出很多创意，把很多看起来似乎没有关系的事物很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左脑是逻辑的。理性的，必须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思维。
右脑是描述的、模拟的，很容易从整体上把握一个事物；左脑是分析的、数字的，必须逐步地对事物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
一个新颖的广告创意，需要右脑的灵光一闪；一个风格独特的室内设计，需要右脑的精心筹划；人是社会性的，想要和周围人相处融洽和谐，少不了右脑对人际关系的经营；甚至春花秋月的美景，烛光、紫罗兰、一杯香浓咖啡的浪漫恬然，都需要依赖右脑那感性的心灵去体会。右脑具有的认识能力，如图形认识、绘画认识、形象认识等方面的能力都是靠形象思维，这种能力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研究发现，直觉和顿悟正是创造的源泉。一个人如果希望不断产生新奇的构想，希望跟上时代的脚步，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进步，那么就必须充分发挥右脑的巨大威力。
2．同时喜欢数学和绘画
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刘策的研究领域是“图像的认知”。每天沉浸在数字的世界里，工作之余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静静地欣赏自己的画作，那都是国画，而且很大。有一幅长四尺，画面上浩浩苍山，气势磅陈有一幅长六尺，画面上潺潺流水，苍凉沉静。这些画是他在中学时代画的。现在全都装在电脑里，成为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你看他的画，很难想象那是出自一个孩子、一个业余画手。对于刘策来说，作画不仅创满足他的兴趣，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甚至也不仅仅是—种艺术，它还有着更多的东西。那是他从小学画、渐渐悟出的东西。刘策身上的最希奇之处，是同他同时喜欢两样东西：数学和绘画。他在这两个领域里投入了无限的热情，而它们的技巧却是风马牛不相及，思维方式则又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学校对他来说是个“数学的世界”，他觉得世界的奥秘有很多是在数字里。但在家里不同，那是一个“绘画的世界”。“先做完你必须做的事情，再做你想做的事情。”妈妈对儿子说。可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那之后，妈妈和儿子都没有想到，神秘的绘画能力要求一个人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用大脑。而刘策这种在数学世界和绘画世界之间来回跳跃的学习方式，竞会让他以难以置信的方式成长起来，让他的大脑变得如此与众不同。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多么重视非逻辑思维的运用。他们把运用非逻辑思维当作进入智慧世界的大门。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大学校长送给学生们的两样东西：面包和猎枪。他把面包比做知识。而将猎枪比做思维能力。
问题是思维的起点
一次，一个美国教育代表团到我国访问，接待人员为他们安排了一堂公开课，上课的是一位优秀的特级教师。这位教师在上课过程中思路清晰，教学方法灵活，教师问问题，学生回答问题，师生互动，气氛十分热烈。可当接待者请美国客人谈谈他们的观感时，他们的回答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们反问：既然一堂课上老师问的问题学生都能回答，这堂课还有上的必要吗？
确实，我国的教师习惯于通过问问题检查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如果学生把教师的问题都回答出来了，那说明学生对教师所讲的知识都掌握了。我们经常听到老师下课前问学生：“都听懂了吗？还有问题吗？”当学生回答说没有问题了，老师才放心。而美国人却不这样理解教育。他们认为：学生总是充满好奇和疑问的，他们走进教室的时候，带着满脑子的问题。老师在回答他们问题的过程中，应该激发学生更多的问题。如果老师的回答使学生产生了更加多的问题，那么这堂课才是成功的，因为教师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应该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
在剑桥大学，维特根斯坦是大哲学家穆尔的学生．有一天，大哲学家罗素问穆尔：“谁是你最好的学生？”
穆尔毫不犹像地回答：“维特根斯坦。”
“为什么？”
“因为，在我的所有学生中，只有他一个人在听我的课时，老是流落出迷茫的神色，老是有一大堆问题。”
后来维特根斯坦的名气超过了罗素。有一次有人问维特根斯坦：“罗素为什么落伍了？”他回答说：“因为他没有问题了。”
正如苏格拉底所言：问题是接生婆，它能帮助新思想的诞生。心理学研究表明：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是思维的起点，没有问题的思维是肤浅的思维，当个体活动感到自己需要问“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时，思维才算是真正发动，否则，思维就难以展开和深入。[1]
犹太人非常重视知识，但更加重视问题意识的培养。他们把仅有知识而没有才能的人比喻为“背着许多书本的驴子”。他们认为，学习应该以思考为基袖。而思考则是由一连串的问题组成的，学习便是经常怀疑，随时发问。问题是智慈的大门，知道得越多，问题就越多。所以提问使人进步，问题和答案一样重要。
犹太人出名的口才与高超的智力与他们注意培养问题意识不无关系。
