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大同精神研究工作方案，遵循既体现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又具有塞上古城地域特点，也符合市委、市政府“一切为了发展，重振大同雄风”的精神的指导原则，我们通过对大同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考察与发掘，初步抽绎归纳出四句话、十六个字的大同人文精神。这就是：敦厚品格，吸纳气量，开放意识，吃苦精神。
我们研究大同文化，提炼大同精神的依据，不外乎大同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区域性优秀人文情神两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游牧民族，草原文化；胡汉聚居，民族融合；京师帝里，国之重镇；能源基地，文化名城。
一、敦厚品格。大同人的敦厚品格，与游牧民族、草原文化密不可分。敦厚，是草原的性格，也是草原儿女的品格。上古时代，现在的大同地区，原本就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居所。商代叫“危方”，周代称“鬼方”，春秋是“楼烦”。迄于战国及两汉，则多为匈奴属地。从三国一直到隋统一前的300多年里，是南迁的鲜卑族的腹地，五代以后又先后为达靼、契丹、女真、蒙古所有。这些北方少数民族，都是马上民族，“逐水草迁徙，射狐兔用为食，习战攻以侵伐”，骠悍、尚武是他们的习尚。而他们性格的另一方面，则是“质朴勤俭”（明正德《大同府志》）、“俭啬质朴，崇节义而务稼穑（清道光《大同县志》）”。清顺治十三年，记述多尔衮、阿济格在大同屠城复又建城的《重修大同镇城碑》则说：“兹土之众，赋性淳朴，上也惠之以恩，则易于见德。”
这种朴实、善良的品格，固然是广阔无垠的草原的赋予，同时也是长期艰苦生活磨炼的结果，更是“戎马战争，殆无虚日（清道光《大同县志》）”之后的警醒。作为塞上边城，这块土地可以说是饱受战乱之苦。赵的李牧，秦的蒙恬，就在这里筑长城以备胡、击胡。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从立国之初的白登之战，到后来的李广、魏尚，可谓战事频仍。到了唐朝，先是与突厥，后来是与回鹘，这里都是前沿阵地。之后则是宋与辽金，金与元，明与蒙古的恩恩怨怨……。战争是一炉火，它淬炼了边民的意志；战争也是一把刀，它刺伤了边民的心，也破坏了他们的安宁，使他们与日俱增地滋长着厌恶战争、向往和平安宁的情绪。因此，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生民来说，淳朴、善良、平和的品格，比之前面的骠悍、尚武，显然更重要、更可贵，甚至可以说这原本就是大同人性格的基本方面。北朝的乐府名篇《木兰辞》、《敕勒歌》，绝然不是马上部族冲锋陷阵的战歌，“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乘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战争结束的喜悦，跃然字里行间。《敕勒歌》虽因高欢、斛律金这些鲜卑族王公将相唱出而流传千古,但它却俨然是一曲清新优美的草原牧歌，它表达的正是淳朴善良的草原儿女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大同人朴实善良的性格，与云冈、华严寺、善化寺，与宗教的多年浸润有无关系呢？我们认为或多或少是会有的。北魏在京都平城所建不仅是武周山石窟寺、永宁寺、思远寺，据《魏书》记载，当时平城的寺院“新旧且百所”。现在大同人正月初八浴佛节的游八仙，四月初八佛诞日的上庙、踩青，能与当时的佛事活动毫无关系吗？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特别是民间习俗都是来之有自的。
二、吸纳气量。川容海纳的雅量，归根到底是来源于大同地区自古以来的胡汉聚居和民族融合。厚德载物、宽博能容，是不是大同人文精神的主旋律，尚须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关注这种精神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说到底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不断地争斗、磨擦，和解、融合，共存共荣的历史。大同的特殊地域位置和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大同地区渐变式的民族融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而大规模深层次的民族融合也不在少。第一次是战国初期（公元前457年）赵襄子在今山阴应县一带的复宿山击杀代王而灭代，到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前298年）胡服骑射的一个半世纪的胡汉交融。第二次是西汉初期汉匈白登之战后的汉匈和亲以至后来的南匈奴入汉。第三次就是十六国到北魏建都平城的将近两个世纪当中鲜卑族、汉族、以及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大范围融合。第四次是大同作为西京时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与汉族的融合。
