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文化：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

   临川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它源远流长，影响广泛。那么，什么是临川文化呢?“临川文化”是指由武夷山环绕的抚河水系，以临川古邑为汇合中心，经受历史时空的孕育，人们在自然和社会环境生存发展中精神行为的升华。其人文、风物、哲学、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医理、学术、宗教、民俗、体育、语言、建筑、美食等实行向性组合；辐射昭武、南岭、庐陵、洪都和浙皖、瓯闽部分领地，而形成独具特色，自有特征，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区域文化。它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心力资源，建构赣文化的重要支柱，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

    临川文化是临川和长期参与临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由此受其影响的人们共同创造的，并且是具有自身特征、承上启下、开来继往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的时空范畴和辐射作用，又是在不断延续和扩大并形成一种体系的。历史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兴引

    临川，春秋乃百越之池，战国属楚，秦属九江郡。出土文物证明：临川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群聚居。公元96年，即东汉和帝永元八年开始，分南城境，置临汝县。公元257年，即太平二年，三国吴分临汝县、南城县，立临川郡。公元589年，即隋文帝开皇九年，废郡扩州，临川为县，从此以后，镇、市交替，但“临川”二字不变。

    历史发展的长河，悠悠千载，临川这个闻名遐迩的古城，是历代州、郡、县府的驻地，成为赣东政治经济中心。

    《抚州罗城记》载：“临川左为粤垠，号曰名区，翳野农桑，府津闤阁，北接江湖之脉，贾华骈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这是唐朝人对临川的描写，可见那时临川的农业和商业较为发达。宋曾巩对临川的描写是这样的：“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放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由此表明，临川在宋朝时农业、手工业发达，相对地说，经济也较繁荣。

    临川是著名的赣东粮仓，也是享有盛名的抚州瓜地。粮可解决饱食，瓜有经济效益：古人说；“既富矣，又何焉?曰，教之。”这个意思簋明显地说明临川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能力之后，主要一条是发展教育。发展教育是发展文化的先导，古代的教育和文化又往往是融洽在一起的。地理环境与民俗风情之孕育

    地理环境，包括宇宙的、地质的、气象的、水文的、生物的条件和由此长期形成的民俗风情，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的基础，这是创造文化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前提。同时又是地域文化机体的构造成分，也是锻冶文化合金的重要元素。我们不能将文化单纯归结为人类智力或精神的产物。地理环境和民俗风情可以直接赋予某些文化以色彩，这种影响是真实而多样、持续而深刻的。

    从地理环境方面来说，临川是江、浙、赣、皖、沪诸省(市)通向福建和广东的要道。大家清楚，古代交通主要在水上，陆路也大体沿河而行。由于抚河发源于广昌，经流数百里，北通赣江，波湖，入长江，注东海。因此，江南一带的商贾人士，文人学士，要去福建，必经临川，越杉关而往；要去广东，也必经临川，穿韶关而至。所以，县志将临川的地理环境描写为“耀彩含章”之地。这些话的意思也很清楚地说明临川是一个才子之乡和文化之邦。

    临川不仅地理环境有利于文化的生成，这里的民俗风情也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县志说：临川“民秀而善文”，“乐诗书而好文辞”。历史上，临川城内建兴鲁、青城、临汝、峨峰、崇儒、碧涧、槐堂、兴贤书院以及红泉精舍等，还有乡学、社学、私塾、蒙馆、鉴馆，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文化网络，而当时的学生，“每课诗文，必须出自亲裁。”同时，每逢课期生监一等第一名奖赏银肆钱；第二名、第三名各奖赏银两钱。这些做法，促使临川形成了一种喜书好学的社会风气。“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由此看出，临川文化的生成，与当地的民俗风情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乡土文化与土著文人的崛盛

    建设乡土文化是一个过程，需要出版事业作为阵地。临川在宋代造纸业较为发达，能生产较好的草纸、茶杉纸、牛舌纸等，这就有利于刻书业的发展。当时，临川书刊繁荣的情况是，不仅公使库刻书，就是州学、郡学、书院也都刻印书籍。北宋十大刻书公使库，临川便是其中颇具声誉者之一。所有的出版作坊，在当时都将临川人的著作刻印出版，  繁荣乡土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乡土文化建设，必然造就一批土著作家和文人，并使之崛盛起来。北宋初期，临川出了一个宰相词家晏殊，他是“江西词派”的首领人物，揭开了宋词小令的序幕，晏殊的儿子晏几道将宋词小令推进了新的高峰。晏殊“工于造语”，晏几道“工于言情”，父子二人被誉为“临川二县”和“词坛二仙”。

