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岭南先后归人中央王朝版图，成为封建集权制国家行政区一部分，这是岭南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事件。从文化意义来说，这也是岭南古代文化一个新起点。自此以后，中原汉文化与南越文化发生更多接触，渐渐融合，同化南越文化，并以后来居上之势，得到广泛传播。追到六朝移民高潮到来，这种传播发生转机，并最终导致南越文化趋同于汉文化局面。
一、秦有组织的汉文化输入
秦在岭南推行郡县制，今广东跨三郡十六县，大部分地区覆盖在秦政治势力之下，基本上结束过去互不统属、政治上落后的状态。这是岭南制度文化上的一项首创，为汉文化输入铺平道路。伴随秦军到达岭南的，除大批掌握各种技能的“亡人”。“罪人”、“赘婿”、“贾人”以外，秦始皇甚至应龙川县令赵伦请求，另外征集15000名未婚女子南下“以为士卒衣补”。他们把中原生产技术、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带进岭南，陶冶南越族人。
中原华夏族与南越族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自此通过不同渠道展开，渗透到岭南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各个角落，形成新文化风貌。首先输入较多铁器农具，使大片荒古土地得以开垦，也改变过去“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褥……无积聚而多贫”。现今之曲江、连县、英德、清远、番禹、顺德～带成为经济文化最先发展地区。
秦人在进军岭南沿线设置城池或关隘，除作为郡县治的城池以外，另有辅助附近关隘的城堡，如在今仁化、乐昌、英德有三座，有一座叫“万人城”的，谅规模不小。还有煌溪、阳山、诓浦三座秦关，以及沿北江河谷修建多处“驰道”，皆为重要建筑工程，除体现中原建筑文化风格以外，它们都是传播中原文化的据点和通道。后为南越国君主的赵伯，在任秦龙县令时期，就指导当地人民开荒辟田，兴修水利，修筑城池，成为推广汉文化一位先驱者。唐代韦昌明在汹王井娜追记：“南越王赵伦，昔令龙，建治所以警湖之东”，又“登山望景……垦辟定规制。”史称“并围二丈，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表明秦人较高文化知识和技术。
中原文化还借助于秦势力渗入当时尚无行政建置的海南岛，近年岛上多处出土秦国钱币“秦半两”。海南甚至直到新中国建立前，一些地区仍袭用秦国六进制。明人唐胄说：“秦以水德王。其数用六。今琼人行使铜钱，犹用六数，以六文为一钱，六十文为一两，六百文为一贯，又田禾以六把为半担，十二把为一担，亦用六数，皆秦旧俗也。”乃专历史虽然短浅，但对岭南首次有组织的文化输入，功不可没。
二、汉文化在南越国扎根生长
秦末汉初，赵伦割据岭南，所建南越国达95年。但赵氏政权仍坚持秦汉多项政治制度，同时采取揉合各民族文化的政策，从而使秦开辟的传播汉文化渠道进一步畅通，汉文化继续在南越国扎根生长。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出土的南越王墓，堪为汉越文化的一座宝库，也是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缩影。
象岗山出土大量金、玉、陶、玻璃、象牙、竹、丝。药、石等器物，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工艺精湛，令人惊叹不已。其中一部分器物造型、纹饰与中原一样，说明它们或由秦军带来，或与中原交换所得，但仍有不少器物颇具地方特色，如编钟、句键、铜鼎、铜仿、铜烤炉，以及许多金银制品，造型奇特，显属当地铸造，表示南越国物质文化已达相当高水平。
特别有意义的是出土大量铁器，除兵器以外，还有铁锄、铁斧、铁循等农具，说明南越国也掌握铁器锻造技术。另外，还通过边境贸易从中原输入一部分铁器和牛羊马匹。这不但提高南越国的生产力，而且改变了南越人极强的地域观念，冲决与中原人很深的隔阂，利于汉文化的扩散。而1995年发现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内人工水景遗存，内有石构水池、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等大量建筑构件，为国内罕见。长约150米曲流石渠通往水池，当中筑有渠破、石板平桥、水闸，以及多口砖砌、陶制食水井，形成一派岭南水乡园林风光。这显示秦汉时期汉越文化的碰撞和融会已进人深广的程度，自然与中原汉文化输入分不开的。
南越人悠久的造船技术在南越国时得到进一步提高，为对付后来汉武大军压境，曾竭力建立一支精锐水师。《汉书·严助传》说：“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人代村治船。”《广东新语·术语》曰：“责隅之东，八桂生焉”，故舟揖多采桂为之。故曰：“番禹之桂，爱始为舟。”考古发现，南越国时期番禹已能够生产规模较大的船只。为此必须使用强有力的铁器工具，这与铁器文化在南越国广泛传播非常吻合。
