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追踪之三:地位

 

燕赵文化地位

1、战略地位

燕赵大地南接中原，东临渤诲，西至河套，北连草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王者必争之地，自古就是逐鹿的重要战场，历史上许多著名战役发生在这里。“阪泉之战”、“涿鹿之战”、“牧野之战”、“围魏救赵”、“窃符救赵”；秦楚“巨鹿之战”、韩信破赵之战等。另有黄巾起义、隋朝末年“山东豪杰”群雄并起、唐代安禄山、史思明兴兵于燕赵；宋代宋辽、宋金频频交战于河北边关，宋辽对峙的三关就在沿拒马河、大清河、海河一线；元、明、清三朝代相继定都北京，燕赵成为京畿重地；近代直皖、直奉战争，现代的平津战役都发生在这里。

2、经济地位

燕赵地区从殷商到唐代，河北平原的农业开发达到鼎盛，成为首都长安粮食供应主要依赖的地区之一，并处于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从战国到秦汉，邯郸都是全国最大的都会之一．也是全国最繁华、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同时又是著名的国际工商业中心。近代以来，除北京外，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

3、文化地位

燕赵学术思想奠定于战国时期大思想家赵国人荀子。后西汉大儒董仲舒，上书汉武帝，力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经学的开山之祖，明末清初，既是王朝兴替时期，也是民族冲突剧烈的时期，产生出一代性格豪侠的北方学者，再一次以其独特的性格卓绝士林。这一代学者首先有孙奇逢、鹿善继，继而有王余佑、颜元、李恭，最后有王源。孙奇逢与李颐、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颜元是清初著名学者，讲求经世致用的理学家，与弟子李墙共创“颜李学派”，燕赵之士多宗之，影响甚大。

燕赵之地社会战乱频仍，燕赵之地风俗勇武任侠，形之于诗文，就有了慷慨悲歌的诗风、文风。在汉代乐府歌辞中，多以边塞、军旅、豪侠、远别为题材，反映出燕赵区域文学艺术的特色。后有“三曹”“建安七子”等续后而著妙笔华章。

燕赵地区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李延年，展子虔，马致远的艺术成就标榜青史。战国以来，燕赵地区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天文历算也占有重要地位，以祖冲之、张遂、郭守敬等为突出代表。

燕赵大地名人荟萃，灿如星斗。历朝历代创造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传奇。

 

 

结语：

   燕赵区域伴同整个古代文明的兴衰，是古代文明由盛转衰、再由古代开始近代、现代转变的一个缩影。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转变中，燕赵文化甚至比处在核心位置上的中原、齐鲁各区更具典型。

   但是，今天的河北，我们再来关照它的文化内涵的时候，不得不将燕赵文化的底蕴放低到一个较基础的位置。我们甚至可以说河北是一个没有明显文化特点的地域：文不如京沪，武不如辽鲁，商不如粤浙。原因在于从近现代以来，河北一地的特殊的地缘关系——靠近京津，加上本身经济的不发达，因此，作为京畿重地，河北文化传统的形成，必然受到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重大影响。

   京津冀文化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人文社会活动造成的文化融合过程。京津冀/华北文化圈，具有高度共同的语言及习俗，彼此之间的统合、融合、交互影响，相比其他的文化生态圈，河北（京津冀）文化生长土壤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相比中国内陆、沿海各个文化圈更加突出。同时，京津冀传统内陆文化（包括燕赵文化、京派文化、津门文化）从历史的角度看，无一不是多种文化杂糅统合而来的。

   燕赵文化的变迁，与地缘紧密的京派文化、津门文化的辐射力量关系重大。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两个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城市，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占据着河北最中心的位置。两个城市长期以来的经济强势，令河北一省大部分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具有向北京天津看齐的倾向，最终导致了河北自身文化特点逐渐被消磨殆尽的结果。我们在史料中尽可追溯燕赵文化的踪迹，但在社会发展的现实中，融合抑或独守？唯有在历史遗迹中寻找一种文化破碎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