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晋文化是指两周时期晋系考古学文化。由于这一考古学文化以文献记载的国名命名，所包含的族类以姬姓为主体，还有“怀姓九 宗”等他族。考虑到晋从始封到三晋称雄，通过兼并他国， 族系越来越多，领地也不断扩大，由“河汾之东方百里”扩大到地方数千里㈠，在不同阶段它与邻国疆域的进退变化在考古学文化上难以准确把握。考虑到这种情况，因而本书所涉及的材料超出了晋文化的严格界定。西周时期，并不限于“河汾之东方百里”的晋国材料，也包括了距晋不远的诸如洪洞、芮城、长子等地的他国材料；东周时期，如辉县部分墓葬、潞城潞河墓葬等，其国别或族属难以论定，也都按晋文化对待。
晋文化应是西周、春秋时期晋国和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的考古学文化。时间始于叔虞被封，终于韩、魏、赵灭亡；分布地域包括晋国与三晋的领地；晋文化孕育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西周初年，形成于叔虞封唐，兴旺于春秋战国500年间，延续并发展于秦汉以来，辉煌于近现代，贯穿于生机勃发、波澜壮阔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之中。
其一，远古性。180多万年前左右，山西芮城西侯度就有古人类生息繁衍的文化痕迹，原始人在山西留有三百多处遗址。其二，元始性。史书有关“中国”一词的最早记载，是五帝时代的“中国”，也就是今天的晋南。可以这样说，山西的晋南一带，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其三，政治性。春秋时期的三晋法家文化，为秦国统一在思想上政治上奠定了基础。秦汉以后，成为历代封建王朝进行政治统治的基本方略。其四，融合性。历史上，三晋大地是中原和北方进行民族交往的天然通道，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大熔炉。晋文化，吸收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精华。其五，先进性。晋文化在时代转换中，总是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我国由宗法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晋文化以礼乐文化与法家文化为核心的内涵和道德精神，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为秦统一中国开启了理论先河；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商贸活动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活跃在蒙古、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帮，形成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引领了时代潮流；19世纪以后，晋中出现了现代金融业，山西票号名冠海内外。他们的金融理念，至今仍散发着煜煜光芒。
晋文化遗物在西汉时期就有发现。 《史记·孝武本纪》云：“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雎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此“魏雎后土”即万荣后土祠，所得之鼎应出于庙前东周墓地。后来，这里在唐代和清代又出土铜器若干。另外，西晋时期汲郡(今河南汲县)挖掘一座大墓，出土大批竹简，《竹书纪年》即其中之一，其内容记述夏、商、周史事，东周部分不以周而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又以魏国纪年，故该墓被认为是魏王墓。这两个地点出土的遗物虽然多属晋文化，但其发现均属偶然，当时也不可能从考古学角度去认识其文化属性。
近代考古学传人中国以后，上述两个因出土过重要文物而早已著称于世的地点很快便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930年，卫聚贤代表北平女师大与山西图书馆合作，在万荣后土祠进行了发掘[2]。其用意显然是想获取诸如铜鼎一 类周代遗物，可结果是仅获得五铢钱、瓦当等汉代器物。在当时，即使获得周代亦即晋文化遗物，也未必能提出晋文化的概念。尽管卫聚贤的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探寻晋文化的作用，但主观上还未达到认识晋文化的程度。他的这次发掘，可视为是对晋文化的一次潜意识探寻。1928年，汲县山彪镇修路时发现一些墓葬，引起村民挖掘。1931年郭宝钧对该墓地进行了调查。1935年，村民又发现一座大墓，先由省方派员发掘，后中央研究院也派员参加发 掘，此即著名的山彪镇一号战国大墓。同年，距山彪镇不远的辉县琉璃阁亦有文物出土，中央研究院闻讯后遂在辉县进行了第一次发掘。此后于1936年和1937年，河南省博物馆与中央研究院又分别发掘了一些东周墓葬。这些墓有的保存完好，遗物甚丰，如甲、乙墓等。因辉县和汲县在东周时期主要属晋，而历史上又有汲冢魏王墓之说，故这几年的发掘应属晋文化考古的范畴。但从工作的缘起和目的来看，仍谈不上是主动对晋文化进行探寻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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