在这四次大的民族融合中，尤其要指出的是公元前三世纪的赵武灵王的自觉胡化和公元五世纪魏孝文帝（实际上应当包括北魏在平城建都的历代皇帝和文明太后）的自觉汉化。这种打破传统的民族偏见，乐于和善于吸纳先进文化的精神，是多么勇敢和可贵！其影响所及，是自古到今大同人的大一统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在世世代代的大同人的心目中，这片厚土原本就是各民族的共同家园，大家都应当像兄弟姐妹般世世代代和睦相处。大同就是这样一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民族团聚的大家庭，大同及大同人本身就是民族交融的见证。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曾经对大同地区加上朔州地区的姓氏做过一个调查。现在我们在这一地区仍然可以找到北魏时留下的已经汉化或尚未汉化的鲜卑及其他各少数民族姓氏138种，万人以上的大姓如刘（独孤氏）、贺（贺赖、贺兰氏）、侯（胡古口引氏或为斛骨氏）、吕（叱吕氏）、穆（丘穆陵氏）、邱（丘敦氏）等就有十种之多，还有一些小姓象库（库褥官氏）、厍（厍狄氏）、芦（莫芦氏）、兰（乌洛兰氏）、茹（普陋茹氏或为茹茹氏）等也可在有的农村见到。与这些代北部族以及北迁汉族杂处共融的，还有通过战争迁徙到桑干河流域的平齐民（山东青州、济南等地）、河北民（河北定州等地）、平凉民（甘肃及以西）等等，虽然单从姓氏已难究底里，但今天的大同人中他们的子孙必不在少。
现在，凡来大同的外地人，都说大同人不排外，都佩服大同人的宽厚气度，原来这种包容是有其历史和民族渊源的。这于大同无疑是一笔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实现大同经济和社会超常规发展的今天，要引进先进科技，要学习和借鉴先进管理手段，要用新的思维方法更新我们的思想观念，这种固有的宽容和吸纳气量就更显其重要。
三、开放意识。现在我们不是总说大同人封闭、缺乏开放意识和改革精神吗？其实历史上的大同是蛮开放的，时至今日大同在有些方面所表现出的标新领异、敢为人先仍然是令人钦佩的。这种开放意识，总的讲是得益于其京师帝里、国之重镇的历史地位。
大同一直是塞上名城。汉代的平城是雁门郡的东部都尉治所。北魏有96年是都城，其实在建都前已有85年是代国（北魏的前身）的南都了。唐代的云州、大同是设守捉使和节度使的地方，到了五代石敬瑭割让燕（今北京）云（今大同）十六州时，燕和云是同等重要的边邑重镇。在辽、金、元的244年当中，大同是“非亲王不得主之”的西京，略同于现在的直辖市。明代是九边重镇之首，有“大同士马甲天下”之誉，徐达、常遇春这些开国元勋都做过大同的总兵，迄于清代，其边防重镇的地位仍未改变。地方大，自然见多识广，甚至能够产生先进文化，领导时代潮流。这可以从云冈石窟、明堂等北魏遗存、以及辽金的众多皇家寺庙建筑得到证实。
大同妇女的开放，自古以来就闻名于全国。清代的著名学者和作家李渔、冯梦龙等都对大同的女性有过记述，这恐怕不止是一出《游龙戏凤》的功劳。民族聚居使大同妇女天生丽质，更兼思想开放，爱美会美，因此就得了南有姑苏北有大同的美誉。李渔就大赞明清间“秦之兰州，晋之大同”妇女娇小而美健的双脚。其实大同的妇女岂止是双脚娇小、会打扮，而且有读书识字、知音谙律的良习，她们还爱净洁、善持家。这些难道不是京师名邑名门的遗风吗？北魏的女人就十分了得。拓跋珪立国全仗其母贺兰氏，因为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后来太武帝的保母窦太后、文成帝的保母常太后都是废立之时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文明太后冯氏的不随流俗和独立精神更在此三人之上，她硬是以“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为借口，不随其夫文成帝埋葬金陵，在方山立了主。辽代的几位应州籍萧太后，也都颇有作为，有的还是征战沙场的女主。这是大同的少数民族女性，汉族女性有作为者如西汉的文学家班婕妤、史学家班昭，明代的十三娘子等等。有人说大同女性的独立开放意识，是北方游牧民族母系氏族社会的体现，这话不无道理。从这里我们不仅应当注意到大同地面历来就有的开放意识，同时还应当特别关注大同的女性，重视这一人群中的经世之才。
讲大同人的开放意识，自然不能不说到北魏的太和改制。但太和改制只是一个标志、一种结果，实际上北魏的平城百年就是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漫长的汉化即封建化的过程。公元五世纪的八十年代文明太后、孝文帝祖孙二人终于完成了中国封建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改革，顺利地推行了“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这些改革不仅功在北魏一朝，而且从政治制度上为盛唐王朝的出现进行了准备。这应当是大同的骄傲。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们应当研究自已的历史和现状，开掘和继承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