因此，强烈的问题意识是思维的动力，它能促使人们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直至作出创新。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科学上的实验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以及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培根也说过：“如果你从肯定开始，必将以问题告终，如果从间题开始，则将以肯定结束。”巴尔扎克说：“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毫无异议是问号。”不少心理学家甚至认为，科学上很多重大进展与发明创造，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者促成的，不如说是问题的寻求者促进的。比如，两千多年前，伟大的诗人屈原曾面对长空，发出著名的“天问”，他问天问地，问人情伦理，问世道沧桑，问四季变化，这些问题后来成了科学家、哲学家们思考研究的课题，唐代的柳宗元为此专门作了一篇《天对》予以回答。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对屈原提出的问题可以做出比柳宗元当年准确得多的回答，但《天问》留给我们的思考已远远超出了问题的本身。
著名的数学家希尔伯特也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的人。在1900年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他作了题为《数学的问题》的报告，一举提出Ｔ当时数学领域中的23个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后来被称为“希尔伯特问题”。它们的提出，有力地促进了数学的发展。为此，希尔伯特总结道：“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着生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或中止。”
因此，问题是思维的起点，是创新思维的动力。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有了问题才会思考，有了思考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做出创新。我们的教师要把培养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作为创新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的学生也要敢于标新立异，大胆发问，进而增强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
知识多创新力不一定高
很多人都以为，一个人的书本知识增多了，特别是上了大学，成了硕士、博士，那么他的能力，其中也包括创新能力，自然就会相应地同步提高，自然就会很强。实际情况并不见得一定是这样。且不说书本知识本身并非都是真理，并非全都可靠，即使所学习的都是反映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科学知识，也还得看学习的人是否能正确、有效地加以应用。一般人都熟知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过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笔者的理解是：知识是潜在的力量。要能够正确、有效地应用知识，它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不能认为谁读的书多，知识丰富，谁的力量就大，创新能力就一定强。举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比如解一道几何题，哪怕你把有关的几何定理全都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如果不会应用，那你还是解不了这道题。这表明，你虽然已经掌握了解这道题的“知识”，但还并不具有解这道题的“能力”。
知识与创新能力之间实际上是一对矛盾。二者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统一的一面表现在，知识是创新能力的基础，知识越多，对创新能力的提高越有利，这是主要方面。这一面，大家都注意到了。特别是在学校里，老师为了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常常会向学生反复强调这一面。
二者关系的对立的一面表现在，知识增多创新能力不一定就会相应提高，二者并不是必然同步发展，更不具有量的正比例关系。因为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要有所突破，有所开拓，如果只是局限在已有知识的范围之内推演知识，那是难以创新的。这二者关系的对立的一面，注意到的人似乎还不多。
二者的对立的一面还表现在，由于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和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已有的某些知识会显得陈旧过时，会暴露出这样那样的缺陷或错误，会干扰和模糊人们探索新事物、新规律的眼界与视线。因而在一定条件下，知识还有可能成为创新的一种不利因素、一种障碍。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恐怕就更少了。
由于知识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会发现：一方面，有很多知识相当丰富，可是创新能力很弱的所谓“书呆子”，总是搞不出较有价值的创造发明来；另一方面，又有个别虽然缺乏知识，但颇有创新智慧的所谓“机灵鬼”，他们往往是由一些知识相对缺乏，然而富有创年轻人或门外汉做出的。
思维方法引导你开拓未来
学生在学校中受到思维训练的机会是很多，但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重视左脑轻视右脑的观点影响下，学生学的，考试时考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这就造成学生们在学校中思考问题的方式一般都是封闭式的，运用的往往是逻辑思维。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学习中，使用较多的是左脑。
