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河口与津沽文化

谭汝为

 天津是驰名海内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从千年之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渔村聚落，历经了由“寨”“镇”“卫”“州”“市”的逐步升格，终于发展成为一千多万人口的一个直辖市，这取决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天津北枕燕山，东临渤海，北运河、子牙河、南运河等在三岔河口汇聚为海河，横贯市区东流注入渤海。河海相衔并毗邻北京，使天津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和京畿门户。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特色，也是一个城市的亮点。在对天津的城市文化进行宏观分析时，如果要找出一个具体的地区作为典型的着眼点和具体的切入点的话，回答是“非三岔河口莫数”。这不仅因为三岔河口是天津城市的发祥地；也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南北交通的主要枢纽；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三岔河口是南北文化的会合处，是多元文化的交融点。正因如此，天津的城市文化才呈现出别具一格、多姿多彩的韵律。

 早在明清相交之际，天津的繁荣兴盛已如《天津卫志·序》所言：“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杂处，……名虽曰卫，实在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清朝初年，全国开放海禁之后，广东、海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商船运来大批南货，在三岔河口附近卸货，在天津贸易集散。与此同时，天津海船也从三岔河口出发，把南货运往奉天（辽宁），然后再把东北的大批粮食运往直隶（河北）和山东。南北水路交通的畅通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而商业的繁荣又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是说，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一些居住在天津的外省籍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以乡谊为纽带结成了民间组织——会馆，如山西会馆、闽粤会馆、山东会馆、云贵会馆、安徽会馆、广东会馆等。在天津工商界广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河北冀州帮等都很有实力和影响。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外省文化，特别是南方的商业文化对天津都市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天津地处“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地区，通过南运河、北运河、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这五大水系，天津乃至天津居民与河北、山西、北京等北方省市保持着血脉相通的联系。南来北往的交通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使天津成为受南方影响最大的北方大都市，因此天津人在北方人豪放爽朗的性格主调之外，还兼具南方人柔婉精明的性格特点。

 在对天津城市文化进行分析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诸如“盐商文化”“运河文化”“码头文化”“漕运文化”“军旅文化”“移民文化”“商埠文化”“城厢文化”“租界文化”等等，这些定位和分析都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如果立足于原创和本源，天津的本土文化可归纳为一句话——“在三岔河口滥觞的码头文化和商埠文化”。码头文化和商埠文化的融合互补，造就了天津人的主体性格——扶弱济贫的正义感、胸襟宽阔的包容性和见多识广的优越感——对天津民俗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码头文化造就了天津人开放豪爽的性格，办事麻利痛快，讲义气，富有同情心和创造力；商埠文化造就了天津人热情干练的性情，好热闹，重外面儿，有情趣，好议论。

    曲艺是植根于下层社会、具有鲜明市民色彩的民间艺术，天津之所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这与天津码头文化和商埠文化的影响密切关联。再如天津的特色食品：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大饼卷酱牛肉、煎饼果子等，在就餐时不用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用荷叶一包或用纸一托，卷起来就咬，可边走边吃，既方便省时，又价廉实惠，吃起来瓷实，还不耽误干活——这就是码头文化和商埠文化在天津民间饮食上的典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