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是睡眠休息使用的家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发展从古至今有很大的变化,在我国主要有围屏(栏)床、罗汉床、架子床、拔步床等几类。
约在4万年以前,原始人群体在劳动之余,为了人体自身功能恢复的需求,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利用天然材料,来满足自己睡眠与休息功能的蒙胧意识,如躺在石板、茅草上枕着一块石头休息等。这是一种功能需要的条件反射,还没有在头脑中形成使用床的意识和反映,中国古代流传的“枕石寝绳”的记载,大概就是这一时期生活的写照吧。
床的产生约在公元前7OOO至4000年之间,我们祖先由早期的“随遇而安”到处漂泊,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掘地为穴”居住。有了固定的生活环境以后,对人的劳动和休息行为相对来说受到了一定制约,人们开始形成了以跪坐为主的社会生活起居习惯。出于睡眠与防止潮湿侵袭的需要。床这种家具就应运而生了。由于奴隶社会距离现在年代久远,床这种家具很难保存到现在,使我们很难知道实物的形象。但是我国的甲骨文字属于象形文字,是以比较抽象的形态表现自然界各种事物的一种符号,它可以大致反映原始实物的形态。甲骨文中“床”“疾”“宿”等字的形态中,都有“床”字的形象,从这些象形文字中可以看出远古的床基本结构比较简单,实际上是在木质或石质的床腿上搭一块木板或石板,与我们现在的床的基本结构大致相同。
商代社会时期床的制作与使用已有很大区别,下层社会使用的是用石板或木板制作的简单的床,而上层社会及大奴隶主则使用的是比较豪华的床。《尚书》中有“纣为象筝牙床”的说法,牙床就是指商纣王所使用的一种镶嵌式的床,是以木材为主要结构,上面嵌满各种蚌壳、龟甲和骨质雕饰的一种精美的漆床。当时人们的起居普遍以跪坐为主,所以床的高度较低。
春秋战国时期绝大多数人由跪坐转而以席地而坐为主,床的规模也较前代大,制作工艺以简单的卯榫为主。我国曾在北京春秋墓和属战国时期的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出土围栏床的实物，其中楚墓中出土的床长218Omm、宽139Omm,床面为竹编的床屉,上有竹枕,周围有围栏,有六只长方形卷云足,足高190mm,这张床无论是材料和工艺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汉、晋时期床的高度开始增加,垂足坐开始出现,有了与前代明显不同的大型的架子床。除原有的可以拆卸的围屏或围栏外,在前代围栏床的基础上增加了施放竹帘、蚊帐或帷幕的架子,床的底座为壶门造型,后来历代床的造型与装饰几乎都吸收了这个特点。从晋《女史箴图》和北齐的《孝书图》上可以看到这种床的尺寸加高加大以后,人们既可以盘膝坐于床上,又可以垂足坐于床沿。北朝有自一首著名的《木兰辞》是民歌的代表作,作者除了叙述有关木兰的传说以外,里边还有两句我们感兴趣的词句：“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这里我们可知道当时人们已习惯坐床,说明床与榻、席地而坐与垂足而坐从这时开始已经有了绝对意义上的不同。这个时期没有任何床的实物出土,但是从使用者的身体比例推断,这种床的高度约在450mm左右,与现代床的高度极为相近。
唐代的大床体量非常宽大，可同时坐数人于其上进行宴饮等活动,如中唐榆林二十五窟《嫁娶图》所示。我们还可以从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实为宋人所画)、唐代《得医图》及实为后人摹本的唐代阎立本所画《帝王图》等许多绘画上看到。这些床的形制基本一致,整体为长方形,床面中间镶板,四周嵌起木条,与后代的家具落堂攒边式的做法相仿,床腿一般都在六条至八条以上。多数的腿间均镶以各种弧形曲线牙板,光洞呈壶门状,加强了整体结构的强度,从力学观点来说是合理的。敦煌壁画上有许多床都是这种壶门造型,这也是唐代家具典型的造型。在唐代小说《太平广记·京都儒士》中写到一个人“床下蜷伏,更不敢动”,已说明一个人可以钻到床下躲藏,可见大床的高度与现代床的高度相近。
这种大床除坐卧以外,往往还可以在上边陈设箱笼等物。唐小说《太平广记·窦玉》就载有：“自牍而窥其内,独床上有褐裘,床北有破笼。”这种情形在绘画上也有表现。在唐代上层社会的家庭中,在这种大床上往往还配以屏风或帐帱等,《得医图》上的床就是如此。
还有一种小型的床主要是供单人坐、卧休息用,又称“卧榻”。唐姚能在《安禄山事迹》中所记,唐玄宗赏赐安禄山的物品中就有“白檀香床两张,各长一丈阔六尺,贝占稳牙床二张,各长一丈三尺”前者为大床,后者便是这种小床。四川万县唐墓曾出土这种小床的磁明器,在盛唐第103窟维摩活壁画上,也有一个小床的形象,形制是相当豪华的,其整体为壶门造型,矩尺形腿,腿间光洞是由曲形牙板组成,床后有折屏数扇,由四周的栏柱支撑顶盖,以帷幔配合使用,体量相对来说较小。