进入社会后，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大部分是开放型的，这些问题最终往往需要非逻辑思维和右脑加以解决。因此，我们的学生在走出校门，踏上社会后，经常出现在学校的成绩好的反不如学习成绩差的情况。这种怪现象甚至在科研单位也时有发生，因为仅凭逻辑思维是演绎不出新发现、新思维的。
对此，爱因斯坦早已下过定论：“没有通向创造发明的逻辑通道”“没有合乎逻辑的方法能导致这些基本规律的发现。”因此，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平时学校教育所忽略的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1.知识的面要广一点
在美国各个校园里中国研究生读书考试一般都相当好；有不少更是名列前茅。 在石溪校史上，好些系里，有些中国研究生的考试成绩不敢讲是绝后，至少是空前的好。不过也有令人失望的情况，就是他们考试以后到要做研究工做的时候，问题好像就有点复杂。甚至于有人觉得也许中国人的脑筋不能做研究工作，就只会参加考试。[3]
所有的研究生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通常是作论文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从小念书的时候，学习的都是已知的东西，书上面讲的，老师讲的是一些已经咀嚼过的题目，大家做数学题目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个书本上的题目准是有答案。答案使命唯一的这就使学生们读书就是围着考试时的答案转。
而在做论文的时要寻求未知的东西。要发现哪些题目是可以有解答的。对学生来讲通常是困难的。
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确实使得学生们比较容易在考试成绩上面占便宜。相对地，西方文化的教育方法，尤其美国的教育方法着重广泛的知识，不着重一步一步的系统教授法。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胆子比较大，但是不会考试。
不管是中国的学生还是美国的学生都应当把自己的知识面变广一些。比如说随时到图书馆去浏览一下，“开卷有益”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不能被研究工作跟生活压迫得透不过气来，不能够花时间到图书馆去走走看看。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书时，王竹溪先生刚从英国回来。那个时候英国、美国有很多人搞这个东西，搞得非常之热闹。他记得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从那以后相变就引起了杨的注意。此后的10年中断断续续地对这类问题的注意，最后终于在这方面有了成就。
知识的面要广一点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局限于已有知识的范围内, 要通过非逻辑思维突破已有知识的局限，开辟自己思维能力的新天地。
2.自己去寻找前进的方向
美国学生学物理的方法与中国学生学物理的方法不一样。中国学物理的方法是演绎法，先有许多定理，然后进行推演；美国对物理的了解是从现象出发，倒过来的，物理定理是从现象归纳出来的，是归纳法。演绎法是应对考试的人用的办法；归纳法是做学问的办法。做学问的人从自己的具体工作分析中抽象出定理来，这样所注意的就是那些与现象接近的东西。
最重要是研究的方向问题。有许多人在念书的时候学习成绩都很好。过了二三十年，他们的差别却很大。有人做出了大成就，有人老是做一样事，费了很大的劲，却没有什么成绩。这是什么道理呢?这里虽然有能力问题，但不是主要的。最主要是会不会选择正确的方向，哪个方向将来会有新的发展。如果你在做研究时掌握了二三个方向，这些方向在5年内或10年内有大发展的话，那么只要你是一个不坏的研究生，你就一定有前途。如果你搞的那个方向是强弩之末，你在搞进去，如果不转行，你就不会有大成就。那么，怎么知道那个方向会有发展呢？比如，那些10年前很红的方向，一般说来，经过10年的研究，往往过时了。每个领域常常是因为有了新的问题，新的办法才变得发达起来的。但是经过了十几年研究，它的新东西就要挖掘完了，再走进这个领域就没有什么大成就了。这是需要睁大眼睛仔细了解的。怎样才能掌握住方向呢？因此应当每星期抽一定时间去图书馆，特别是系里的图书馆去乱看看，浏览一下。看多了以后，你就能掌握住你那个领域的发展方向。[3]
自己去寻找研究的方向，同样要求人们不要把自己的知识局限于逻辑思维的范围内，要通过非逻辑思维突破已有知识的局限，开辟自己思维能力的新天地。
3. 把不同领域的知识结合在一起
在物理学和数学上面，有一个很新的领域，叫做“混乱现象”的理论。就是所谓“湍流”的研究。水在管子里面流，流得很慢的时候，是很平稳的层流。怎样从平稳的层流变成一个湍流，这是100多年以前，物理学家非常注意的问题，可是一直没有完全解决。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年青的研究生，叫做费根邦。他喜欢玩计算机，他口袋里整天带着一部小的计算机，整天都在摆弄它。在美国的教育制度之下，是容许这样做的，一个学生只要在别的方面还可以及格，他可以发展自己想发展的方向。费根邦后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去，通过他整天在计算机上详细的计算，对于层流转换成湍流的现象，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论点。现在已经叫做“费根邦数目”，将来很可能变成像3.1416那样的重要。 [3]
费根邦这样的才能，在一个专业体制的大学教育之下，恐怕很难发挥出来。在向新的知识领域进展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常常会把不同的领域里面的知识结合在一起。比如费根邦的工作是介乎计算机、物理学和数学之间，假如一个人只会做一样，那么很难想象他会得出费根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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