大同作为塞上中心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进行商贸活动的桥梁和集散地。所谓“金得胜”、“银助马”、“马市台”，反映的是明清间长城内外繁华而有序的贸易活动。一出《走西口》则唱出了边墙内外的互相交往和依存关系。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的贸易往来和交往中，大同都是处于重要位置。其实，早在唐代大同的边贸就很发达。白居易有一首《阴山道》的诗，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唐元和年间通过阴山道用江淮的缣丝与回鹘交易马匹的事。据说由于交易的马匹太多，连路上的草都吃光了；缣丝织不过来，织妇们就疏织短截，以次充好。看来阴山道确是唐中后期一条重要的丝绸之路。殊不知阴山道正在大同，《新唐书.地理志》说：云州云中郡，治定襄县（今大同），“有阴山道、青坡道”。这条路线大致是从大同由杀虎口经呼市附近到达回鹘腹地（在今蒙古国）。其时的大同军城定是商贾云集，繁荣景象可以想见。
四、吃苦精神。大同人的吃苦精神，是与能源基地、文化名城连在一起的。这里所谓吃苦精神的内涵，既有广义上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又有如前所及大同人的质朴敦厚；既有从云冈石窟等古代文化遗迹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更有当代大同矿工和几十万产业工人所具有的吃苦耐劳、敬业奉献和不屈不挠、百折不回。
郭沫若先生在一首游云冈的诗中写道：“佛法虚无何足道，人民万古显精神”。云冈石窟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的历史地位、艺术和佛学价值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唐代高僧道宣在《广弘明集》中说，武周塞“谷深三十余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龛……石窟中七里极高峻，佛龛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这是唐人眼里的武周山石窟寺，显然比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绵延一公里、五十三个洞窟、五万三千余尊佛像的云冈石窟大多了。且不说设计运筹这样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需要怎样的谋略、气魄和创造精神，即就开凿那么多的洞窟，雕造那么多精美的石佛，需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需要怎样坚忍不拔的毅力去支撑！然而，云冈石窟的几项大的工程，主要是在公元五世纪的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完成的，也就是三十多年时间。而且在此期间还完成了京城的宫殿城池、明堂太庙以及圜丘、道坛等诸多皇家工程的建设。进行这些工程需要怎样夜以继日的劳辛啊！我们总说北魏的平城是百万人的大都会，实际上百万人是根据几次大的人口内迁算出来的，其间相隔数十年，并非同时迁入。而且这是京畿地区的人口数，包括今日同朔及内蒙南部和河北北部的地区。比如山东民是在山阴、朔州、怀仁一带设平齐郡（下属两个县）安置的，凉州民是在今天的内蒙凉城一带安置的。今天我们大同市的城市人口是120万，加上各县区是三百万，如果用开凿云冈石窟的吃苦精神和工作效率干工作、搞建设，又怎么能不是无功不成呢？
1990年1月，江泽民同志视察大同时，在矿务局写下了“无私奉献，争创一流”的题词。吃苦、拼命、敬业、奉献，这是煤矿工人的本色。计划经济时期需要这种精神，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需要大倡敬业奉献。因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前提没有变，我们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人民群众当家。因此，我们必须澄清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是市场经济，杠杆就只能是金钱和利益，再不需要吃苦奉献了。因为倘吃不得苦、不愿奉献、没有精神，如果是一个人，他是没有出息的，如果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同样是没有希望的。
小田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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