    “唐宋八大家，临川有安石”。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又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创立了“荆公新学”。树建了“荆公诗派”。梁启超评王安石说；“荆公于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的位置矣！”

    临川文人在江西诗派中有四员重要人物。人称江西诗派中的“临川四俊”。这四人是：谢逸、谢  、汪革、饶节。谢逸、谢  是兄弟俩，史称“临川二谢”。黄庭坚说他是“晁、张之流也”。更多的人把他比作谢康乐，即谢灵运。谢  的诗，有人说并不亚于其兄谢逸。汪革的诗文风格与谢逸相近，饶节则是一位诗僧，陆游称他为“诗僧第一”。如是，江西诗派中也孕着“临川文化”的因素。

    文化之邦多才媛。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和女儿，还有妹王文淑等都工诗词，渭代学者李绂的孙女李芹月，字壁池，号樵仙，是位诗人，著有《四本堂集》。他的妹妹李繁月，也是诗人，李慧又是位画家。游瑜，字辉璞，著有《集茅山房诗草》、《攻逸草》。

    广义地论文化，南宋临川还有位著名的医学家陈自明。元代有地理学家朱思本。陈自明在中医妇产科方面有过卓越的贡献，编写了我国历史上最全面、最系统购《妇人大全良方》和《外科精要》；朱思本在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史上建树了功勋，著有《九城志》和《真一斋诗文稿》等。另外，还有方志学家纪大奎，著有《什邡县志》和《临川县志》。还有一位黄维翰。著有《东三省七法志》、《吉林志》、《江西通志》和《渤海国志》、《呼兰府志》。

    文学史家有明代的徐奋鹏，他与汤显祖共同研讨戏剧创作。为(临川四梦》问世出过不少力量，并写作了《古今传统》和《怡偲集》等。今人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著有《楚词概论》、《楚辞的起源》、《离骚研究》、《天问研究》、《吊屈原》等。萧涤非也是临川才子，杜甫研究专家，出版了力作《杜甫研究》(上下集)、主持《杜甫全集》校注工作．游国恩和萧涤非二人还是《中国文学史》的主编。

    汤显祖是明代著名的戏剧家，他辞官不做，在临川老家完成了《临川四梦》的创作，创造性地继承了唐人小说和元人杂剧的优良传统，不仅为临川文化建设付出了心血，进而对中国戏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预言，在中国文化史上，将会出现像“红学”那样，出现一门新兴的学科“汤学”。文化吸收与客家名师的群落

    临川文化的发展，既不是“唯智慧的因果”，也不是“地理环境决定”，它是环境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复合体。同时，它又吸收着外来文化，并且受着客家文土和艺术名师的影响，以致使外来文化和客家名师也归临川文化群体的一个部分。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到“光照临川之笔”。王勃在这里把南朝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说成是“临川之笔”，这就将外籍名流作临川的一支笔，当作“临川才子”了。事实正是这样，谢灵运晚年在临川任内史，他在游麻源三谷后写下的“铜陵映碧涧，石澄泻江泉”的诗句，后来不仅作为书院和学馆的命名，而且到了明代的临川籍戏剧家汤显祖手中，却被用去作自己书斋的题名——“红泉秘馆”。汤显祖还在编辑自己青年时期的诗作时，将《红泉逸草》题为书名。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于晋成帝咸康元年至六年，在临川任内史，时年三十余岁，临池而学，刻苦练书。宋曾巩为之作《墨池记》，王羲之在临川城东有池墨池．曾巩在临川城内立兴鲁书院。王羲之因高深的书法造诣戴上了“杰出书法有”的桂冠，曾巩《墨池记》则因有记有议，发人深省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传世佳作。

    唐代中颜真卿曾在临川任刺史：撰《临川集》诗集，书《南岳魏夫人仙坛记》、《宝应寺  经台记》和《麻姑山仙坛记》。冯延已于南唐元宗保大六年出任抚州节度使，在临川务职三年。《灵溪词说》为冯延己写了一首诗说：“罢相当年向抚州，仕途得失祗须忧。若从词史论勋业，功在江西一派流。”由此可见，冯延已出任抚州，辖临川、金溪等六个县，虽是仕途之挫折，然而就其对词史之影响而言，则功绩是很大的。另外，有史料记载，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世说新语》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的刘义庆编撰的。梁时刘孝标虽然为之作注，但流传至今，并进行了规范的38篇《世说新语》，则是经过北宋文学家晏殊删定的。

    陆游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临川任职一年，他官临川，咏临川，在临川写了近百首诗，表达出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同时，是对临川文化的贡献。弘扬临川文化创建文化名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