在精神文化方面，赵伦一方面尊重南越人的风俗习惯，甚至亲自“弃冠带’，着越服，“椎害箕据”，自称“蛮夷大长”，利用当地人为官，保留南越文化；另一方面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汉文化在岭南传播。如鼓励汉越通婚，办学教民，推广汉文化，尊老敬老，移风易俗等，使汉越民族和睦相处，社会安定，汉文化意识在南越人中不断加强，也加快了汉越民族融合过程。赵伯这些文明进步功绩，得到汉高祖刘邦充分肯定，刘赞其治理岭南“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所以说赵伯无愧为开发岭南的第一位功臣。
南越国都番禹为汉文化在岭南的生长点和向外传播基地，“赵伦城”城周10里，在今广州市中山四路五路相接地区。这一带出土汉代建筑遗存、包括南越王宫“万岁”瓦当、印纹方砖、瓮、罐等，其中铺地砖为秦制宫廷建筑用砖，其花纹与西安、咸阳秦宫殿的铺地砖相同；象岗山南越国第二代主赵昧墓，亦仿秦皇宫苑规制兴建，还有应元路越王井等，足证明中原营城、打井技术已传人岭南，番禹城也从传说变为现实，成为广州城市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另外，南越国在边关互市，在渡口、村场、交通要道等地举行定期集市。刘宋沈怀远《南越志》云：“越之市为圩，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南皆然。”这也是在中原影响下出现的文化景观。可见，南越国对汉越文化的宽松政策，开创了岭南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先河。
赵伦死后，南越国国势不振，不久被汉武帝平定，岭南重归汉王朝，也揭开了汉文化直接在岭南传播新的一页。中原和楚地大批铁器、耕牛，及其他先进生产技术源源输入岭南，使大面积密林深谷开垦成为可能，稻作、旱作和经济作物栽培业进一步发展起来，粤北、西江甚至海南北部和西部土地利用景观发生很大改变。到西汉后期，番禹、侦阳（英德）已有培养士人机构。东汉初，桂阳郡属下粤北各县“修库序之教，设婚姻之礼”，以后私人办学的也不少。这些公私学校，造就了一些人才，同时也有助于改变南越人“不知礼则”、“不闲典训”状态，具有移风易俗作用。但秦汉岭南毕竟还刚踏进封建社会门槛，土著南越文化仍很强大，所以先进的中原文化只能与之采取接触形态，继为混合形态，缓慢地在岭南传播。
三、六朝移民高潮带来汉文化传播转机
晋室南渡，岭南成了中原各阶层人士避难和落籍之地。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也同是一次中原文化南下高潮。史称“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这次持续了近300年的移民高潮余波一次又一次在岭南荡漾，从多方面改变南越文化结构和面貌，是岭南本土文化向汉文化认同和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第一次转机。
第一，六朝时代在岭南设置大量郡县，以安置南下士民，但新增郡县有不少深入南越人（俚人）僻居的溪炯，使他们成为郡县编民。这不仅利于中央政令推行，而且为汉文化扩展起了积极的保证作用。
第二，来自中原以“衣冠望族”为主体的人群，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到达岭南后，多聚族而居，即“占籍各郡”，在短期内发展为大族，不仅左右当地政治、经济命脉，而且在文化上也以居高临下之势，对待落后的土著文化，并逐步融合乃至部分取代它们，从而成为当地文化主宰。例如刘宋时徐闻著名大户阮谦之，其祖父东晋时举家迁人徐闻，数十年后到阮谦之时，已成为当地豪绅大户，阮氏自然也是封建文化在徐闻的代表人物。
第三，萧梁直到唐初，由于俚族首领洗夫人采取民族和睦和民族融合政策，使汉文化得以在俚族地区占居重要阵地。洗氏与高凉太守冯宝联婚，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但也是俚汉文化结合的象征。如后来道光《广东通志》指出：“以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华、士相与诗歌，蛮中化之，蕉荔之圩，弦诵日闻。”俚族内部也逐渐消除积仇宿怨，出现较为安定的局面，甚至连海南俚人‘们随者千余蝈”，在此基础上重置崖州，结束海南长期无建置状态，开创了汉文化在岛上传播的新局面。
第四，汉人南迁和汉俚融合在文化上产生积极效果。自此广州“大开鼓铸”，有了自己冶铁业，甚至俚族地区也有铁器工场，《隋书·谁国夫人传》有“铸兵聚众后唤君”之语。俚族从铁石工具并用进入铁器时代，俚族精湛的铸铜技术，后人叹为观止。新中国建立后在原俚族聚居中心两阳。高州、化州地区发现的功多面铜鼓，不仅体形高大，而且饰以多种图案和花纹，为俚族特有的文化瑰宝。很多人相信，西汉以前南越人不会制造铜鼓，直到晋代裴渊《广州记》才说“俚僚铸铜为鼓”。所以只在西汉以后，铜鼓铸造技术才有可能作为汉文化一部分进人岭南，并流传到俚族地区，浇灌出灿烂的铜鼓文化之花。伴随铁器工具广泛使用的还有牛耕、排灌、酿酒、制瓷等技术，并在粤北、珠江三角洲等地推广，广东开始踏上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耕文化之路。甚至在俚族地区，农业也稳定地发展，到唐天宝年间，据鉴真和尚所见，海南沿海出现了一派种稻养蚕植果的田园风光，不少地区“村村相次”，“唐香树聚生成林，风至，香飘五里以外”，与过去蛮荒景观遇然不同。这也是洗夫人致力于推广汉文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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