床的发展从唐末、五代后逐渐发展成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北方地区的辽代、金代直到元代,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很少交流,较多地继承了唐代的风格,造型低矮粗犷雄浑。北方架子床很少出土,我们仅能在金代虞寅墓壁画《乐伎图》中看到绘有架子床的形象,其形体结构非常高大,上有顶盖,床上也有幔帐配合,床前面镂雕的花罩和围成一圈的床屏组成一个很大的空间。进了花罩门(即床的门),是同床面一样宽的床地坪前沿部分,每张床的床面好似一个硕大无比的炕。但是,在民间家庭中广泛流行各种罗汉床,辽代、金代、元代各代都有家具实物明器出土,是形制相对较小的寝具。主要特征是床的后边、两侧均安装围栏或围屏,围栏或围屏之间直接结合,没有间柱,一般情况是后边的围栏或围屏造型高于两侧。其中有三块围屏的为三屏式,五块围屏的为五屏式,最多甚至有七屏式,屏屏相叠连接,呈叠罗汉状,多与脚踏同用,因之谓罗汉床。其做法很多,仅围屏就有独板围子、攒边装板围子、攒接围子、门簇围子等。床身也有无束腰和有束腰的区别,脚型和雕饰图案更是丰富多彩。在山西大同阎德源墓出土的金代罗汉床,长方形床面上铺木板,下有秋叶造型的腿足,床面周围有栏杆,这种造型在辽、金时期非常流行(图1)。
图1 罗汉床 山西大同阎德源墓 金代
在南方地区,床的造型从五代、宋代开始完全摒弃了唐代的风格,转而以清新挺秀的南方风格为主,逐渐演化成为明式家具风格。主要有便床(无屏床)，罗汉床和架子床,造型有券口式、壶门式、托泥式等,这是因为南方的气候潮湿,高些可远离潮气,有架子可悬挂蚊帐。在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上可以看到一个架子床和罗汉床。架子床的整体造型秀丽,看不到床岭,床的两端置有灯挂式挂衣栏杆,床侧有屏,屏面满绘山水,通体有中幔帐配合使用。罗汉床的床面较低,床的两侧及后面多有半屏式栏杆或围屏,供依扶或遮靠之用,是日常起居活动的主要家具{图2}。
图2 韩熙载夜宴图 五代
无屏床属结构简单、体量较小、移动方便,床面没有任何屏蔽栏杆的普通木板床,是大多数家庭使用的主要家具,《淮阴消夏图》《重屏会棋图》《女孝经图》上都有这类床的形象。床是纯静态休息用的寝具,也就是用来在夜间睡觉的家具。而罗汉床既可以用来小憩,又可以作为主要日常起居活动使用的家具。这两种家具无论是造型,还是规格上都是有所不同。《长物志》中有：“坐高一尺二寸, 屏高一尺三寸,长七尺有余,横一尺五寸,周设木格(围栏),中嵌香妃竹,三面靠背,后背与两旁相等,此榻之定式也。”这里实际上说的是罗汉床,也有称为“弥勒榻”的,《鲁班经》上又称“禅床”。清代床类家具最有特色的就是罗汉床,使用相当普遍,无论史料,小说中都有描述。它的主要特点是无架子,仅有三面围屏,床面高度相对较低。《红楼梦》中曾经写道：“贾母东边设一透雕要龙护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之上头又设一个及轻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这种榻实际上就是罗汉床。
沈阳故宫藏品中就有一张五彩螺钿罗汉床,造型用线透婉，装饰绚丽华美,是清代珍品之一,类似精品北京故宫也有(图3)。
图3 罗汉床 清代
明清时期常用的是架子床,包括有“四柱床”、“六柱床”、“拔步床”等几种。四柱床又可以称为凉床,床的四角立有四根柱子,用以支撑床岭(床顶盖)或悬挂帷幕幔帐。有的床后及两侧有半屏,或雕花式围栏。床面多用藤编的胡椒眼床屉,这种床多见于南方,与《鲁班经》上记载相同。六柱床又称架子床,《鲁班经》上也有记载,明清时期多用于北方,现在有许多文物遗存。床的体量要较四柱床大些,除四角柱外,在床的中部也有两根立柱,是为安装转子门或留门而设，这种床的后面及两侧均设围屏或围栏，极少数为半屏,床前边采用罩的形式,床面采用藤屉和木板,内中可置炭火盆，封闭性较强，多数配以脚踏使用。拔步床的陈设豪华富丽颇有一种宏大的气势。其形体结构非常高大,上有顶盖,床前面镂雕的花罩和围成一圈的床屏组成一个很大的空间。进了花罩门(即床的门),是同床面一样宽的床地坪前沿部分,每张床的床面好似一个硕大无比的炕。床前设浅廊,浅廊中可设炭盆取暖,并可设脚踏。床地坪的两端多放置两座小柜、床屉下面有抽屉。其品种仅见与记载的就有雕漆床、螺钿床、填漆床等(图4)。
图4 拔步床 清代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北方气候寒冷,人们不习惯使用床,多数家庭住宅以炕代床,在炕上(一种与建筑同时构筑的附属结构,以砖石铺面,内可用燃料取暖,是床的变种)睡眠。日常使用以矮形罗汉床为主。有些大户人家,则使用带罩的炕或大架子床,可内置火盆等取暖设施,床比较厚重封闭,上边可以悬挂幔帐,这是取暖保温的需要。“炕”可以说是建筑与家具的一种结合体,尤以清代对于这种特有的建筑形式的做法非常赞赏,往往在炕的前沿加装花罩,炕的后沿摆炕屏或陈设挂屏。《红楼梦》中就有：“那架玻璃炕屏…………借了略摆一摆就送回来。”无论在北京或沈阳的故宫内,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加了花罩的炕,北方起居习惯多喜欢在炕上进行多种活动,如会客、宴饮等。这说明清式家具与明式家具有较大的变化。总的来看,我国床的发展由于地域广泛,其风格变化较大。但都蕴含了中国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的结晶,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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